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辭典005期：“居委會”六十年流變（圖）

來源: judongying 於 2011-11-04 05:56:40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308511 bytes)

感受隱密的當代史脈搏共和國辭典005期：

“居委會”六十年流變

來源：騰訊新聞

50年代初期上海某居委會成員在熱烈討論

“居委會”六十年流變

幾千年來，我國基層社會始終延續著一種控製性管理的“編戶齊民”製度，北宋後稱“保甲製”，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民國期間，保甲製度被描繪為一種與警察、特務類似的壓迫人民的製度。而新中國成立後，取保甲製度而代之的，叫做“居委會”。

那麽，居委會這種基層組織製度究竟有何特點，與政權、與人民是什麽關係？在人們日常生活中起過哪些作用，在不同曆史時期分別叫什麽名稱，有什麽不同之處？為什麽說今天的居委會在走向回歸？

別一聽到“居委會”就想起居委會大媽，本專題將介紹給你一個你不知道的居委會。

[創設]“摧毀反動的保甲製度，組織居委會”



		1949年10月，中國第一個居委會在杭州出現
		居民委員會，是新中國成立後城市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主要形式。1949年，剛剛進城的紅色政權對於眼前的大都市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雖然在革命之前，黨的多數領導人都曾有過在城市生活的經驗，但試圖像改造農村一樣改造一個城市顯然是兩碼事。在北方的城市，共產黨的基礎比較好，成立街道政府，就能夠很好的控製、治理基層民眾。而在國民黨根基深厚的南方大城市，過去實行的保甲製度還有很大控製力，不根除這種勢力，基層的統治就極不穩固。因此，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迫切需要一種取代保甲製的基層自治組織，於是“居委會”應運而生，1949年10月，新中國第一個居委會在杭州出現。
居委會一開始並不受政府青睞，是“問題最多的一種製度”
居委會製度雖然是應運而生，但對於依靠群眾起家、以群眾路線為法寶的新中國政權來說，在城市建立基層自治組織是預定計劃。原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曾回憶說：“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門看遊行時跟我說，要把城市裏的各種人都組織起來。” 彭真是這一計劃的有力推動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就曾在農村進行基層自治實踐，甚至學習過閻錫山和國民黨的經驗。但在1954年以前，很難說“居民”委員會能不能成為城市基層普遍的居民組織。當時抗戰時期延續下來的“冬防會”、“工人福利會”都很普遍，新的“街人民代表會議”、“街政委員會”和“裏弄福利會”、“治保委員會”、“救濟調查委員會”、“防盜隊”等居民組織，也都備受政府重視。各地還繼續拿出各種新的基層自治方案。那居委會為何能在1954年後取得“定於一尊”的地位呢？並非因為居委會是當時實行得比較好的一種製度，恰好相反，最初的居委會製度是“問題最多的一種製度”。

[整頓]“階級淨化機製”：居委會的“國家化”



	起始：居委會代表居民利益跟政府做談判
	在居委會製度廣泛實行的上海，在居委會創立之初，就被認為有許多嚴重問題：“貪汙浪費嚴重”——最多報告有80%的經費被貪汙浪費掉；“人員成分不純”——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是職工，而是所謂的“社會威望人士”；此外，還有機構臃腫、多頭領導、組織不健全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從表麵上看，是製度不完善和觀念上的問題，但在深層上，其實是社會屬性的問題。最初的居委會，在性質上是非常純粹的群眾自治組織，自行籌款，自己組織人員，出現的種種問題可歸咎於各種層麵社會人物對這一組織的利用和競爭，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屬性顯示了居委會強烈的社區性質，甚至可以代表居民利益到政府處談判。
以1952年上海久安裏為例，當時久安實業地產以地價稅增多為由要求增加房租一倍。在久安裏居委會領導下,由居民每十幢派一代表到區政府調解,結果房租隻增20%，並且還讓大房東修了路麵，減免了軍烈屬房租。久安裏還建立了居民保健站,接洽二個西醫診所,居民憑居委會保健證看病,掛號費由居委會支付。此外，居委會還組織募集資金，支付得了重病的居民的治療費用，以及為死者送葬。這些事務顯示了居委會的社區組織特征，代表居民的利益、有一定的權力的資金，為居民的困頓提供支持，表現了相當的社會性。對於政府來說,這些福利性事業本來並不與國家職能相衝突,反而有助於政權的穩定。但它帶來的一個危險是,這種社區共同體的組織,與新生國家政權一體化的要求有相當大衝突，當居委會的權力沒有有效機製製約的情況下，這種製度就很容易被非法利用。因此,政府將這些問題的根源歸為“人員不純”,即“階級敵人的破壞”。於是，與建國初的“三反”“五反”等運動同時，政府對居委會也開始進行了整頓。	上海裏弄。這些曲折逼仄的裏弄和街道，是居委會產生的土壤。

整頓：增加居委會內的工人比例，清除“壞分子”

對居委會的整頓，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務求增加居委會成員中工人的比例，讓“工人階級”成為領導核心。市政府將過去裏弄的各種組織一律取消後，對居委會進行改選，改選後的居委會，以江寧區和虹口區為例，失業工人和在職工人的比例占到了一半左右。

第二個階段，是以居委會為重點對裏弄社會的全麵整頓，因為當局覺得工人階級領導的居委會並沒有什麽進步，還是問題多多。於是這次就開始了對“壞分子的徹底清查”。所有的裏弄幹部都要過幾關:參加學習班、交代、群眾大會、處理，過程極為嚴厲。資料顯示，徐匯區首先開處理大會,一天內開了兩個大會，當眾處理一批,鎮壓一批,共打擊12名壞分子,逮捕8人,管製4人。會後當天自殺了一個，,隔日又自殺一個,接著又逃跑了兩個。經過各種手段揭發檢舉後，居委會隊伍得到了“淨化”，階級屬性變得“可靠”了。

成型：居委會製度化，正式成為法定的“基層自治組織”

經過一係列的整頓之後，居委會本身存在的貪汙腐敗、體製臃腫等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而伴隨著整頓過程，居委會的機製全麵的重新進行了建設。隨著失業情況好轉，工人的家屬成為了居委會的主角，開始了居委會中婦女成為多數的曆史。上海的居委會成員中，職工、勞動人民及其家屬占75. 8%,基本“確保了工人階級在居民工作中的領導作用”。裏弄空間中原來最被人輕視的群體,由此走上了政治生活的舞台,成為裏弄空間的主要角色。另一個重要的改變，是居委會財權收歸國家，改變了原先經費自籌的狀況。

在全國其他的主要城市，居委會的整頓也成果顯著，這就從根本上將原先帶有強烈社區性質的居委會，轉變為“政府一隻腳”，模糊了原先作為群眾基層自治組織的作用，而變為實現國家意誌、建設社會主義的有力推動者。自此，居委會的作用得到中央政府認可，1956年，以法律的形式與街道辦一起被確認為城市管理的兩級正式組織。1956年，全國各地相繼完成了居委會的組建工作。

[變異]從“居委會”到“裏委會”、“革委會”，又回到“居委會”



		1957年之前，居委會功能可以正常發揮
		居委會規範化以後, 逐漸走上了正常工作的軌道。按其性質, 居民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是協助推行政府政策、法令辦理有關居民福利性事務及上傳下達。在居民委員會的事務中, 來自政府性的占據了左右, 這些任務主要是各個時期的政治性的運動及行政性事務：如組織捐獻、在鎮壓反革命中組織檢舉揭發、發動廣大民眾參與選舉、組織認購公債、組織學習各種黨和政府的文件、大力宣傳節約糧食等等，不一而足。另外，在福利事務方麵也取得了堪稱巨大的成就。並且，居民委員會幹部由居民直接選舉產生, 不拿津貼, 義務工作, 但卻有高度的責任感。這期間的居委會，成為了國家在基層事務中的有力幫手，問題雖然並非不存在，但總的來說成就是很大的。
1958-1962：帶有“人民公社”色彩的“裏弄委員會”
1958年是居委會的常規運行在基本職能上出現轉斬的一年，本年開始的大躍進,打亂了居委會的常規運行,使其職能出現全麵性擴張。大量的生產組、服務組出現，集體化、居辦經濟出現了高潮。城市人民公社成立以後，上海將居委會改稱為“裏弄委員會”，“集體事業”更進一步，裏弄居民狂熱的參與各種生產與服務。裏委會實際上變成了“街道黨委下的一級組織”，自治色彩完全失去。但這種應政治需要而建的居辦經濟，許多僅僅是一哄而上的結果，難以為繼。1962年城市人民公社停止以後，居委會的職責漸漸才恢複了正常。

文革時期：被“革命居委會”取而代之

文革開始的一段時間裏,裏弄曾被視為革命的“死角”，但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很快就刮過來。在上海，裏弄幹部受到了衝擊，居委會的職能行使一度完全停止。1967年6月，上海造反派成立了全國第一個“革命居委會”，在“政治建街”的口號下，居委會甚至實行了連、排、班體係的軍事化管理。經曆了初期的大混亂後，1968年居委會取消了軍事化管理，但還仍然保留了“革委會”這一名稱。此後的時間裏，“革委會”艱難地在行使著應有的職責，維係著社會最低程度的運轉。這說明了基層自治組織在社會的不可缺失。

文革結束後，帶有極左色彩的“革命居委會”名稱取消，重新叫回了居委會。但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居委會這一老事物卻越走越艱難。

[迷思]新時代的居委會該何去何從



		居委會的現狀——“居委會”等同於“大媽”？
		經濟基礎的變遷，社會總體麵貌的大變化，讓居委會這既作為“政府一隻腳”、又是基層群眾自治的組織開始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政府政策的執行，不像“搞運動”時代過於依賴基層組織，而群眾自治方麵，對居委會的歸屬感也相當欠缺。年輕人一提到居委會，就想到“居委會大媽”——這也是實情，據1997年的一份數據顯示，居委會裏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婦女、一半以上年紀大於50歲，百分之七十隻有高中以下的文化。居委會在今天麵臨著嚴重的認同危機。
提供公共服務、轉型議事組織或是出路
居委會麵臨的困境以及何去何從，成為近年來受到廣泛重視的問題。有學者提議居委會轉變為一個議事組織、搞基層民主，並且提供需求日益增加的社工服務。把原先的政治職能回歸到純粹提供公共服務，不再做“政府一隻腳”，成為純粹的自治組織。有學者則認為居委會會在一定程度上被業主委員會等功能更明確單一的組織所取代。不管怎樣，居委會如果重新回歸為自治組織，客觀上將意味著原先作為特定社會條件的產物的居委會，其曆史使命已經至少部分地完成了。民政部確認的於1949年10月23日成立的中國第一個居委會——杭州杭州上羊市街居委會的老人們在紀念居委會成立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