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醫”　　

來源: 悟空孫於 2011-05-06 10:13:07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219 bytes)

所謂“國醫”　　
傅斯年　　

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斷氣的事……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們有決心，有準備，加以極大之努力，而且善於利用局勢，日本總有受教訓之一日。隻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教育的人，還在那裏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裏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仿佛根本有問題？對於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於關係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裏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於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餛飩的狀態中，何況較繁複的事。到今天還在那裏爭著中醫、西醫，豈不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國人到了現在還信所謂中醫者，大致有幾個原因。最可恕的是愛國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錯了。人們每每重視本地或本國對於一種學問或藝術之貢獻，這本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節製的範圍內，也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才可以激勵出其土、其國更多的貢獻來。不過所謂中醫並非純粹的漢土產品，這類的方技在唐時頗受印度及中亞的影響，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響。中醫本來即無病理，又缺診斷，無非是一部“經驗良方”。　　

這些經驗良方不是一處來的。這類考據，此地無法談，我隻提醒一句，其實醫學在現在並無所謂國界，雖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的風氣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礎上全無半點分別，這不是論詩宗、評畫派一流的事。第二個原因是頭腦不清楚。對於一切東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雲亦雲，生病請醫生全是試試看，恰如鄉下老太婆生了病時拜一切神佛一般。這全是以做夢的狀態對付死生的大事。第三個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結果。中國的教育中沒有給人安置一個堅實的科學常識訓練，故受此教育者後來糊塗如此。　　

我以為目下政府及社會上人應該積極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為所謂“國醫”丟國家民族的醜了。即如數月前設置所謂中醫研究所之爭，真是一件意氣與無知之充分表演，不圖今日見此11世紀的惡劇。又如近時幾個監察委員彈劾中央醫院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話，中央醫院究竟殺人不殺人，須待有資格的醫士檢定，豈是幾個在事外監察委員所能憑空斷定的。以非技術的國家官吏去判斷純粹技術的問題，監察員坐在家中做了監察吏，這要比《洗冤錄》所代表的文化還要退下幾步。　　

以政治的立點論，中國此時醫學衛生的狀態有下列幾件事急須要做。第一，應該多設幾個訓練在內地服務醫生之學校。目下的有名醫學校，國立的如上海醫學院，私立的如北平協和醫學校，所造出的醫生很能適合近代醫學所要求的高標準，但聽說他們每每喜歡在大埠作業，到內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內地至今等於沒有真的醫生，隻靠幾個教會的醫院對付。這是不應該而且不了的事。至於各省設的醫學校每每不能甚好，專靠他們也不是辦法。現在應該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的醫學校中設農村服務醫生一科，使他們在畢業後到內地，或者簡單到內地鄉村裏辦醫學校去。聽說南京中央醫院有此類之計劃，我希望它早能實現。第二，內地之需要公共衛生比需要醫士還迫切。醫士之訓練不能速成，一時斷難普及，不如先盡量講究公共衛生，收效較快。況且中國是個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國家，各種疾疫並世無雙，故死亡率在一切開化與未開化的人類之上。對付此情形之最有效方法，無過於防範於未病之先。以南京論，原來到了夏季、秋季傷寒、霍亂、瘧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驚的。幾年以來，以衛生署及其附屬機關之努力，特別是防疫注射之努力，這些病減少得多了。這樣工作，比在南京多設幾個醫院的效力還重要。在中國的目下經濟情形論，若幹公共衛生的事業是難做的，然也不是一無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幹不費錢隻費力的。這裏頭的緩急與程序，要靠研究公共衛生的人的聰明，絕不是在中國鄉村中無可為者。這件事要辦好了，中國要少死許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國民經濟之虛費。第三，要多多的訓練些內地服務之看護。中國人太忽略看護對於疾病之重要了，以為萬般的病都隻要靠藥治，因此死人不少。內地人之無看護知識，因而更需要能服務的看護，本是不待說的。不特有訓練的看護應該更多，即一般的看護知識也應該灌輸在國民教育之中。……第四，更多用的醫藥品應該由政府自己設廠製造，或促成中國工業家之製造。如吸水棉、紗帶、酒精，果一切仰給於國外，在國民經濟上看來大不是了局。醫藥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貨，若因醫藥事業之進步，這個貿易的漏洞太大了，決不是辦法，所以政府及社會應該及早準備。第五，政府應該充分的推廣生產節製。中國人口問題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產，第二是多死，這中間含有無數的浪費。果以醫學衛生事業之進步，死亡率減少了，而生產率不減少，又不得了，所以生產節製大與社會安定有關。不過目下實行生產節製者，多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此一個比較的能生長並能教育子女的社會階級偏偏節製生產，而無力多生偏要濫生者不受限製，豈非漸漸的使我們的人種退化？所以政府應該對於一切患有花柳病、遺傳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遺傳性的犯罪者，及絕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發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國家的責任一天比一天大，作這樣事若能做得妥當，不算是妄舉。第六，政府應大量的獎勵在中國的近代醫學，此意待下次詳說。　　

至於對付中醫，似應取得逐步廢止之政策。內地目下尚無醫生，大埠的醫生也不夠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麵看風水一半，禁止之後使他手足無所措。或者免不了暫且保留此一個催眠術。同時卻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幹真正胡鬧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後因有訓練醫生人數之增加，逐步禁止這些“國醫”。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國醫”禁止了，至少加一個重稅於那些大賺錢的國醫以取“寓禁於征”之作用。管理他們的衙門，當然是內政部禮俗司，而不該是衛生署，因為“醫卜星相”照中國的“國粹”是在一塊的。論到“國藥”之研究，乃全是訓練有學問的近代藥學專家的事，一藥之分析，及其病狀效能之實驗，決不是這些不解化學的“國醫”所能知覺的。　　

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餛飩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這個地方不取模棱的態度。　　
（原載1934年3月5日《大公報》星期論文，又載1934年8月26日《獨立評論》第一一五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