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十三釵，為張藝謀扼腕，謀子老矣！
曾幾何時，作為中國影人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張藝謀與陳凱歌成為中國影界耀眼一時的雙星。陳的《黃土地》與張的《紅高粱》是八十年代大陸電影徹底告別詮釋流行政治概念的敘事模式的裏程碑。《紅高粱》高揚人性旗幟，蕩氣回腸地譜出一曲中國人的酒神精神之歌。之後，老謀子一口氣拍了《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由人性解放到文化批判，主題發掘不乏深度，人物形象鮮明生動。繼之，著眼於生存狀態的《秋菊打官司》和《活著》，也不失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佳作。同時期陳凱歌的《邊走邊唱》和《霸王別姬》，及田壯壯的《藍風箏》一並夠成這道銀幕風景線。 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氛圍孕育出的文化小複興，有這樣一批文學原創和銀幕景象令人欣慰，給人希望。在中短篇小說日漸成熟的基礎上，我曾期冀史詩般的巨著不久會出現，以之為腳本的銀幕經典的出現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自然，老謀子是被寄予厚望的導演之一。
然而，老謀子卻華麗地轉身了。為什麽？有人說，《活著》被禁，老謀子忍受了被強奸的痛，而這時，皮條客張偽平出現了。一句話點醒了謀子：與其被強奸不可避免，那就享受快感吧！無論這種調侃多刻薄，實事是老謀子確實被引到邪道上去了，十幾年的藝術生命基本被浪費。說“基本”是因為還有個《我的父親母親》美輪美渙地最後靈光一閃。之後一路下來，老謀子就回到攝影師的位置，調侃者說他已成裝修匠。
有人說老謀子不會講故事。 非也。一流藝術塑造人物，二流藝術編造故事。看完一部作品，你或許忘了故事細節，但記著人物，那是一流作品。如果你記著離奇故事，而人物模糊，誰都可以代替，那已是二流了。金庸故事有人物，而古龍的故事隻是故事，這就是區別。紅樓夢裏的瑣事一般讀者誰記得清，但一個個人物卻活在人們心中。電影也一樣。《走出非洲》的故事很散，可人物個性不散。
老謀子後來那些爛片不是故事惹得禍，而是主題不明，人物沒了靈魂。譬如〈英雄〉，一個被強奸的主題下，即便表示順奸，賣力叫床，高潮也是假的，誰會被感動。玩這種遊戲非情商智商雙高者不能。謀子的情商夠了，智商不足。其實要拍秦王的馬屁而又讓英雄死得不那末難看也不是無技可施。謀子在早期片子裏是很會鋪墊的，在《英雄》為何就腦殘了？隻顧裝享受嗎？不盡然。《英雄》是花了老謀子的大功夫的，隻是一旦心思入了左道旁門，那腦子就動不到正經地兒了。你會覺得導演和觀眾的思維已不接軌了。以我一觀眾的邏輯而言，《英雄》的主題既然是製止戰爭，那末，開篇就要喧染列國混戰的災難性局麵，特別要讓及幾位英雄打小就飽受戰亂之苦，家人皆死於列國混戰，於是立誌止戈。而這時，秦王的一統之戰已勢不可擋。英雄以為刺秦可以止戈，而最終無奈地明白，隻有一統才能息兵。於是劍下留人。不過，暴政還是難為英雄的價值觀所容忍，可以讓英雄要求秦王許諾一統後廢除暴政。這樣玩是不是好些？至少比較好些。糾結這個老話題是要說十三釵犯了同樣的病，鋪墊不夠。
老謀子爛片拍膩了，再次浪子回頭，回歸藝術。拍十三釵這樣重大背景下的奇特故事，本身沒什麽錯，拍好了就是絕響。據說嚴歌苓的原作是源於曆史素材而不是憑空捏造。但這不是說你怎麽拍都有真實感，畢竟不是凡妓女都會如此俠義，那末這群人的特殊情操就需要認真而真誠地敘述，戲說不得。顯然，拍這樣的片子，主題是明確的，關鍵人物塑造，刻畫十三義釵的個性和走向義舉的心路曆程。乍看題目和宣傳，以為是十三位個性鮮明之義釵的英雄譜，可實際卻是隻寫意了1 ＋（ 2 x 0.5）釵 （“一加兩個半”），其餘都沒戲。“一加兩個半”，一個墨玉，和兩個過早犧牲的兩釵，而她倆的戲也隻有那點點，合起來相當於墨玉一釵的戲。另外我說她們各為0.5釵，是因為不如此就是14釵，因為最後還留著12釵。我真不知張導和編劇是如何點卯的，真的先死掉的兩釵算為0.5？不可思議！這片題先就錯了，而且錯得離譜。如果張導說其實一釵是那小男孩，那兩個自己找死的不算，我真要為你斷腕，而不是扼腕了。
這個秘密是寫到此處才意識到。本來要寫片真誠的影評，這一發現倒了胃口。雖然我對該片的許多情節不足感到遺憾，可謀子回歸藝術片還是讓我欣慰和期冀。但你拍了一年都馬虎得連幾釵都沒數對，你回歸的真誠度就大打折扣。那末其他細節沒好好推敲就不言而喻了。你要是仍然學好來塢拍商業片，而不是學西歐拍藝術片。我們就不多嘴了。你也就別指望神馬小金人了。
人說浪子回頭金不換，可惜，浪蕩成性了，真想回頭時，舉手投足還是不象真君子。俗話說，習慣成自然，改起來不容易。
洗洗睡了。明天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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