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究竟是誰的錯？？

來源: 悟空孫於 2011-10-06 10:48:15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6708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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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在某些人看來不是白癡就是腦殘。因為文革似乎早就鐵板釘釘了——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難道不是毛澤東的錯？還有什麽疑問嗎？

悟空遲鈍，需要一些時間來消化：發動者等於錯誤承擔者，其中邏輯何在？一個觀點的對錯可以有不同的說法，但是邏輯聯係隻能有一條：if A=B，B=C; then A=C

令毛澤東=A，文革的罪人=C，那文革的B是什麽？也就是說，何以導致毛澤東成了文革的罪人？

那不簡單嗎？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生靈塗炭，毛澤東是始作蛹者，難道毛還不是罪人？

這邏輯關係還是不清晰。

如果發動者就是結果的承擔者，那麽某些人發動一場民主運動而最後血流遍地，難道發動者也是罪魁禍首？當然這個類比不太恰當。無論發動者的動機如何，目的如何，手段如何，簡單的將發動者和結果承擔著畫上等號是沒有道理的，即使發動者當時的動機不純。

文革，的確是毛澤東發動，但發動的動機究竟如何，還有待於曆史作一個公正的評判（毛將軍說是為了粉碎林彪四人幫，可供參考）。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毛是要打倒一些/一批人，不管是清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以防止中國變修還是打倒工賊走資派。至於後期是否真的是由他老人家領導，是否局勢還控製在他手裏，那真是一個問號了。

毛澤東雖然發動了文革，可直接參與文革，四處造反打砸搶的都是些什麽人？現在誰最應該反思文革？批判文革如果隻是批判暴君而不批判專製製度和專製文化，《芙蓉鎮》結尾的那一聲“運動啦”決不是瘋子的空穴來風。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發動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但並不排除文革是一個翻版的宮廷鬥爭狗咬狗的戲劇，隻是到後來演員太多，導演隻有大綱沒有劇本最後失控演砸了，正劇變成了鬧劇和悲劇。

所以，文革就從反資本主義複辟變成了封建文化的大複辟，加上有馬列主義作為幌子，“當家做主”的“人民”站起來了，他們積極地參與助紂為虐，在天安門廣場上揮著紅寶書淚流滿麵熱情激昂地參與抄家揭發批鬥文攻武衛，這馬列的紅馬甲裏裹著一個千年僵屍般的宗教的狂熱，使得中國曆史上的“革命運動”——從曆次農民起義到義和團小刀會太平天國到大躍進，反右，文革都如出一轍。

文革不是砸爛封資修，反封建反傳統文化不是第一位的嗎？

不，反封建隻是文革的一個幌子，砸爛的殿堂廟宇瓶瓶罐罐也隻是表麵的東西，文革本質上是繼承了封建文化的精髓。

如果文革要真的反封建，“忠孝”就不會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毛主席萬壽無疆”也不會是全國人民天天念誦的口號；如果“文革”真的反對中國傳統文化，法家提倡的互相告密揭發，忌諱聚集而居，儒家對老百姓的高度愚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可能大行其道；共產黨要是真的徹底鏟除封建傳統，就不會允許其泥腿子幹部一手抱著年輕大學生，一腳踹掉鄉下老婆；我們曆史上也不會再有因言治罪，文字獄的再現，更不會有張誌新的慘案；共產黨要是真的鏟除傳統道德，宋慶齡女士就不會守一輩子活寡……。此類事件不一而足。

我們不少人對中國政府自己勒緊褲腰帶讓百姓吃苦，卻把大量的物資金錢拿去接濟“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做法耿耿於懷，其實隻要深入地分析一下，這種行為不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自己省吃儉用，變質或剩下的食物留給自己，而拿出最新鮮，最高級的食品招待客人的“優良傳統”和“美德”嗎？

因此，“文革”的醜惡根源還是封建文化，文革表麵上看是維護社會主義江山，其實是恢複封建專製主義的家天下而已，那舉國上下的狂熱說明，封建專製文化的土壤真的很肥沃啊！

寫到這兒，請允許我摘錄幾段劉曉波的話：

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製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中國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麽去了?那些知識分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麽大的力量。

隻反昏君、貪官而不反專製、皇權是中國人的文化遺傳。在曆次改革之中，人們都把腐敗歸結為某個統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墮落和思想上的錯誤。尋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國人做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夢。否則的話，人們怎麽會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等人身上呢？換言之，隻要人們還相信隻有專製文化的社會主義和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那就是相信政治專製和思想獨裁才能夠救中國，即便毛澤東被否定後，還會有第二、第三個毛澤東。

如果僅僅把毛澤東作為一個昏君暴君來否定，而不是把他作為腐朽的專製主義的當代代表來否定，那麽就等於什麽也沒做，其結果隻能是以新的獨裁者代替舊的獨裁者。幸運的話，是以一個開明的獨裁者代替昏庸的獨裁者。

隻否定少數當權者而不否定大眾和每個人自身，也不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專製主義的真正否定。

專製主義的極端化，一方麵是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當權者們極端化獨裁，另一方麵是因為廣大的被統治者的極端化愚昧和軟弱。毛澤東再有力量，也不能一個人進行「文革」。毛澤東的力量來自於人民的愚昧和軟弱，他是十億中國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專製政體的產生和延續，都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並加以維持的。沒有順從獨裁的被統治者，也就不會有專製統治。具體到中國的曆史和現狀，沒有深厚的封建主義傳統所培養起來的中國人的奴性，中國的專製主義決不會如此長久、如此肆無忌憚。

在「文革」中，沒有億萬隻手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沒有覆蓋中華大地的紅色語錄本，沒有遍布每一個角落的「早請示，晚匯報」，沒有十億人齊聲高唱《東方紅》，毛澤東的名字怎麽會成為永遠不落的、普照人間的紅太陽呢？所以，否定毛澤東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澤東視為「大救星」、「紅太陽」的十億中國人，否定十億中國人必然要從每個人、特別是從那些有文化的知識份子的自我否定開始。

過去，我們的理論一直把反對建的革命僅僅理解為推翻皇帝或統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國曆史上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稱之為推動曆史前進的革命。但是，事實證明，農民推翻皇帝的革命，隻造成了中國曆史的封閉回圈和專製主義的長命百歲。

而真正的反獨裁革命，必須是對以專製主義為代表的整個社會（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的革命。現代化就是要從生存方式上消滅農業文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麽任何企圖推翻專製主義的革命都將失敗。

隻反皇帝而不反小農生存方式的運動，隻能是動亂而不是改革。對於中國來說，打倒一個皇帝、否定一個毛澤東都不困難，人為不行時，還有天助（毛澤東總要死），困難的在於消滅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意識。也就是像早期的魯迅那樣無情地批判國民劣根性。然而，中國當代史上的啟蒙者們，大多數都是罵皇帝的英雄，一旦麵對大眾，便是一臉媚態，向愚昧微笑、鞠躬。而這種現象表麵上看是站在與專製主義相對立的人民大眾一邊，而實際上是想在罵倒皇帝之後自己當皇帝，當人民的救世主。得誌時，自奉為上帝；不得誌時，人民是上帝。毛澤東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來奠定其至高權威的高手。

這種把戲中國人玩得純熟、玩得心花怒放，從先秦時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澤東的「人民萬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服裝可謂花樣翻新，卻永遠裹著一個臭皮囊。

「文革」結束後，又有多少被譽為改革先鋒的人物仍然高舉著「為人民服務」的金字招牌招搖過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寫過最最革命的大字報的人把自己標榜為反「四人幫」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資派」變成了新時期的「極左派」呀！除了「四人幫」、毛澤東及其少數死黨外，其餘的中國人個個都是文革的受難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國人逃避責任、進行自我美化的本領真是舉世無雙。筆者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真該為此而驕傲、自豪和光榮。

轉述的有些長了，但我十分讚同曉波的這段話。就我親身體驗而言，文革結束後，許多“受害者”們不都是轉過臉來用同樣的手段對待“三種人”嗎？事到如今，有多少當年的紅衛兵懺悔過？即使當時的受害者們，很多人隻是“不幸”站錯了隊，否則，他們也會從受害者變成迫害者的，反右和文革初期，老鄧老劉老陶等不都是“修理”別人的急先鋒嗎？

反省文革，我們可以參照德國人的反省。二戰是希特勒一個人的錯嗎？沒有狂熱的黨衛軍和納粹分子，沒有某種文化的基因，希特勒一個人有此能耐？希特勒死了，新納粹主義為什麽還是陰魂不散？好在德國人用法律禁止了一切納粹的標示口號圖片和音像，有良知的德國青年自發去以色列做義工，他們質問自己的長輩：你當時在哪裏？做什麽了？你今後能做什麽？……。

反觀中國，文革服裝，紅寶書，毛像章成了炙手可熱的收藏，全國人民扯著嗓子唱紅歌，烏有之鄉更是肆無忌憚地為僵屍招魂，為文革翻案……更有甚者，還有人穿上日本皇軍軍服追趕“花姑娘”——中國人怎麽就這麽健忘呢！

文革是一場悲劇，但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悲劇，是你、我，整個民族的悲劇，我們每一人都應該深刻反省，反省我們靈魂深處的劣根性，反省我們內心的小毛澤東。

每一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都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整人”基因，隻要時機一到，這個幽靈就會跳出來作惡。有相當一部分人總是借機發泄私仇，把對手往死裏整——哪怕十年過去，“君子”的仇都是要報的。

因此，文革時期那些侮辱人格的做法，都有一定程度的報私仇成分，這些，包括那血腥的武鬥，都不是毛澤東提倡的——“要文鬥不要武鬥”是家喻戶曉的最高指示。他還說：“對待幹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搞噴氣式、抄家、戴高帽子、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幸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

渾水摸魚似乎是我們一貫的“傳統”，兩次本來十分平和的“天安門事件”不都有相當一部分人趁火打劫尋釁滋事嗎？這難道是這兩場運動的發動者的錯？

這是我今年5.16當日寫下的一些感想，供大家批判：

5.16——想起了抄家

四十五年前的5·16 揭開了文革的序幕。而如今人們一談起文革中的“抄家”就心驚膽顫，的確，雖然我那時還在蹣跚學步，但半夜的叫門聲和小將們的訓斥吆喝聲還是記憶猶新的。

我們從抄家聯想到文革，文革自然又和毛澤東連在一起，於是這家破人亡的仇恨一股腦的都指向了毛澤東。毫無疑問，毛澤東對於建國後的一切人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是，冷靜一下，家仇私恨放一放，想想看為什麽會抄家，這種踐踏基本人權的行為根源在哪裏？

首先，從現有的資料中，我沒有發現抄家是毛澤東提倡的，中央文革也沒有指示。可以這麽說，抄家不是政府行為，而是民間行為。歸根到底，是頑固的國民性使然。季羨林在《牛棚雜憶》裏提到，造反派來抄家之後，他立即報案，第二天有人來他家調查並拍照取證。當然季老是名人，受到保護（周恩來的護身符？），但這也看出，抄家不是政府鼓勵的行為。

其次，抄家不是文革的發明，遠的不說，紅樓夢裏賈府的抄家大家是熟悉的，不管真實原因如何，也不否認那是“政府行為”，但是其中報複，發私憤的成分是不可否認的。探春說“必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

皇帝下令抄家自不必說，但中國人何時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意識？有尊重他人隱私和基本人權的意識？來抄家和登門點名批評你沒有多大差別，更何況被炒的家裏有古畫、瓷器、黃金、首飾……。在地震廢墟上搜斂別人財產的敗類總不能說那都是老天爺的責任吧？

校園中，抄老師家的帶頭人往往就是因為沒有交作業受到老師批評，或是學習不好不被老師喜歡，借此出一口惡氣而已。

中國人在外敵麵前是很“熊”的，但是對自己人窩裏鬥起來牛勁十足，尤其是對比自己富有，日子比自己過得好，官銜比自己大的人，學問比自己深的人，那心中的“仇恨”一挑就起來了。

文革初期抄家的急先鋒其實都是些高幹子弟，比如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岩家的那些家夥，他們抄走手表、照相機、現款、存折，在取款時被抓獲。毛澤東曾就此事批示：“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複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幹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還有，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們不少都是流氓無產者，他們要的不是機會均等，而隻是仇富，想不勞而獲罷了。

帶領小崗村民按下十八個血手印開始大包幹的嚴俊昌回憶說，承包讓一部分村民有了點錢，但五花八門的攤派收費隨即而來，更可惡的是，一些妒忌的村幹部們居然到村民家抄家，拿不出錢就扒他家糧食！

這個抄家應該說和承包製，更和改革開放沒有關係吧？

當然，沒有文革就不會有種種悲劇，但是文革之所以發生又和中國國民自身的文化土壤是密不可分的。我們又怎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切罪責都推到毛澤東甚至林彪四人幫身上，每個人不從自己的內心反省，誰能擔保中國不會出現第二次文革？再來一次文革又會怎麽樣？如今隻有屈指可數的紅衛兵出來道歉，其餘的是不是覺得那一切都是老毛的錯？！

我在想，如果文學城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如果來一個網絡文化大革命，我本人是很有衝動去抄某些網友的家的。

我需要反省自己，那你呢？我們有多少人會反省會懺悔？

再次摘錄摩羅的感歎：

“我真想麵向蒼天發一聲追問：中國中國，究竟從哪一天起，我們的良知喪失得如此徹底，我們的靈魂墮落得如此下流？可是，麵對如此深重的罪惡，我們一點也不想檢查一下我們的靈魂和良知，而隻是一味地將責任推給製度，實際上我們的所作所為早就超過了製度給我們的許可與指令。……我還痛切地感到，這個民族的心靈比製度更加陰暗、更加殘暴、更加下流。我們的心靈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地獄，一切光明、美好、正義、良知都被我們所絞殺、所埋葬。麵對這麽多的苦難和罪孽，我們竟然可以如此無動於衷。我們既不想為改造製度投入熱情和精力，更不想喚起內在的良知稍作懺悔。僅僅一句‘當時形勢所迫’就打發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個民族的苦難。從此以後，我們拿什麽去麵對古代聖賢的教誨、拿什麽去麵對未來的歲月和未來的人類？也許，野蠻、暴政、愚昧、專製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逐步改造、改革和改變的，可是，麵對這樣的下流、這樣舉世罕見的下流中的下流，我們將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捫心自問：文革究竟是誰的錯？誰來承擔責任？難道還是一個值得爭論不休的話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