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中國四大偉人都有哥們兒關係的中共叛徒

文強 在獄中,他拒寫悔過書。他說:“我曾任紅一師師長兼政委,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和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部下,劉少奇家離我家不到20裏路。是他們沒有把我教好,要寫悔過書應該他們寫,我不寫。”

文老拒絕寫悔過書這理由簡直是強到天上去了,要不咋叫強呢。但是邏輯上卻沒有道理。其實他的意思在話外:看你們中共的德行,什麽悔過書,你說讓我跟你們同流合汙可以,悔過不行。不是你們失職沒把俺教育好,而是你們自己根本就沒資格教育別人。說實在的,這才叫有骨氣,大丈夫。

文強是文天祥的23世孫,父輩曾追隨孫中山,文強17歲拜見過中山先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親,他和毛澤覃感情最深,中學畢業後,兩人曾乘同一條船去廣州報考黃埔軍校。   文強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國共青團,1925年到廣州後由周恩來介紹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轉為中國共產黨員。1926年1月,黃埔軍校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且設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為軍官生的甄別考試中,文強被錄入政治科大隊第二隊學習。   在廣州,文強還應邀和周恩壽一起參加了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禮,與周恩壽一起送給新郎新娘的賀禮是條幅,上書“花花圓圓壽壽”,那時,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的教官,校長是蔣介石,文強還是林彪的班長,因林彪槍支走火和林彪打過架。   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又由邵力子介紹加入國民黨。以後隨部隊轉戰到四川,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紅一師師長兼政委,領導四川23個縣,後因叛徒出賣被捕,成功越獄後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影響而離川到滬,在尋找周恩來申訴未找到人的情況下脫黨。
相關事件
  文強
在北伐戰爭前夕,文強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大隊當了一名宣傳員。同年9月,文強到楊森部下任組織科長。1927年3月,脫離楊部,奔至武漢,回到武漢後,文強被任命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炮兵營指導員,8月到南昌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文強潛回長沙老家躲藏了三個月,與黨組織失去了聯係。   1928年春,文強第二次入川,尋找黨組織關係。在成都接上黨組織關係後,他被派入川軍第28軍第7混成旅第2團進行兵運工作,其掩護身份是副營長、手槍大隊長、團附等。1929年夏,文強被任命為中共江巴兵委書記。   1930年10月,文強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川東省委書記。1931年秋,文強被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後被地下黨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出逃過程時,被省委主要領導誤解,給文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文強一氣之下,與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申訴。但未能找到黨組織,脫黨後經國民黨著名將領程潛、張治中等黃埔教官的介紹,加入了國民黨,1936年秋,文強被任命為國民黨參謀本部乙廳任上校參謀。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為上海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所長,秘密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1940年秋,文強改任上海統一行動委員會兼軍統局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   文強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據得到的情報資料,經分析判斷,得出了日軍將進攻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結論。但人們懷疑情報的真實性,沒有被引起重視。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強為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少將處長,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強為北方區區長。此間,文強曾將華北、東北近百萬之眾的漢奸部隊策反過來,因此以特殊功績而晉升為中將。   文強是在日本投降後,第一批奉命到東北接收的國民黨要員之一。   當時發表他的的職務和頭銜,是裏外兩套:對內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東北辦事處(簡稱軍統東北辦事處)處長,軍階是中將;對外是國民黨政府東北行營督察處中將處長兼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中將督察處處長。在軍統東北辦事處之下,以四平街為界,設立南滿、北滿兩個甲種情報站。南滿站設在沈陽,又稱沈陽站。北滿站設在長春,又稱長春站。由於熱河省劃入東北轄境,又在承德設立一個丙種站。三個站之下,先後成立了30多個情報小組,為當年軍統局外勤單位最龐大的情報機關。   經他報請任命的三位站長,沈陽站長前後是滕勉、褚大光。長春站長先後是王力、項乃光。承德站長是徐政。   1946年8月,國民黨政府局部改組撤銷了軍事委員會,仿效美國製度,將軍權集中於國防部,原屬於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不得不相應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屬於原軍統局的東北辦事處亦不能不隨之改組,於是對內對外的頭銜都改了。對內將辦事處改名為保密局東北督導室,對外為東北行營第二處,改組後督導室主任及第二處處長仍由文強負責。   1947年8月底調離東北。     文強
戴笠死後,1948年8月,文強脫離軍統控製,自謀正規軍職,在其父老朋友程潛處任長沙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辦公廳主任。1948年9月應杜聿明邀請,去徐州出任前進指揮所副總參謀長。1949年1月,在淮海戰役第三階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戰軍的解放軍軍官教導團學習。   1950年春,文強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戰犯管理處”,在獄中,他拒寫悔過書。他說:“我曾任紅一師師長兼政委,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和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部下,劉少奇家離我家不到20裏路。是他們沒有把我教好,要寫悔過書應該他們寫,我不寫。” 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批被特赦的症結所在;後來,特赦之後的文強被重病中的周恩來召到醫院,度盡劫波的師生見了最後一麵,周恩來當時就怪他不肯早寫悔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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