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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牛津回來的當晚,朋友給我留下了一本書,《WHITE TIGER》。
之後，在英倫的日子，都以這本書為伴。
它是在牛津學習生活過六年的楊憲益先生的英文自傳。
知道楊憲益先生是翻譯大家,但對他的故事知之甚少。這本自傳從出生寫到文革之後,寫的有趣,但更有味,先生一輩子的曲折經曆,無論酸甜苦辣,都寫的散淡安然。先生以他深厚的功力英譯《紅樓夢》，達到非凡的高度，而他一生好像也就是《紅樓夢》裏的那個寶玉，是由石頭幻變而來的皮囊，隻是來人間體驗一回而已。
先生五歲喪父，可幸家境殷實。幼年起,家裏就專門請了私塾老師，給他以優秀的國學教育。他少年時就閱讀了數量可觀的儒家著作,古代筆記小說、明清通俗傳奇和長篇小說、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之後，又進了英國會學校.在那裏，除了學習英國文學,數學,理化,世界曆史,世界地理,更飽讀中西經典,以及當時流行的黃遵憲的詩,梁啟超,康有為的文,他通常每天或幾天就讀完一至兩部著作，幾乎讀遍了最著名的歐美小說和詩作。 每個周日,他領著妹妹們和仆人浩浩蕩蕩上街買書成了天津街頭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
19歲,先生就開始了海外漫遊學習的生涯。在牛津，他遇見了在北平出生的英國女孩Gladys Margaret Tayler（戴乃迭）。她清新脫俗，身材頎長，有著一頭漂亮的金發和一雙碧蘭的大眼睛。她的父親是來華的傳教士，雖然7歲時就回到了倫敦，但美好的童年記憶使遙遠的北平成了她的向往。她完全沒有上流社會女孩常見的虛榮心和凡事考慮利害得失的世俗氣習，具有中國上層小姐們沒有的美德。這樣一個特別的英國姑娘怎能不吸引楊憲益的心呢？而與此同時，Gladys深深被這個聰明，有意思且溫文爾雅的中國青年所吸引。
“我在牛津最值得說的是，認識了戴乃迭――我的愛人。”後來的歲月證明，這是一個決定他終生命運的美麗邂逅。
1940年夏，楊憲益和戴乃迭均從牛津大學畢業。先生謝絕了哈佛大學的學習和任教邀請，偕Gladys回到了的中國。對此，書中有這樣的記述-----“從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春，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抗日的宣傳工作上，自然沒有時間準備榮譽學位的初試，當時我對從事學術工作已經完全失去了興趣，我知道我回到中國也不會有機會過平靜的書齋生活了。我是中國人，我知道自己必須回中國效力。在此時，如果我放棄中國國籍，留在國外，我將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十分的羞恥。”
我永遠崇敬那些心有祖國並實實在在為祖國盡力的人，無論任何時代，無論任何種族。一個才學兼備且有美麗的異國姑娘為伴的富家子弟，能在祖國戰火紛飛飽受磨難的時候義無反顧地歸去，已說明他是一個不凡的人。
從此先生開始了他動蕩波折而又精彩紛呈的一生。在半個世紀裏，他和Gladys把中國文學從《詩經》、《楚辭》到《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選》再到現當代文學，八十年代的新近作家作者，係統的忠實的翻譯成英文，把中國文學介紹到全世界。與此同時，他也在默默背負著顛簸流離，坐牢出獄，生離死別。。。。。。
在閱讀中我注意到一些細節 -----
“早年遊曆歐洲，看見希特勒在德國掛畫像。這是我初次見到一個活人被當做祖宗和神仙那樣崇拜。在當時，我覺得這簡直是一個稀奇古怪的想法。”
“建國初，盡管我並不知道未來的共產黨政府會是什麽樣子，但是我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親見親曆已經使我對之深惡痛絕。但在積極參與新政府的建國活動時，便感覺到我的所有想法並不都能和共產黨的路線吻合。”
“在牢裏，有一天看到鳥糞滴在了窗台上，再過幾天去看，鳥糞裏麵有一粒種子長出了小嫩芽，我就用肥皂盒養起了這支小嫩芽。”
“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評價，並不以他們在學術上、藝術上的成就而定，卻以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而定。”
“1980年，我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是這種異乎尋常的幸福感是不能持久的.在此之後,我們國家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一次人民關注的變故之中,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我違反了黨的紀律.最後,我退出了中國共產黨，這是發生在1990年2月。”
隨著他那自然平淡的敘述，不知不覺就置身於中國近現代的曆史變遷中，不僅能讀到先生的生活經曆，感受到一個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思想風格的形成；也感覺到外表溫文爾雅的楊憲益，骨子裏的獨立和自由。這不僅在如今的知識分子身上幾乎蕩然無存，就是在他的同代文化人身上，經過幾十年的改造和洗腦也鳳毛麟角了。
而他自身所散發的人格魅力，那種專注的品格，全憑興趣做學問的才情，和他那種與生俱來的從容，這從容中有對名利的淡薄，有對事功的順其自然，有在時代洪流浮沉簸蕩中一貫堅持的我行我素.......都無法不讓我肅然起敬.
誰說中國無紳士？我覺得，我看到了一個紳士。
（引號部分摘自自傳中譯本《漏船載酒憶當年》）
從英國回來，我馬上做的一件事就是遍尋戴乃迭的自傳《我的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誠實地講，楊憲益先生自傳中，最打動我的是他和乃迭的愛情。
我被這個美麗的女人深深吸引。
這是本楊憲益先生主編的，由戴乃迭寫的回憶錄和親朋回憶紀念文章集結而成的書。這十二萬字的書，真是太厚重了！一個女人風雨六十年的不渝愛情，一個母親失子的痛徹心肺，讓我唏噓不止。。。。。
在牛津大學第一次見到楊憲益時，戴乃迭隻是好奇麵前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細細的眼睛，蒼白的臉色，斯文的舉止。不過，當她到楊憲益房間去的時候，看到牆上掛著楊憲益自己畫的一張按不同朝代區域劃分的中國地圖。
戴乃迭與他熟後，更發現他懶散、貪玩、調皮，似乎諸事漫不經心；但又絕頂聰明，興趣廣泛，學識淵博。他天性樂於順其自然，無拘無束，在中國傳統文人中，竹林七賢是他最為傾慕的先賢。他喜歡收藏字畫，喜歡吟詩，喜歡在酒中陶醉。
他們的愛情，最大的阻力來自戴乃迭的母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母親這樣嚴肅地說。 “母親見到過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堅決反對我嫁給楊憲益，盡管我父親認為，如果我們精神和諧，我們的婚姻就可能美滿。”戴乃迭回憶道。
楊憲益也有他的顧慮。在他的眼裏，美麗的戴乃迭本該生活在一個舒適的家庭，本應過著當時歌謠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墊子上做針線，吃草莓，吃糖果，喝牛奶。而如果戴乃迭和他結婚並一同回到戰火中的中國，根本就不可能保證起碼的生活水準。
所有的顧慮、遲疑、反對都沒有改變戴乃迭重返中國的決心。她的心中，不僅僅有記憶中的快樂與多彩，不僅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讓她熱愛的楊憲益。
1940年秋，盼望回國已久的楊憲益，帶著同樣熱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東方的海輪。
當時正是二戰緊張時刻，他們繞道加拿大、美國，經香港終於抵達重慶。幾個月後，他們在重慶舉辦了婚禮。為他們做證婚人的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從此，他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雖然沒有加入中國籍，戴乃迭卻一直把婆家的祖國當成了自己的祖國，她和她的中國精神互通、心靈相連。她學會了中文，會寫一手正楷小字，還能用文言文寫小說，行文秀雅。
在文革最初的風暴中，楊憲益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判，有人叫戴乃迭揭發楊憲益的罪行，她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沒有罪行，我非常愛他，怎麽能揭發他？”
文革開始兩年後的1968年，楊憲益和戴乃迭沒有想到，他們會遭遇牢獄之災。
4月30日深夜，他們在家中，在半小時內先後被捕。
囚禁生活從此開始。
楊憲益與戴乃迭被關押在同一監獄，但兩人音信全無，更無緣相見。
他們牽掛著孩子們。他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文革開始時，兒子已大學畢業，分配在湖北鄂城的一個工廠。兩個女兒分別下放到東北華北的農村。雖然他們知道孩子因他們備受磨難,但他們不曾料到，等著他們的將是一個殘酷的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惟一的兒子在他們坐牢期間因頻受打擊而精神分裂。
1972年4月，楊憲益被釋放回家。一個星期後，戴乃迭終於也回了家。
幾個月後，孩子們先後回京，一家人終於團圓。但兒子的病情卻讓他們深為痛苦。
最終，兒子在1979年逝於自己點燃的烈火中。
楊憲益在自傳中悲哀地寫道：“我們兒子的死是我們兩人遭受最為慘痛的損失。尤其是對於乃迭更是如此。在這以後，她的身體很快就垮了下來。”
兒子的死，無疑是把戴乃迭推下了地獄。但乃迭的自傳卻停到這裏。楊憲益的妹妹回憶道，乃迭曾對她說，現在有人叫我寫一本書，寫我的兒子，說這種書一定會暢銷，可以拿到一筆錢。我怎麽能這樣做呢？
兒子生前所經受的巨大折磨以及後來慘烈的去世，是一個母親一生中的最痛。她不願意把自己蝕骨的痛在眾人前訴說，更萬不可能為暢銷而寫書去觸及她最不堪回首的往事，她骨子裏與生俱來的高貴與質樸，讓她有一個女人，一個母親的自療方式，而不會為曆史使命社會責任去承載什麽。兒子隻屬於他們自己，此時此刻。
1999年11月，戴乃迭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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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印在我腦海裏的不僅僅是那對風華正茂的人間仙侶的影子，還有美麗的乃迭的衰容。
有一張照片讓我淚如雨下-----八十多歲的楊憲益先生用湯勺連哄帶勸的給已患老年癡呆症的乃迭喂飯，她像個孩子般脖子上圍著餐巾，他一臉慈愛安詳的笑容，她和他的頭發雪白如霜。。。。。
3，
好像很久，沒有在閱讀中體會到這種深深的震撼了。
你能感到一種浩瀚，一種深邃，而這種浩瀚和深邃全來自那富有尊嚴的優美的靈魂。
好些天，一閉目，就能看到那雙美麗的眼睛 。
她明亮的眼睛洋溢著美，而她也能透視黑暗看到美。她在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憶：40年代初，在兵荒馬亂的貴陽鄉下教書，當地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尊嚴。她說，中國農村的農民即使貧窮，沒有文化，也總是一種古文明的後嗣。
而她自己雖身陷牢籠也依舊恪守著尊嚴和操守。鬱風女士回憶在牢獄中都聽到旁邊的監號總有一個在每次送飯時說“謝謝”的聲音。那位每接過牢獄的窩頭也要說聲謝謝的"犯人"，就是戴乃迭。
即便飽受磨難，她仍保持一顆樸素善良的心。晚年戴乃迭去看望時已百歲的北大美籍教授鮑勃·溫德，溫德年事太高，說話常失禮，慣用咆哮之聲，而戴乃迭仍微笑以對。有朋友說去看他已無意義，可戴乃迭仍堅持常去探視。
一直是英籍的她，她的第二祖國給她那麽多的苦難，仍與丈夫不離不棄相濡以沫60年，這種精神力量隻能是她那深摯的愛，“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中國千古的愛情誓言竟被一個異國女子來佐證。
而她深愛的楊憲益呢？
實際上，年老後的這對夫妻倆每日形影不離。他們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收藏的明清字畫全部無償捐獻給故宮等處，幾十年間出版的百十種著作也大多散送他人。他們活在精神世界裏麵，而不是物質世界裏。他們活的風清雲淡。
正如他的好友，詩人邵燕祥所說，楊憲益的學問融入了他全部的教養，他平時待人從不疾言聲色。但另一方麵他又很有風骨。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獲得了精神，風骨，節操；浸潤西方文化多年，他得到了自由，平等，創造的真諦。
在朋友們的眼裏，他永遠是待客紅茶一杯，自己手執烈酒一盞。談笑風生也好，莞爾不語也罷，無限滄桑看盡風雲，眼神裏卻不帶一絲一毫的怨憤或懼色。 即便是在病床上，他麵對探望的朋友，也不出一句怨言。人來,永遠是“謝謝”; 人去,恒久地“再見”。他的尊嚴始終不容抹殺-----連病痛也不能。隻有在每當提到愛妻戴乃迭時，他眼瞳總是黑黑亮亮的，看不到暮年光景的昏濁。
那雙眼裏，更多的時候是平和，那種曆盡世事滄桑而後的平和。
我不能不心動，是什麽力量讓一位如此高齡的老人，在經受了那麽多坎坷之後，依然保持著如同孩童般單純的眼神？
2009年11月，在戴乃迭離世整整十年後，楊憲益先生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他翻譯了中國-----這是在他離世後，世人的評價。
的確，楊憲益翻譯了中國：從《楚辭》、《史記》到六朝駢儷，從唐宋詩文到明清小說，乃至魯迅、曹禺等諸多現代作家作品，他翻譯的作品涵蓋了千年；他翻譯的《紅樓夢》至今仍然被每一個翻譯專業的學生所仰視，被每一個仰慕中華文化的外國讀者捧讀；由他們夫婦擔綱、幾乎是半個世紀以來英語世界了解中國文學的唯一窗口——《中國文學》雜誌及他作為主編的向西方譯介中國文學的“熊貓文叢”自他卸任後旋即停刊，至今，中國再沒有類似的雜誌和叢書出現。
2009年9月中國翻譯協會授予他“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他翻譯的中國文化作品，譯文準確，生動，典雅，從先秦文學到中國現當代文學，跨度之大，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影響之深，中國翻譯界無人能企及。"
可對這一切，楊憲益隻是一句“這沒什麽.戴乃迭做的更多."
的確，是他和樸素優雅的乃迭一起翻譯了中國。開始他的翻譯是因為乃迭，他抽著煙鬥，信口將優美的漢語譯作英文，乃迭坐在打字機前一字一句的打出來。他們討論修改定稿，然後繼續，如此往複。最後他停下筆來，也是因為乃迭。他是有能力獨自繼續翻譯的，可是沒了乃迭，縱然翻譯了再多新作又還有些什麽意義呢？連同那些光是書名就能列表好幾頁的舊作，不過讓人睹物思人，觸景傷情罷了。
一切絢爛，一切輝煌，一切苦痛和哀傷，都留給了世人品讀回味，而悠悠歲月對這對老人而言，隻是一路相伴，惟愛永恒。
真的很感激上蒼，正是有這些美好的生命在世間行走過，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們的身影，他們的笑容。。。。。這個世界才如此的讓人眷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