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參加了在廣東從化舉辦的“儒學與現代社會治理”，會議是由儒學（儒教）知名學者與自由主義學派的幾位代表人物共同參與，他們各自召集了一批專家學者與鐵杆粉絲為自己的陣營呐喊助陣，向對方發起毫不留情的“進攻”。我既不是儒學那派邀請的，也不是自由派喊來的，屬於唯一一位路過、打醬油的，也是唯一一位從頭到位一言不發的與會者。
這樣兩派學者們到了一起，場麵不難想象，激烈的觀點碰撞、誇張的性格彰顯、火爆的場麵，我差一點後悔沒有帶上防彈衣。但不得不說，這種會議應該多開一些。現在絕大多數學術會議都類似“同仁會議”，誌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與印證一番，皆大歡喜。當然，還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個部門或者權威機構先劃下一個條條框框，大家來開會、發言、吃喝、旅遊，那種會議的唯一意義就是拉動內需。
像這種聚合兩種互不相容觀點的學者們一起開會，各抒己見、交叉質疑到激烈爭論，舉辦者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會議要順利，或者避免翻臉拍桌子甚至丟茶杯的最好辦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製定好的“遊戲規則”，整個會議中，不管你是何方神聖，必需遵守這個遊戲規則，例如對發言時間的限製，會議上是否插話打斷對方等等。
其次還有重要一點，在沒有公權力介入，沒有強權幹涉的情況下，專家學者們一定抱有包容、寬容的態度。會議應該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聽取他人意見、提出質疑與爭論，到此為止。不要以為自己說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曆史正確的一邊，就認為應該多說幾句，或者一定要點醒、說服對方。記住，沒有人有這個能力，更不應有這個權力。唯一能夠做到在思想與學術上“戰無不勝”、強製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權與強權，而不管他們擁有多少“真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就是邪惡。
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學裏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求同存異”以及自由主義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應該讓這類會議很“和諧”，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義地說，有些儒家學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義學者不那麽“自由”。
自由主義不必對儒學太過緊張與恐懼
我認為，無論是儒學，還是自由主義，要想在中國發揚光大，從學術走到現實（儒家學者與自由主義學者的優點與缺點都是不安於純粹做學問，而是要為帝王師，或者“敢叫人間換新貌”），甚至成為在中國占一定比例的主導思想，和“學問”關係已經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已經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遙；而除非我們把秦始皇的陵寢挖開，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開發商們挖開，儒學發展暫時也隻能靠現有的文獻與2000年說不清道不明的曆史，加上大量的想象與期盼——在中國，能夠放眼世界、順應曆史潮流、把儒學與自由主義思想同中國現實、中國民眾切身利益與長遠幸福結合起來的人，不管你是儒者還是自由主義分子，一定是偉者。如果說以前的學者是靠某門“學問”彰顯自己，在變革的時代，“學問”往往得靠“學者”來裝點與壯大。
儒學興起的背景，大概有這麽幾個，有人看到當今世風日下，道德滑坡，認為“人心不古”，要從孔子那裏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絕貪汙腐敗包二奶之惡習；有人看到中國崛起了，試圖從幾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據。正如西方在過去200年突然崛起後，一大幫學者紛紛拿出了希臘用貝殼決定誰來管理國家的“民主傳統”說事，把亞裏士多德與柏拉圖抬出來作為圖騰一樣；另外一部分學者在為當局探尋執政合法性，試圖用儒學思想填補意識形態真空；一些自由主義學者在受到挫折後，想從儒家尋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憲政甚至比這玩藝還好的製度，弄出一個比 “普世價值”更“普世”的價值觀；當然，還是有一小撮癡心不改，繼續搞純學術研究的學者，等等。
不管是什麽動機，包括一些要把儒學變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國人民的道德標準，幻想成為指導與管理國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國教”，隻要沒有公權利介入，隻要不是一個國家政權的強製行為，都應該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對儒學懷有很深的反感，對他們試圖弄成“宗教”並可能與權力結合深感恐懼，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記，在當今所有以自由主義理念立國的國家中，儒家變成儒教都不是一個問題（在自由主義理念立國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種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隻有兩個信徒：夫妻兩人），自由主義者更要警惕的是權力：當我們反對政教合一的國家時，絕對不是反對那個“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蘭教），而是反對那個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強製變成“國教”的強權。
從這方麵說，自由主義者要繼續對強權說不，而不是對試圖朝另外一個方向探索中國道路的儒者們喊停。自由主義經過幾百年的演變，能夠達成共識的最核心的內容幾乎已隻剩下一個框架，而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風靡世界的“普世價值”，正是因為這個簡單得幾乎隻剩下框架的最高標準，在它的下麵，各地的文化、宗教與道德標準都各具特色。
試想一下，自由主義既然能夠與早期偏執的基督教和諧共處並開花結果（想一下自由主義的發源地歐洲長達1000年的黑暗時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據一席之地，甚至開始打進了中東伊斯蘭教的地盤，為什麽中國的儒學就一定與自由、民主、人權水火不容？這說不過去，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自由、民主等隻有與各地文化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才能成活，才有豐富的內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們”——例如亞裏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適合現代文明基本常識的東西絕對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國的自由主義一方麵人員凋零、青黃不接，另一方麵，他們推銷的一些價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權、民主等）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家喻戶曉，維權人士、上訪戶、弱勢群體、當官的弱勢們、左、中、右幾乎都揮舞著自由主義者視為禁臠的那些概念跳上了曆史舞台，弄得自由主義者不知道是躲進小樓成一統，與可怕的現實劃清界限呢？還是站出來正本清源，帶領大家？又或者被大眾牽著走？這是個問題。
在我看來，無論是研究儒學，還是開壇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的範疇。自由主義最推崇的正是這些自由，並為此一直遭受懷疑與打壓。如果對於並沒有什麽權力背景的儒學，自由主義學者也抱著懷疑甚至“打壓”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儒學應從匍匐在權力腳邊站起來
在國家建設與中國前途上，我毫無疑問是自由主義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錯誤甚至犯罪，往往都發生在人們認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擁有者的時候。自由主義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應該隻是讓自己自由，更應該讓他人、讓人民自由。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我才願意說自己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我認為我們始終應該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學者應該像現代人一樣保持清醒，你也許幻想有一天弄出“國教”，搞出一個“普世儒教”代替“普世價值”，某一天還能夠駕淩於權力之上，馴服那個玩弄了儒教長達兩千年之久的絕對權力，“再造”一個“內聖外王”的輝煌，但你們得有這樣的認識：你能否自由發展，能否成為“國教”，國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個兩千年前的老人來拯救，最終得由自由的人民來選擇，而不是依靠限製了自由的強權把你們扶持上去。
因此，你們要對民眾言說，在民間重新發現儒家文化，讓民眾從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因此，你得學會麵對弱勢群體的問題，你得對社會不公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而不是一味依附權力，為執政者尋覓合法性。當受欺負的弱者、追求公平正義而遭受磨難的仁人誌士，以及痛感社會不公的廣大民眾從儒家獲得力量與支持，你們也正好站在他們的身邊，而不是匍匐在權力的腳邊籌謀如何教化民眾，那時，中國製造的儒教教義就成為我們口中的“普世價值”。
回顧一下從秦始皇“焚書坑儒”至今，尤其是過去一百多年，儒學被玩弄搓揉，儒家們在絕對權力下遭遇的種種不堪與淩辱，現在儒家們應該不難接受這樣一個“普世的”的道理：無論你弄出一個什麽價值理念，在你的上麵，還有一個以“自由”為主的價值觀！否則，你再怎麽折騰，充其量能夠把自己的地位，從權力的奴婢提升到權力的二奶！
楊恒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