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後去了一次母校。我的母校原來叫上海第一醫學院，文革後不久，升級成了上海醫科大學。江澤民時代，又被逼著去和複旦大學合並，變成了複旦大學的醫學院，把好端端一個知名的上海第一醫學院，就這麽從曆史上抹掉了。然而名字雖然變了，在我的心中，它還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還是當年我們掛在口頭的“上醫”。 多年不見，母校的變化真的是巨大的。但最令我感慨的並不是那已無處尋覓的我住了六年的宿舍，不是那新修的高聳的圖書館，恢弘的明道樓，也不是那隨處可見的外國留學生，而是兩座雕像。一座已不複存在，一座卻是新建的。
那不見了的是毛澤東的雕像，以前矗立在學院的小操場上。毛澤東身穿大衣，挺胸揚眉，顯得威武軒昂。他高抬右手，“指引著革命的航向”。想當年這座雕像被“請”進來時是何等的熱鬧：全校敲鑼打鼓，人人手持紅語錄夾道歡迎，那“萬壽無疆”的口號真不知喊了多少遍。然而毛澤東本人並沒有能萬壽無疆，就連這鋼澆鐵鑄的雕像，也隻豎了十幾年，後來就被鄧小平改革的浪潮衝走了。這真是當初誰也想不到的。
那新立的雕像在學院大樓對麵的草坪上，那是由花崗石塑成的一位老人，顯得慈祥平靜和安寧。這雕像塑造的不是別人，就是當年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老院長顏福慶，是曾在美國耶魯拿到醫學博士的第一個亞洲人。
毛澤東和顏福慶可以說是朋友。當初在湖南湘雅醫學院時，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得了嚴重的菌痢，後來是被顏福慶治好了的。解放後，毛澤東點名宴請了他。顏因之支持新政權，甚至以古稀之年還帶衛生隊奔赴朝鮮。但大躍進以後，政治氣氛日益濃厚，顏福慶這個基督教徒就漸漸被冷淡了。他虛戴了一頂上醫院長的帽子卻沒有一點權力。我們一醫的學生，但知道學院有李書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見到我們的院長顏福慶。那時他被揪上了批鬥台。他家中有一張毛澤東和他共同進餐的照片，就掛在牆上，竟也沒有能保他免遭惡運。我記得那天他戰戰競競地站在批鬥台的右角。他已老得站不穩了，由他的兩個家人攙扶著。他用一雙困惑和昏花的眼睛，麵對著會場上如林的拳頭和如雷的吼聲。他回答不出“革命小將”的任何問題，背不出任何一條語錄，他弄不懂天下怎麽突然大亂了，想不通自己怎麽突然和這麽多戴紅袖章的年青人結了仇。他站在那兒，如夢遊一般迷茫，如篩糠一般發抖，以至批鬥結束，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勒令他“滾下曆史舞台”時，他仍然站在台上不知所措。那種可憐和驚恐，至今都曆曆在目。
當年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把顏福慶送上了批鬥台，而今卻是顏福慶的雕像取代了毛澤東。曆史如潮，可以被攪得一片混濁，但到了海晏河清的時候，各自仍然會回到他應有的位置上。母校的雕像使我想起的，就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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