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於蘇州。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隨後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因為為政清廉,不擅逢迎,隻任兩屆便賦閒在家。日本投降後,他又任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一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
她17歲那年,出於對時局的擔憂,母親許憲民要求林昭出國留學,或報考北大。麵對母親「出去了就別再回來」的氣話,林昭立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弔孝」的字據,並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決絕。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雖然在文學方麵基礎深厚,但她還是選擇了新聞專業,希望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
在這裡,林昭瘋狂地閱讀了大量她喜歡的書籍,同學們常常看見她從圖書館抱出滿滿一懷的線裝書。沒人知道她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她觀察到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得美好,從而陷入了「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氣中,她成長著,思考著。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過母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後因「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籤、發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餘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製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裡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汙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盪,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記錄中,這樣寫道:「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係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她的宗旨和立場的確從未改變。無論是革命時期、土改時期,還是反右之後,她所追求的隻是:自由、平等、友愛、和睦。獄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時期的信仰,隻有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這兩個簡單的字,不僅是她為「右派」辯護的理由,也成為服刑時期她進行血的反抗的最終目的。
「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這慘無人道的處境下,這個柔弱的女子依然給迫害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啊!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乃至對你們懷抱著一份人性,這麼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這就是林昭的立場和宗旨———為了他人不流血,為了他人能找回「作為人的一切」,她寧願流盡自己的血,隻要「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誌!」
1968年4月29日,她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第二天,一名員警到林昭家裡,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槍決。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