“素質”一詞具有濃烈的中國特色，不管什麽都可以和“素質”搭界。比如“素質教育”，我到現在還沒弄明白什麽是“素質教育”，難道學一點琴棋書畫和鋼琴奧數就是素質教育了嗎？難怪中國的教育改來改去還是這麽一個熊樣。
“文化素質”是人們常掛在嘴邊的，這應該是指人們的文化修養和知識水平，這些又與學識和學曆這樣的客觀指標相關。文化素誌比較好鑒別，所以人們常用。但也有濫用之嫌，比如我們批評某人的某個行為，就會說，這人沒文化，素質差。
現在，當我們談到民主的時候，“素質論”自然就跳出來了，不過，這裏的“素質”和文化素養沒有必然的關係，在一個普遍的文化素養比中國差的國家，比如印度和菲律賓，人家也早就走上了民主製度，為什麽中國就不行呢？
韓寒用“當街上的人開車交會時都能關掉遠光燈”這樣的“表麵素質”來討論中國人施行民主的素質其實也是缺乏說服力的。
“素質”，說到底是一種能力，一種對自身，對外部世界能有所洞察，能評判，能認同或排斥，並將自身的價值觀付諸實踐的能力。
那麽，我對於“民主素質”是這樣定義的：思想上，對於民主的基本理念，即平等和自由的接受和認同，並為之努力；行動上，不旦尋求自身的平等自由，而且極力維護他人的同等權利。由於平等是民主的基礎，所以“民主素質”就是平等的觀念和遵守規則的自覺性。
中國人普遍具備這樣的能力嗎？
毫無疑問，我們不具備。這點不用多說，魯迅等人早就有過大量的論述，用最近韓寒的話說就是：“他們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隻要別發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為他人尋求公正和自由不會引發人們的認同。最關鍵是就大部分中國人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隻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 ”
不是嗎？就說最近發生的烏坎事件，雖然被許多人認為是民主的星星之火，但是本質上還是一個宗族的內鬥，一開始大家都隻顧眼前利益，走私造假分地，當然“族長”們得到的好處更多，但也不見得有人在乎：因為隻要我也有一碗粥和就可以了。但是當分到最後一畝地的時候，方才醒悟就要大難臨頭，這才揭竿而起，要“政府主持公道”，“為民伸冤”，“青天大老爺”斷完了案，愚民們又打出橫幅：“擁護共產黨”，“感謝政府”。
幾千年的奴化，把我們早就成了這樣一群人：既想穩穩當當地做奴隸，又暗地裏不停地找機會翻身做主子，雖然在某時某刻做不了主子（比如打工仔幹活時是奴隸），但它時它刻搖身一變就是主子（下班後去卡拉OK麵對小姐們就是主子了）。
中國人幾乎每個人都身兼奴才和主子兩職，暫時沒有這個能力的也要告誡自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在這個往上爬做人上人的時候，我們是不擇手段的，隻要“結果正義”，並不在乎“程序正義”的必要性。
是的，中國人其實並不喜歡平等，我們要的是比別人更“平等”，我們喜歡特權，所以當自己家裏沒有貪官的時候我們罵貪官，當自己的親人當了官，我們巴不得他明天就揣著一大袋紅包回家！
我們隻要有任何一點點關係，哪怕有一個當鄉長科長的爹，就能趾高氣昂地甩一句“我爸是李剛”而目空一切了。沒錯，我批評“我爸是李剛”有些底氣不足，因為我爸不是李剛，如果是，這塊招牌不用白不用嘛！
在這樣的一個文化氛圍下，我很懷疑用一朵茉莉花就能讓中國邁向民主。
那中國人什麽時候才能享受民主呢？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中國人如果真的要民主，民主的契機還是把握在自己手裏。
路要一步步走，饅頭要一個個吃。餓極了要吃5個饅頭，你不能說隻是第5個饅頭起了作用。吃饅頭也是需要時間，消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方勵之先生用了一個數學公式概括中國民主的進程，即：從五四運動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從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１９１３－１６２９）－（１９８９－１９１９）＝２１４年。 (對比曉波的300年理論) 。（參見：方勵之：民主何時能實現？——紀念“五四”九十年 ）
可同宗同族的台灣已經民主了呀！台灣是同宗同族，可是人家的文化造就被日本，荷蘭和美國殖民了，台灣同胞的民主素質遠勝我們（當然，台灣的民主如何發展，我們也應耐心觀察）。
最近，我身邊不少台灣朋友回國了，他們不是回去過春節，而是專程回去投下莊嚴一票，切身參與大選。
試問，假設大陸也民主了，我們有多少人願意利用自己的假期自費回去投票？也許你說，中國大陸根本沒有一人一票，空談什麽選舉？
那好，先不說中國，看看海外成為美籍、加籍的同胞們參與所在國選舉的百分比有多少？而他們卻又為何熱衷於什麽同鄉會，XX協會，甚至每一個地方的教會和文藝團體都分成若幹山頭和派別？
前天晚上，在《讀者》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六親不認的“印理工”》，摘要如下：
卡梅婭是一名電腦程序員，她報考了印度大名鼎鼎理工學院計算機專業研究生，盡管卡梅婭雄心勃勃，卻三次名落孫山。
接二連三的失敗，讓卡梅婭非常沮喪。有段時間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整日不出。父親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他敲開了卡梅婭的房門，說“孩子，憑你的實力，你完全可以考取印度的其他任何一所大學，你幹嘛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呢？”倔強的卡梅婭擦去眼角的淚水，對父親堅定地說：“不！爸爸，我一定要考取印度理工學院，它是我的夢想，我從來就沒有想過放棄。”父親輕輕地摟了摟卡梅婭，既心疼又欣慰地說：“爸爸祝福你，相信你！”
從此，卡梅婭更加勤奮，她辭去了工作，全身心地撲在書本上。功夫不負有心人，第4次考研，卡梅婭以筆試成績第一名，麵試近乎完美的表現被印度理工學院錄取。按照傳統，印度理工學院每年要在開學典禮上，為成績特別優秀的入學新生頒發獎狀和獎金。那天，卡梅婭同其他一批優秀新生一起站在主席台上等院長巴隆迪先生給他們一一頒獎。
當巴隆迪院長走到卡梅婭麵前時，卡梅婭輕聲地說：“爸爸，我終於成功了！”“孩子，我為你感到無比的驕傲。”巴隆迪院長緊緊地擁抱了一下女兒。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今年4月巴隆迪院長在中國教育電視台訪談節目中，跟觀眾說起了這件事。
我想，中國民主的到來，不是韓寒說的兩車交會關掉遠光燈，而是等我們大多數海外華人參與當地投票，積極參政；當我們的國家也出現一兩個巴隆迪院長的時候，民主就水到渠成了。
當然，要是等不及，我們可以祈求上蒼給百姓們神威，打敗手中擁有坦克大炮與核武的中共，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隻是這樣的“民主”質量叫人擔心，遙遠的非洲不說，菲律賓就可以讓我們好好思考一陣了。
當然，如果革命真的來臨，沒有人能夠阻擋得了，可是我們應該明白的是，革命之後的結局將是專製的輪回，所以我們要避免革命，采用理性的方式推行漸進的改良和民主。這個，我們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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