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評論】道場非官場市場，佛門須清淨純潔
作者:南方周末評論員 李鐵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狄更斯的這段名句似乎可以用來形容當下中國佛教的境況。說佛教處於最好的時代，是因為自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近十幾年來，佛寺如雨後春筍般重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盛景重現華夏。但另一方麵，佛門醜聞層出不窮，公眾對於佛教人士腐敗的質疑也達到了一個高峰。
近日，備受輿論關注的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再次陷入傳言漩渦，有人在網上以“少林寺弟子”名義發網帖稱：“釋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億美元存款，在美國、德國都有別墅，他曾經跟某大牌明星有染，而且還包養一名北大女學生，並且跟其育有一子，現在母子住在德國！”而僅僅在幾個月前，也有網絡傳言說釋永信因嫖娼被抓。少林寺方麵對以上傳言都予以了堅決否定。
關於釋永信的傳言至今都缺乏實質證據，但傳言的熱鬧程度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公眾對於佛教人士腐敗的普遍擔憂。中國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聖輝大和尚也曾表示，“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鬆弛、道風不正、金錢至上，甚至少數人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幫結派、結黨營私、貪汙腐化、行賄受賄。”
應該說，佛教界出現的“官僚化”和“商業化”傾向，是公眾對佛教人士信仰純潔性產生質疑的重要原因。先說“官僚化”。廳級和尚、處級尼姑、寺院行政等級製早已不是新聞，佛門清淨之地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諸多官場惡習。在四川西昌曾出現的五大宗教一百餘人參加全市唱紅歌比賽文藝活動的事情，讓很多人覺得這僭越了宗教與世俗之間應有的界限，難以接受。
另一個就是“商業化”。曾有媒體報道，上海有一名剎大批和尚跑到高校去念MBA速成班，目的是為了“建立旅遊、休閑、商貿一體化的商圈經濟帶”，“主打”“宗教文化品牌”，“帶動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寺院成了旅遊勝地，和尚們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商業運營上麵，宗教場所變成了上班的公司，方丈成了CEO。
試問：在“官僚化”和“商業化”的潮流之中，在權力和金錢交織的利益格局裏，佛教還如何向信眾宣揚清規戒律，幫助他們實現心靈的淨化與靈魂的安頓？
如何遏製宗教界的腐敗，挽回公眾對於宗教人士信仰的純潔的信心，讓釋永信們遠離緋聞與流言？當下的一個要務就是要將“政教分離”的原則真正落到實處。
盡管政教分離的原則沒有明確寫入我國憲法，但在各個時期的文件中都有明確提到這一原則。1990年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就明確指出，“要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而從世界文明發展的視角來看，政教分離是現代政治的根本特征之一，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進步就在於允許人民有自由選擇價值和信仰的權利。所謂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曆史實例也表明，宗教機構的官僚化不僅給宗教本身造成傷害，對國家和政府也是一種傷害。托克維爾就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寫到，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教會被國有化和官僚化，教會地產被收歸國有，由國家支付教士的薪水，“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蘭西教會既是一個宗教機構，又是一個政治機構”。這樣，教會就不再是為信眾負責，信仰問題就變得無足輕重，宗教人士的信仰純潔性也無從談起，最終必然是傷害了大多數人的宗教感情。
不僅如此，法國大革命後教會國有化的一個現實後果就是，由於它成了世俗政權的奴仆，在曆次的法國革命中，教會經常成了首當其衝的打擊目標，這給教會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使得宗教力量幾乎不可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得到同步的進步。
另一方麵，宗教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同樣對政治不利。由於信仰純潔性不能保證，很多信眾會認為政府對宗教事務的幹預超越了他們的信仰底線，轉而投向一些地下的宗教組織以尋求信仰的獨立性。他們這種對宗教和信仰獨立性的堅持往往又與官方的宗教管製產生分歧，這使得他們又會被迫卷入到政治中去，在政治上成為當局的對立麵。雖然，這一切並不是為了政治。
2009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學習時報》發文分析當代中國政教關係時指出，當代中國的新型政教關係，“以政教分離原則為基礎，以政教和諧為價值取向”。隻有將這種新型的政教關係更好地落地，政教才能兩利，信眾和社會亦將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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