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聿文
中共十八大因為涉及到領導人的更迭，而舉世關注，去年下半年以來，圍繞著十八大的猜想，演繹出各種版本。這一方麵固然反映出在全球金融危機深化的今天，中國大國地位的重要，但從諸種猜想隻局限人事角度看，又說明中共還處於一種威權體製。一個對世界有著越來越大影響的國家，其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卻像霧裏看花般不透明，這是引起人們興趣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僅僅關注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可能會失去其他有意義的一些變化。誠然，不同領導人的上台會帶來執政風格甚至執政思路的不同，就此而言，十八大選出哪些寡頭執政也很重要，但就中共來說，個人的風格乃至思想可能要隱藏於黨的意誌的背後。像中共這樣強調紀律和組織性的列寧式政黨，黨的意誌和共同性永遠大於領導人的個人思想。所以，如果黨有什麽重大的政策變化，這不是某個領導人的思想反映，而是黨的領導集體平衡、協調和達成一致的結果。
未來5年執政內容更值得觀測
由是前瞻十八大，誰來執掌中國的權柄其實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重要。換言之，假如十八大後執政思路有改變，在現有的常委潛在競爭者中誰勝出結果都一樣。因此，與其過於關注十八大的人事布局，不如預測一下十八大會出現什麽新變化或者哪些問題會成為十八大的討論重點。
對此進行準確預測當然也很難，但並非完全無跡可尋。一般來說，像中共代表大會這樣規劃未來5年黨和國家政治大事的大會，後次大會總是承續前次大會沒有完成的任務，並著眼於黨和國家當前麵臨的突出問題來確立大會關注的重點，製定政策和目標。按照這樣一種思路，大致可以認為，十八大會把文化發展、民主建設和社會治理三個問題作為重要議題而成為中共未來五年執政的內容。
事實上，從中共今年以來的幾個重大部署尤其是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及隨後對十八大代表選舉的布置來看，亦能觀察到這一點。
十七屆六中全會在聚焦於文化體製改革與發展的同時，也作出了十八大於明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的決定。隨即在11月初，中共印發了《關於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對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作出全麵部署。
中共十七大以來迄今一共召開過六次中央全會，除一次全會按慣例選舉中央領導人外，其餘五次全會都分別有不同的主題，如二中全會的主題是機構改革，三中全會是農村改革，四中全會是黨的建設，五中全會是十二五規劃，六中全會是文化改革與發展。現在距十八大召開還有10個月時間，按照常理應在十八大前夕還會召開一次七中全會，但這次全會的內容不會就某個具體的議題作表決，而主要是部署如何召開好十八大，因此，從黨的思想和理論建設角度來看，十七大的使命在六中全會後就已結束。
縱觀二中全會到六中全會，盡管機構改革、農村改革與發展、黨的建設也非常重要，但這些問題並不是新問題，以前曆次大會和多數全會及重要會議都涉及過，而且還專門形成過黨的決議。唯獨六中全會研究的文化改革和發展問題，對中共而言是一個新的命題。在中共曆史上，以全會形式研究文化發展和改革問題，提出複興文化，建設文化強國的曆史使命，這是第一次。某種意義上，它反映了中共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開始意識到文化複興對中國崛起的重要性。
但中共所追求的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不是在短時間裏就能見效的，甚至也不是未來5年就能實現目標的，這注定是一個長期任務，是黨和政府今後工作的重點，因此，雖然十七屆六中全會已把此作為全會主題，相信十八大上它還會繼續成為大會的一個重要議題而受到代表們的關注和討論。
下一個焦點問題是“民主”
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是繼文化問題後又一個社會持續關注的焦點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的最終目標是要全麵實現社會民主，但從當前而言，先黨內民主後社會民主，由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可能是一條成本比較少的路徑選擇。
從黨內民主看，有關十八大的代表選舉工作已初見端倪。上述《關於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就有兩個亮點值得關注：
一是代表差額選舉的比率應多於15%，而十七大代表選舉的相關提法是“不少於15%”。從“不少於”到“應多於”，雖然差額選舉的比率提高不大，但這個表述上的變化，強調了擴大黨內民主的努力，因為差額選舉也是一種競爭性選舉，黨代表選舉有了競爭，黨員們也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民意的更加尊重，是一種民主的進步。
二是代表選舉在結構比例上要做到“兩增兩減”、“一個提高”。
簡言之，就是要增加和提高基層和一線黨員代表的比例，減少各級官員的代表數。代表比例結構反映一個政黨的組成，如果官員比例過高，很容易使“黨員代表大會”變成“黨員領導幹部代表大會”，或各方麵各部門領導幹部的工作會議，那樣，其構成有違“黨員代表大會”的本意，不能體現出黨代表大會的民主性。
基於此，可以預見十八大對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會有進一步的論述和部署。中國民主可能在十八大會後會碎步或小步前進。
另外，最近幾年，社會利益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凸顯，群體事件不斷發生，幹群關係緊張，從而將社會治理提到了黨和政府中心工作的突出位置，於是也就有了今年中共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強調和工作部署。
但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由於改革以來對經濟建設的過分追求，致使社會發展、社會建設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經濟建設，導致一係列矛盾和問題頻現，嚴重威脅社會穩定。而權力過分集中於黨和政府，尤其是一把手手中，政府過度壟斷社會各方麵資源，主導社會經濟的運行，這又使得黨和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而該管的事又沒做好；並導致社會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方式落後，不僅無法應對社會轉型帶來的大量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挑戰，反而製造一係列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致使事情更加惡化。
因此，要有效應對社會矛盾的爆發，在未來十幾年，中國將會步入以社會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逐漸讓位於社會建設的時期，懂得社會治理將是政府和官員的必修課。從上述十八大黨員代表的選舉看，基層代表比例的提高，尤其是工人代表的增加，固然是黨內民主的一個趨勢，但亦是為了社會治理的需要。基層代表的增加，表明中共將更加重視基層群眾的利益和訴求，執政將更加依賴工人農民等基層群眾，政策也將向基層群眾傾斜。十八大對此也應該會有一個更完善的表述。
作者是中國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