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聿文
中國佛山二歲女童遭兩車碾壓而18路人漠然相視的報道出來後，在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人們從這一起事件中，看到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快速沉淪，小悅悅的遭遇可能就是每個人的遭遇，每個人也都可能成為18個見死不救的路人。這確實需要從靈魂深處拷問自己。
某種意義上，筆者認為18路人對小悅悅幼小生命的冷漠，是最近一兩年來所謂“老人倒地扶不得”這一社會問題惡性發酵的後果。從南京“彭宇案”後，中國社會忽然起了一股“老人摔倒不能扶”的風氣，影響所及，就是現在人們對摔倒的老人漠然視之，即使要扶，也須留下證據，以防被扶者反訛。中國首師大日前發布的一組有關社會信任的調查數據就顯示，在有關不扶老人的原因中，高達87.4%的民眾認為是“怕惹禍上身”。
“怕惹禍上身”社會心理的形成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怕惹禍上身”的社會心理？原因固有很多，但從筆者的觀感看，中國媒體和時評圈對此負有一定之責。媒體在有關“老人摔倒反誣救助者”事件報道中的偏頗，時評人對這一問題的過度解讀和引申，以及以微博和論壇等為主的新媒體對此的過份渲染，對摔倒的老人都起了一種類似妖魔化作用，從而直接促成和放大了這種社會心理。
何以如此說？人們看到，媒體在報道類似南京“彭宇案”時，很少有去進行紮實的調查，還原事情的經過及影響的，一些報道甚至都不去采訪一下當事人，而且，媒體在報道這種事情時，喜歡用諸如“又一起南京‘彭宇案’”、“又一起天津‘許雲鶴案’”等刺激性標題，這樣的報道出來後，由於它隻把事情的一個方麵或表象呈現給人們，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與關係，就很難談得上客觀、公正和全麵。但從受眾這一角度看來，以為這就是事情的本來樣子，即使後來媒體還原了真相，也不能完全抵消此前給人們的印象。
另一方麵，時評人在評判此類事情時，由於接收的第一手信息就不完全，因而立論的錯誤在所難免。因為評論是在新聞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判斷，與新聞報道真相不同，評論是提供觀點，它本身就包含著評判者的價值在內，若寫作者占有的素材和信息不全，或失真，或自己的知識背景無法對事情作出判斷，這種情況下，把自己的價值好惡攙雜其中，其立論和觀點就難免誤導受眾。
近年來，時評作為一種評論文體在中國很盛行，微博論壇中的發言更活躍。某種意義上，這是中國新聞管製下的產物。應該肯定，時評和微博的興盛對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監督政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時評作者隊伍是參差不齊的，多數時評人的知識結構、思想譜係、觀察事物的角度都有問題，再加之材料占有的不全，這造成其對事物的立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或者隻能看到事情的表象，看不到事情的本質，缺乏邏輯分析力量，人雲亦雲。以這樣的思想和觀點去影響社會，客觀上將會產生很不好的效果，以致時評界惹出的笑話發生過多起。在有關“老人摔倒該不該扶”的問題上，很多時評人在全部真相未出來前，僅憑媒體報道的點滴表象，就往往輕率地做出老人該受譴責的結論。
至於微博和論壇中的大量發言，更不去獨立思考問題，隻要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不問其中因由，一股腦兒指責謾罵老人。這樣的報道、評論、發言一多，無形中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老人摔倒訛人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為免惹禍上身，最好就做一個旁觀者，視而不見。
媒體和時評界宜反思本身責任
事情的真相是否這樣？從中國青年報9月對江蘇南通公交司機殷紅彬案的調查來看，遠非像一些媒體報道的老人訛錢那麽簡單。退一步說，即使老人摔倒後把責任推到救助者身上，也要考慮老年人的特點，老年人由於生理和心理的因素，在被人撞倒後，如果沒有人證或物證，把自己被撞之責算在救助者身上，也不很奇怪，不能看作有意要“栽髒”。在這一點上，殷紅彬說得好，“人家又不是30多歲腦筋很靈活的人，都80多歲的老人了，本來就和小孩差不多，頭被撞暈了，頭腦不清楚也是有的，我還能說什麽？”。所以，即使不排除有個別老人摔倒後，他本人或其子女想訛人的事情，但要說所有被摔倒的老人都有意訛人，肯定不符事實。
再退一步，即便如此，迄今為止媒體報道過的老人摔倒反訛人的事例，加起來怕也不會超過10起，而中國有多少老人，每天又有多少老人摔倒後被陌生人扶起？因此，這樣的事隻能把它作為個案處理，是小概率事件或特例。從概率學講，可以小到忽略不計。如果對此沒有一個正確的看法，由此推導出全中國的老人摔倒了都要訛人，顯然有悖社會常理和事實。
所以，中國的媒體和時評圈在這一問題上必須反思自己的責任。這並不是要媒體和時評圈來承擔中國社會道德退化和社會信任斷裂的責任，事實上，媒體和時評圈也擔不起這樣的重責。道德的退化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有著複雜的成因。根本而言，它是整個中國社會多年來扭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一切向錢看的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產物，而政府在其中未匡扶正義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彭宇案”產生的社會不利影響，法院的不當判決要負責。然而，人們也不能因此而回避媒體之責任。
從“最美大媽”薛明秀伸手接不慎從四樓窗戶墜下的84歲高齡的老人，到“最美女孩”餘書華口對口為溺水老人做人工呼吸，到“最美媽媽”吳菊萍奮不顧身地用雙手接住10樓墜落的2歲女童，再到“撐傘仙女”暴雨中為行乞的殘疾大爺撐傘而淋濕自己半邊身子，一直到小悅悅事件拾荒的陳老太，在伴隨著老人摔倒扶不得爭議的同時，這些平凡人的平凡之舉見證了中國社會並未泯滅人之良知。這是拯救中國道德的希望所在。因此，媒體在時下的中國，固然要鞭撻一切醜惡的東西，但不能用一種加劇社會恐懼的方式去批判。
作者為中國資深媒體人
中國佛山二歲女童遭兩車碾壓而18路人漠然相視的報道出來後，在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人們從這一起事件中，看到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快速沉淪，小悅悅的遭遇可能就是每個人的遭遇，每個人也都可能成為18個見死不救的路人。這確實需要從靈魂深處拷問自己。
某種意義上，筆者認為18路人對小悅悅幼小生命的冷漠，是最近一兩年來所謂“老人倒地扶不得”這一社會問題惡性發酵的後果。從南京“彭宇案”後，中國社會忽然起了一股“老人摔倒不能扶”的風氣，影響所及，就是現在人們對摔倒的老人漠然視之，即使要扶，也須留下證據，以防被扶者反訛。中國首師大日前發布的一組有關社會信任的調查數據就顯示，在有關不扶老人的原因中，高達87.4%的民眾認為是“怕惹禍上身”。
“怕惹禍上身”社會心理的形成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怕惹禍上身”的社會心理？原因固有很多，但從筆者的觀感看，中國媒體和時評圈對此負有一定之責。媒體在有關“老人摔倒反誣救助者”事件報道中的偏頗，時評人對這一問題的過度解讀和引申，以及以微博和論壇等為主的新媒體對此的過份渲染，對摔倒的老人都起了一種類似妖魔化作用，從而直接促成和放大了這種社會心理。
何以如此說？人們看到，媒體在報道類似南京“彭宇案”時，很少有去進行紮實的調查，還原事情的經過及影響的，一些報道甚至都不去采訪一下當事人，而且，媒體在報道這種事情時，喜歡用諸如“又一起南京‘彭宇案’”、“又一起天津‘許雲鶴案’”等刺激性標題，這樣的報道出來後，由於它隻把事情的一個方麵或表象呈現給人們，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與關係，就很難談得上客觀、公正和全麵。但從受眾這一角度看來，以為這就是事情的本來樣子，即使後來媒體還原了真相，也不能完全抵消此前給人們的印象。
另一方麵，時評人在評判此類事情時，由於接收的第一手信息就不完全，因而立論的錯誤在所難免。因為評論是在新聞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判斷，與新聞報道真相不同，評論是提供觀點，它本身就包含著評判者的價值在內，若寫作者占有的素材和信息不全，或失真，或自己的知識背景無法對事情作出判斷，這種情況下，把自己的價值好惡攙雜其中，其立論和觀點就難免誤導受眾。
近年來，時評作為一種評論文體在中國很盛行，微博論壇中的發言更活躍。某種意義上，這是中國新聞管製下的產物。應該肯定，時評和微博的興盛對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監督政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時評作者隊伍是參差不齊的，多數時評人的知識結構、思想譜係、觀察事物的角度都有問題，再加之材料占有的不全，這造成其對事物的立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或者隻能看到事情的表象，看不到事情的本質，缺乏邏輯分析力量，人雲亦雲。以這樣的思想和觀點去影響社會，客觀上將會產生很不好的效果，以致時評界惹出的笑話發生過多起。在有關“老人摔倒該不該扶”的問題上，很多時評人在全部真相未出來前，僅憑媒體報道的點滴表象，就往往輕率地做出老人該受譴責的結論。
至於微博和論壇中的大量發言，更不去獨立思考問題，隻要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不問其中因由，一股腦兒指責謾罵老人。這樣的報道、評論、發言一多，無形中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老人摔倒訛人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為免惹禍上身，最好就做一個旁觀者，視而不見。
媒體和時評界宜反思本身責任
事情的真相是否這樣？從中國青年報9月對江蘇南通公交司機殷紅彬案的調查來看，遠非像一些媒體報道的老人訛錢那麽簡單。退一步說，即使老人摔倒後把責任推到救助者身上，也要考慮老年人的特點，老年人由於生理和心理的因素，在被人撞倒後，如果沒有人證或物證，把自己被撞之責算在救助者身上，也不很奇怪，不能看作有意要“栽髒”。在這一點上，殷紅彬說得好，“人家又不是30多歲腦筋很靈活的人，都80多歲的老人了，本來就和小孩差不多，頭被撞暈了，頭腦不清楚也是有的，我還能說什麽？”。所以，即使不排除有個別老人摔倒後，他本人或其子女想訛人的事情，但要說所有被摔倒的老人都有意訛人，肯定不符事實。
再退一步，即便如此，迄今為止媒體報道過的老人摔倒反訛人的事例，加起來怕也不會超過10起，而中國有多少老人，每天又有多少老人摔倒後被陌生人扶起？因此，這樣的事隻能把它作為個案處理，是小概率事件或特例。從概率學講，可以小到忽略不計。如果對此沒有一個正確的看法，由此推導出全中國的老人摔倒了都要訛人，顯然有悖社會常理和事實。
所以，中國的媒體和時評圈在這一問題上必須反思自己的責任。這並不是要媒體和時評圈來承擔中國社會道德退化和社會信任斷裂的責任，事實上，媒體和時評圈也擔不起這樣的重責。道德的退化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有著複雜的成因。根本而言，它是整個中國社會多年來扭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一切向錢看的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產物，而政府在其中未匡扶正義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彭宇案”產生的社會不利影響，法院的不當判決要負責。然而，人們也不能因此而回避媒體之責任。
從“最美大媽”薛明秀伸手接不慎從四樓窗戶墜下的84歲高齡的老人，到“最美女孩”餘書華口對口為溺水老人做人工呼吸，到“最美媽媽”吳菊萍奮不顧身地用雙手接住10樓墜落的2歲女童，再到“撐傘仙女”暴雨中為行乞的殘疾大爺撐傘而淋濕自己半邊身子，一直到小悅悅事件拾荒的陳老太，在伴隨著老人摔倒扶不得爭議的同時，這些平凡人的平凡之舉見證了中國社會並未泯滅人之良知。這是拯救中國道德的希望所在。因此，媒體在時下的中國，固然要鞭撻一切醜惡的東西，但不能用一種加劇社會恐懼的方式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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