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曾被抽調去參加湘黔鐵路的建設。在工地當醫生，為民工看病。鐵路修好後，回到縣裏，在計劃生育辦公室搖了半年筆杆子，終因生性愚直，不投上司的歡心，就被下放到縣城最貧瘠的區裏去當醫生。那山區亂石磊磊，蓋著一層薄薄的土。這樣一個幾乎不長喬木隻生野草的山區，卻有一個好名字：長豐區。
那山區的區委書記姓安，人稱安書記。他比我先到大概半年，聽說也是被下放去的。當然，下放歸下放，他終究是掌權的，不比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 被認為是附在剝削階級皮上的毛，是需要脫胎換骨徹底改造的。所以我一報到，安排工作時， 就有人建議讓我下鄉，去收玉米， 種土豆， 或者去水庫工地挖土， 反正得先“滾一身泥巴”。討論時安書記坐在一旁， 抽煙， 一直不說話。最後請他定奪時， 他說：“咱這窮山區，難得來一個正而八經的醫生， 就讓他在區醫院上班，給我們看病不好嗎？ 難道我們區還缺一個挖土的？” 這話當然是後來別人告訴我的。我聽後心頭一亮， 想， 這是一個知道人價值的共產黨幹部， 難能可貴。
光陰荏苒，如是在區醫院裏工作了一年。轉眼快過春節了，那時生活困難，物資供應緊張，一年也隻有五一，十一，和元旦春節國家才有肉供應給我們這些拿工資的國家幹部。到時區食品站照例要殺一頭豬，全區職工都到那兒去稱肉。那開了膛的半匹豬就放在肉案上，操刀的屠夫威風凜凜地站在一旁。他們看你一眼，然後往刀案上一刀下去，那塊剁下的豬肉就歸你了，不退不換。屠夫們個個是天才， 他們能手上稱肉，眼內稱人。他們知道誰是可以稱些好肉的，誰是隻要給些皮囊碎骨就可打發的，誰即使人不來也得把好肉留下的。因而稱肉時，笑的、惱的、 罵的都有，鬧得不亦樂乎。我碰過兩次軟釘子，從此興味索然。為一斤肉折腰，何苦?
且說那年春節買肉那一天，我還未到食品站去，食品站站長卻找上門來，手上提了半隻蹄膀， 一掛豬肝， 說:“這是給你的肉。” 我瞪大了眼問：“你有沒有搞錯？ 我還沒去呢。” 他笑著說:“這原是我們留給安書記的，他說他不要了， 叫我轉給你。安書記說了，你們辛苦了一年， 又老老實實，不爭不搶，越是這種人， 我們越要照顧。”
從此我知道安書記是個好人, 好的共產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