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教會的現狀與危機
作者:餘傑
－－讀歐陽肅通《轉型視野下的中國農村宗教》
宗教信仰自由的實現，政教關係的合理化處理，不僅與每一個教會和每一個基督徒密切相關，也與所有關心中國未來命運的國民不可分割。青年學者歐陽肅通所著的《轉型視野下的中國農村教會》一書，便是研究中國鄉村教會和政教關係的一本重要著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想要成為真正的現代國家，僅有政治經濟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人的精神的提升也是必需的。”所以，研究中國鄉村教會的現狀，也就是對中國人的精神結構與製度環境之關係的梳理。
對鄉村基督教的田野調查與個案研究
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形成了農村與城市二元對立的社會格局，中國教會也分為農村教會與城市教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農村與城市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種劃分也越發涇渭分明。由於城市教會集中了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掌握了文化知識、經濟資源、信息渠道等，也就等於擁有了相當之話語權。近年來，在國際媒體和學術界中看到的關於中國教會的報道與研究，大部分都是有關城市教會的。這便造成了話語權與教會實際狀況之間的錯位：城市教會的人數與規模在整個中國教會的版圖中仍然是少數，但城市教會的聲音卻有意無意地被放大；而農村教會的人數與規模雖然遠遠多於城市教會，但被關注的程度和表達出來的聲音卻弱得多。
今天的中國，一隻腳大步邁入工業文明，一隻腳還深陷於農業社會。盡管“三農”問題日漸成為媒體和學界之熱點，但在與農村相關的一係列問題當中，鄉村宗教，特別是被視為外來宗教的基督教的調查與研究，仍然處於相當邊緣化的位置。研究這一課題，申請政府及研究機構的經費殊為不易，且由於宗教問題的敏感性，以及教會自身的封閉性，使得切入這一領域遠比政治、經濟、文化等更為困難。於是，長久以來，對中國鄉村教會的田野調查與個案研究形成了一個空白點。
歐陽肅通研究這一課題，與本人的基督信仰分不開，同時也與個人的學術抱負相吻合，如他自己所說，“嚐試從社會科學和思想史角度分別理解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對於現代中國的意義”。目前，歐陽肅通在內地的一所大學任教，具有半官方的身份；而他選擇湖南省嶽陽市君山區良心堡的教會作田野調查，也是因為有一位大學同學在此當“父母官”。基督徒的身份與官方資源的導入，讓他實現了與當地教會和基督徒的“零距離接觸”。另一方麵，也形成了某種“缺陷”或“遮蔽”，即他的考察對象隻能是三自會控製之下的教會，而非更有研究價值的家庭教會；而他的若幹分析與評述，往往也隻能“欲說還休”、“點到為止”。
無論如何，這種田野調查的工作還是值得敬佩的。在今天學術界普遍浮躁和集體腐敗的情勢之下，歐陽肅通走出書齋，走向民間，從事此種“投入”與“產出”完全不相稱的工作，這本身就是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誌業”的體現。
教會中的“八榮八恥”標語
通過與當地政府主管宗教事務的官員、三自會的工作人員、教會的負責人以及普通會友的交談，歐陽肅通敏銳地發現了農村教會與三自會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他借用西方政治學中的“侍從主義”的概念來描述這種關係：“政府－三自會－基層教會之間的侍從主義關係，而這一關係中連接的紐帶就是三自會。”許多基層教會，也默認了作為“緩衝地帶”的三自會，並將部分權益像交保護費一樣交給三自會“托管”。
這種三角關係達成了暫時的穩定。然而，正是此種仆從關係，造成了中國鄉村教會的畸形狀態。其直接表現就是組織的封閉性和內向性。這種封閉性和內向性，必然影響到教會對政府和社會的看法以及應對方式，學者李峰論述說：“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這種內向性不僅表現為教會有意識地規避諸如村民選舉、公共政策探討等問題，保持嚴格的政教分離的態度，而且教會為避免觸犯政策礁石，也有意識地與世俗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持一定的教社分離的態度。”實際上，所謂的“政教分離”甚至“社教分離”，隻是“自保”本能的反應。
另一方麵，鄉村教會也要“講政治”。歐陽肅通觀察到若幹有趣的現象：“講政治不僅在信徒身上表現出來，在教會生活當中也是無所不在。”他在書中描述了一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細節：在某個教堂中，懸掛著一塊大黑板，標題是“社會公德”，一開頭卻是胡錦濤的“八榮八恥”，接著後邊的內容是：“基督徒身披義服，心藏義器走在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義路上，要以胡總書記所論述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準則的明確目標，直奔義路，榮神益人。”他對教會中突兀地出現此類非常政治化的標語感到困惑，而撰寫這些標語的一名教會同工則對他說：“這上麵的都是我寫的啊！我們基督教不僅講信仰，也講政治，光講信仰，不和政治掛鉤也是不行的！這些你一定要抄下來啊！”
中國的標語文化無處不在，連教會都不能免俗。這個“八榮八恥”的黑板也讓歐陽肅通聯想到哈維爾的那個著名的例子：一個水果店的經理在櫥窗裏安放了這樣的標語：“全世界工人們，團結起來！”捷克當局並沒有要求這個小商人這樣做，他卻主動這樣做，這是出於恐懼而表現的效忠。對此，哈維爾分析說：“對於他們來說，接受具有謊言並處於謊言之中的生活便已足夠。由於這個突出的事實，個人鞏固了製度，實現了這個製度，創造了這個製度，是這個製度。”
對於捷克來說，即便在最惡劣的時代，這種“陰溝中的氣味”也隻是彌漫在水果店那樣的世俗的場所，而沒有滲透到教堂和教會之中，至少人們在教堂裏還可以保有真實的生活；而對於中國來說，“八榮八恥”的標語居然出現在教堂的黑板上，還有人在教會的禱告中不停地念叨“三個代表”，這一切生動地表明了信仰的劣質化。在捷克，基督教已經內化成一種生活方式，在關鍵時刻它可以抵製世俗權力的侵犯；而在中國，大部分教會並非“正常的教會”，教會與社會之間遠未達成水乳交融，正如李峰所論，“教會的這種內向性、封閉性性格也表明基督教還未完全落實到基層社會，頂多隻能說是部分的，或者說是形式的‘著地’”，因此才會出現信仰向權力傾斜、教會向政府稱臣的怪現狀。
作為“精神領域壟斷部門”的三自會的前途
如何評價三自會，近年來在海內外教會中多有爭論。歐陽肅通謹慎而不無矛盾。首先，他對三自會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在早期農村教會的正名和建設方麵，三自會是功不可沒的。如果沒有它在這方麵的貢獻的話，那這些大量產生的、名義上的農村基督教信徒，其未來會怎樣將是很難預料的。”這個觀點我並不認同。異端邪教之所以大量湧現，正表明這個社會缺乏宗教信仰自由和公共空間。如果在一個波普爾所謂的“開放社會”中，任何一個宗教或教派都可以在“宗教市場”上參與檢驗與競爭，而外部又有新聞自由和法治中立的環境，異端邪教根本就沒有肆虐的可能。
其次，歐陽肅通也發現，政府－三自會－鄉村教會之間侍從關係的形成，既同雙方的實際利益有關，也和外部環境的製約相關。“假如這種特定的外部環境的製約弱化或者消失，雙方難再有共同的利益結合點的話，那這一侍從關係自身也將遭到嚴重挑戰。”可見，以利益為紐帶的關係是無法長久維係的。他在調查中還發現，這種仆從關係已經有所動搖。比如，基層教會的負責人和信眾對三自會抱怨頗多，這是因為“三自會設立後教會發展的黃金時代已過，它無法再為各地教會提供多少實際利益，結果基層教會對它的不滿要遠遠大於滿意。相反，三自會運作需要資金，這些錢當然得從各個教會征收來，隻收錢卻不能提供好處，大家自然有意見”。而三自會對政府的抱怨也很多，這是因為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三自會越來越輕視，在財政支持上日漸減少。
第三，如今的三自會，已經成為一個僵化的、停滯的、不可能“自改革”的“準政府機關”，用歐陽肅通的話來說：“在三自會的侍從主義背景下，存在著使它蛻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可能性。這個道理就和今日國有企業的一些壟斷行業一樣，盡管它們也提供公共服務，但由於其壟斷地位而導致的服務質次價高，讓消費者抱怨不已。某種程度上，其實三自會也可以算是一精神領域的壟斷部門。其壟斷地位所導致的消極後果不可忽視。”沒有任何一個國有企業可以創造出富有活力的企業文化來，作為“精神領域的壟斷部門”的三自會之中也不能有真理與自由。三自會逐漸失去基層教會的信任和各級政府的信任，是一種必然結果。
由此看來，三自會是沒有前途的。在未來的中國，這樣一個既非教會，又非政府部門，也不是社會團體的“怪胎”，不可能以一個宗派的形式存在下來。三自會壽終正寢的那一天，也就是更多的基督徒“因真理，得自由”的那一天。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11-10-17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nyitiandi-cite/yj-1017201112054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