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農村扶貧的唯一道路
關於扶貧的一個常見誤區就是把城鄉對立。很多人，包括決策者，簡單地認為城市意味著先進、文明與富裕，而鄉村意味著落後、愚昧和貧窮，因此城市化被很多國家作為解決農村貧窮問題的萬靈丹，廣泛使用。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城市化固然可以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短時間內高速增加GDP，從統計數字上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程度，但對改善大多數貧困人口的實際生活水平，卻影響甚微。尤其是從長期角度的發展來看，很多時候，城市化隻是把貧困人口從農村集中驅趕到城市的邊緣，把他們從貧困的農人變成依然貧困的市民，對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貧窮狀況並沒有根本的作用。
從人類曆史發展角度來看，大規模城市化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後，是需要集中人力資源，減少流通成本的工業化生產方式的副產品。由於城市化後地產大幅度增值，因此在有限的土地上建設高樓大廈成了最劃算的選擇。然而世界上，尤其是中國，有很多城市是建在地震帶上的，隨著地球進入新的地質活躍周期，而人類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很多城市高樓大廈裏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都處在強烈地震和其它自然災害的陰影下。2005年新奧爾良的恐怖的風災水災讓我們意識到現代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人類麵對嚴重自然災害時的防範能力並沒有增強，如果不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其後果不堪設想。
從國防角度來看，高度城市化會令政治資源、智力資源過分集中，反而不利於國家的生存力。古今中外曆史在這方麵的教訓很多。北宋末年的都城汴梁，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經濟最發達，市區最繁華的城市，然而當戰爭來臨時，盡管北宋從兵員人數到軍事技術都遠遠超過金國，但由於指揮失當，都城淪陷，幾乎全部皇室成員與文武大臣被擄掠異鄉，慘遭淩辱，史稱“靖康之恥。”汴梁失陷後，整個國家群龍失首，盡管外地還有幾十萬援軍，也無法挽回北宋滅國的命運。
自二戰結束以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與發展，令城市在戰爭中格外的脆弱危險。在美蘇兩國的核威脅下，中國從六十年代開展的“三線建設，”把大量的工業與國防建設項目安置在中西部，給中國開拓了一個廣大的戰略後方，也形成了反擊力與震懾力，為中國贏得以後幾十年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安全環境。當今的國際安全環境更加複雜危險，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一定要有國家安全意識。不能一味地擴張城市規模，過度集中人力與腦力資源，反而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
從環境角度來看，高度城市化給自然帶來巨大的壓力。現代城市是一片鋼筋水泥的森林，加上汽車尾氣、工業排放的汙染，使城市產生“熱島效應”，嚴重影響正常的自然生態循環。而且城市化的推展令中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日益嚴重。從長遠來看，無論是高汙染的煤炭，還是高價格的原油，都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飲鴆止渴的效應。如果不從環境保護角度著眼，即使靠城市化增加了GDP，讓一部分人發了財，可是大多數國民失去了健康，子孫失去了家園，這樣的發展又有什麽意義？
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重大誤區就是放任不法商人把大片膏腴之地變成不生五穀的住宅圈，表麵上創造了財富，實際上是自掘墳墓的行為。中國的人均耕地數量本來就居於世界後列，城市化占地越多，糧食安全就越岌岌可危。而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糧食安全，其他的安全是完全談不上的。靠圈地建房來創造的所謂的GDP，無非是“刮地皮”的一點浮財而已。
我們必須承認過去三十年，中國城市化進程飛速，億萬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建設更是日新月異，令人目不暇給。然而由於城市擴張，大量一無所長也一無所有的農村人口被動地進入城市係統，他們從就業到生存，都要承受巨大的壓力乃至歧視，社會福利更是難以得到保障。如何幫助這些從農村到城市的新貧民改善生存環境，將是扶貧事業的一個重大挑戰。和三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社會與人口結構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反思城市化進程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尤其是討論城市化對推動全民脫貧致富以及國家安全方麵的作用，勢在必行。
總之，我們應該破除靠城市化扶貧的迷思，認識到當今世界從技術角度來說已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信息革命使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地交流，交通技術的發展也大大縮短了地與地交流的成本，新能源、新材料的發展幫助突破能源瓶頸，因此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應該利用後發優勢，避免重走環境高汙染，人口高集中的城市化老路，而直接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經濟發展與自然保護相結合，開拓一條因地製宜的生態扶貧新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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