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龍象之爭看未來
作者:餘傑
一般人對印度的第一印象就是髒、亂、差，印度沒有一個大城市像北京和上海那麽光鮮和整潔。髒、亂、差當然是現代城市管理者應當加以改進的方麵，但黃亞生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他發現，印度的貧民窟與富人宅第基本上比鄰，常常是高樓大廈的旁邊緊挨著就是成片成片臨時搭建的低矮的帳篷人家。窮人們抬頭就能看見富人，富人每天出門在門前、屋後、拐角處總能碰見窮人。他進而發現，在印度是沒有“收容”或者“城管”之類的，印度憲法規定印度公民有遷徙自由，你願意到哪裏登記就可以到哪裏居住。所以，即便住在王宮式的豪宅中的印度首富，也不可能將住在帳篷裏的窮人鄰居趕走。
中國的情況則相反。在北京、上海的中心地帶很難見到窮人，在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過程中，窮人多數被遷到城市的邊緣或者郊區.此外，拋開暫住證這類對外來人群的限製外，城市底層的創業人群經常受到城管的清理。這種通過政府強製力量達成的貧富分化乃至貧富分離、貧富隔絕，比印度古已有之的種姓製度的惡果還要嚴重。黃亞生指出：
“窮人遠離人們的視線，很多大學生和商界人士對中國窮人的真實生存狀況所知甚少，所以才會安然地認為不讓窮人和外地人分享城市利益，要遠比保障這一人群的合法權利、使他們得到公正發展的機會重要得多。這也是致使他們對社會低層人群缺失社會責任感的原因之一。”有權者和有錢者的傲慢與偏見，冷酷與自私，不可能不引發底層的反彈。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種法西斯主義的情緒化，正如丁學良指出的那樣：“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官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如此惡性循環，中國的前景不堪設想。
印度窮人有尊嚴、有自由
印度當然存在嚴重的貧富懸殊，但比起中國的窮人來，印度的窮人的幸運之處在於：他們尚有自由，尚有尊嚴。黃亞生從印度貧民窟的髒、亂、差中，發現了一個秘密：窮人的自由，是國家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自由遷徙、隨意棲居的背後是創業者更低的創業門檻、更自由的創業選擇。每年都有無數來自各地的心懷夢想的創業者湧入孟買，他們可以隨意到街上擺攤招攬生意，隨意搭建帳篷自由居住，隨意開始自己的創業.”印度的軟件業為什麽迅速超過中國，恐怕真要從這裏尋找根源。
在印度，窮人的帳篷“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中國，即便是唐福珍這樣的城市中產階級的住宅也不免遭到暴力拆遷.在印度，媒體大部分是私有的，窮人的聲音可以在媒體上表達出來；在中國，媒體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弱勢群體永遠是“沉默的大多數”。法國學者索爾孟《印度製造》書中一句話便揭示了兩個國家的差異：“中國使用暴政的力量將所有的人民串連在一起，在印度則是所有國民的力量讓印度人團結在一起。”他觀察到，印度追求的是一種“正義、正確、合理的發展”，印度人一直在追問“自由經濟市場將耗時多久才能完成更均勻的財富分配？還要多久印度的婦女才會從經濟成長中受益？這些問題能夠一直提出，才是印度民主最偉大的優點”。
印度不會到處建“甘地學院”
印度的民主製度不允許政府像中國這樣“以舉國之力辦奧運、奪金牌”。印度在奧運會上獲得的金牌，不到中國的一個零頭.印度的人均收入雖然不到中國的一半（實際購買力如何另當別論），印度政府卻宣布為全體居民提供免費的寬頻服務。中國的做法與之相反：政府肆意投入巨資修三峽大壩、建高速鐵路、實施登月計劃，以及修建阻止國民自由上網的“網絡長城”。
那麽，為什麽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時常優於印度呢？首先，黃亞生發現，印度的優點是非常透明，它的缺點都擺在那兒，你可以盡收眼底。印度的媒體每天都在揭政府的醜，想捂都捂不住。所以，一個國家如果對自己的缺點非常坦然，當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時就不會有人去懷疑。黃亞生談到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門開了五年之久的關於中印比較的課程，每年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卻沒有一個人質疑過印度的統計數字。
另一方麵，由於印度的政治製度，印度政府不可能在不經過議會和人民的同意前提下，撥出巨資到國際社會去作“國家形象宣傳”和“軟實力推銷”，比如像中國到全球開設無數孔子學院那樣去開設“甘地學院”。更何況甘地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成為人類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本無須以甘地學院的形式來作對外宣傳。而中國則可以不計成本地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甚至買下西方主流媒體最佳和最貴的廣告時段，播放中國的正麵形象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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