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暇再讀二次大戰史，說到英國，凡舍得炫耀處，無非敦刻爾克萬舟競發，蒙哥馬利D日登陸。彈雨槍林，雲湧風起，似乎一個老大盟國，人人金戈鐵馬，除了打仗而外，便不值得一談。掩卷之際，忽然想到“倫敦大街標語案”，雖無一縷烽煙，卻也堪稱一場戰爭。不知何故，不但未有資格躋身“長編”之列，連熱心於“他山之案”的今日連載家們，竟也無人屑於一顧，不知是因為尚不“峰回路轉”呢，還是有“指桑責槐”之嫌，所以一概“諱”了。
其實倫敦大街標語案，倒也並非平鋪直敘，說的是1940年春夏之間，倫敦街頭，忽然跑出一幫“道德家”，自稱主張普濟眾生，反對“為本國一己之利投入戰爭”。其領袖人物，印刷標語於先，集會演講於後。真可謂“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
彼時英倫，危在旦夕。敦刻爾克退兵未罷，海岸已遭狂轟濫炸。首相關於“我們決不投降”的豪言壯語，本也是全民的共同決定。“英國從未像今天那樣團結”，值此兩黨聯手，同仇敵愾之時，“一小撮人”的胡言亂語，怎不令民憤鼎沸，千夫所指？於是警方出麵幹預，戰時法庭理所當然升了大堂。
法官人選堪令公眾放心。“且看納粹奪去二子的波懷恩，如何收拾這幫混蛋！”已成為報界通欄標題。人們普遍談論大牢苦役和行刑隊。然而審判帷幕降下之時，波懷恩法官話語沉重，竟令公眾失望之至——“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據我理解，我們的戰爭，隻是保護這個自由。我要說，被告幸而生在這個能自由表達他們主張的國家。我被迫宣布他們無罪”。
據我所知，判決似乎並未得到公眾的支持。人們普遍懷疑波懷恩老人何至於“寬容”至此；所有包圍過波懷恩的記者，都請他談談兩位戰死的兒子，甚至暗示這位年邁法官的記憶力和心理素質是否還能勝任“女王陛下忠實的裁判人”。而在如釋重負的少數人中，例如戰時內閣的內務大臣安德遜，卻欣慰地指出，這也是一場戰爭。在英國，僅僅抱有一種意見的行為，決不作為犯罪，不論其意見多麽地不合輿論。而倫敦大街標語案挑起的公眾激動，卻使英國的法律麵臨真正的進攻。從這一點而言，波懷恩判決的意義，甚至不低於英國在海岸、在北非進行的抵抗人類文明最凶惡敵人的戰爭！
二次大戰偃旗息鼓，已逾一個甲子。戰爭早已成為曆史的足跡，昔日的恩怨也已為新的合作所取代，然而“倫敦大街標語案”的判決書卻留在文明的世界法製史上，正如戰後權傾朝野的一位英國政治家對全體公務人員所說：“自由和國土具有同樣價值，甚至民族的當前危機和憤怒的公眾感情，也不能動搖英國的法律原則。倫敦大街標語案就是一個明證。”
是的，再加任何評價，或許都已是多餘的了；而任何關於“不同國家有著不同法律和習俗”的“公共秩序保留”，或許都不如由此進行一點認真的反思。而在所有自稱為“公民”的人們中，也許波懷恩法官在宣讀判決時的最後一句話，更使他們銘刻在心——“我宣告他們無罪。但我堅持認為應該向前方的戰士們道歉。沒有後者的戰爭，便沒有你們的言論自由。一個濫用權利的人和另一個濫施權威的人，都不能自稱為這個國家的公民！”
這就是倫敦大街標語案，一場對現代社會的“公民意識”進行全麵考驗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