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子彈飛》，這部薑文的賀歲大片，確實看得我血脈賁張，眼花繚亂。隨後我又看了不少五花八門的影評，卻把我看得頭昏眼花，屁滾尿流，什麽馬拉列車就是“馬列”，小六子的死就是影射“六四”，鵝城就是“俄城”，康城就是“共產主義（comminist 城）”等等。怪不得薑文叫它憋尿製作，還真是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單這一點，《讓子彈飛》就可稱得上是非常成功了。
也就是因為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可以在家躺著就把錢掙了，於是就我也就生出許多無聊的念頭，突然產生了刨根問底的衝動，對《讓子彈飛》的改編小說，馬識途先生的《盜官記》有了閱讀的強烈興趣，借著發達的網絡搜尋，沒費多少勁，就找到了。
看完小說，再回想電影，小說原作者和電影改編者的用意真可謂是昭然若揭，呼之欲出了。薑文到底是站著掙錢，還是跪著掙錢，也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說電影對原著的改編可以說用從頭到腳，麵目全非來形容。什麽馬拉火車，鵝城，康城，涼粉，小六子，花姐，原作一律沒有。但我認為《讓子彈飛》仍然可以說是忠實於原著，之所以還能稱得上是改編，是因為故事的基本脈絡和精神是一樣的。都是講的好漢殺惡霸，反腐敗，殺富濟貧，除暴安良。
但我感興趣的，卻不在這，而是在電影和原作到底有哪些主要不同，從這些不同當中，就能發現許多有趣的問題。
這裏我要先介紹一下馬識途先生的背景，他早年就參加了共產黨，長期在四川從事地下工作，同時從事寫作，所以他的小說四川洋溢著鄉土氣息，同時也有一些時代的烙印在裏麵。我總結一下，電影對原著有以下幾個大的改編。
改編1： 時間背景的改變， 《盜官記》發生在三四十年代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時期，而《讓子彈飛》發生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時期。盡管時間相差隻有十多年，但原作者馬識途本意是要揭露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貪汙，腐敗，墮落和百姓的鬥爭反抗。如果電影按原著拍，那就很容易拍成“主旋律”的影片，這樣一來，國內票房，海外發行都會有麻煩，而把時間窗口挪早十年，則可兩全其美。
改編2： 張麻子的結局。 《盜官記》裏，張麻子最後盡管砍了黃老爺，但也寡不敵眾，被官府捉拿歸案，血灑刑場，以悲劇收場。我想，馬識途先生的意思是要說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靠草莽英雄氣概是不能成事的。
《讓子彈飛》的結局是正好相反，土匪的革命蘸著無辜者的鮮血，喚起了群氓的揭竿而起，取得了成功，別管這成功是永久性的，還是暫時的，都可起到皆大歡喜，取悅觀眾的英雄情結，飆高票房的效果，又是一舉兩得。
改編3：《盜官記》中對老百姓的描寫，並沒有把老百姓寫的愚不可及，張麻子手下的兄弟們，也都是寧死不屈，除暴安良的好漢，群眾也沒有那麽難以發動，我覺得這是《讓子彈飛》中唯一我不能夠完全讚同的地方，百姓的心中都有杆秤，真正的革命，都要有百姓的自覺參與和無畏犧牲才能取得成功。當然《讓子彈飛》的改編也並沒有什麽錯，可以認為張麻子是暫時的成功也未嚐不可。
改編4：張麻子的形象問題。《盜官記》中的張麻子，其實是一個非常年輕，英俊，甚至有些書生氣的人，這也就是為什麽，當張麻子進了城，土豪劣紳都對他不起懷疑的原因。而《讓子彈飛》中的張麻子，盡管沒有麻子，但粗獷豪放，舉止粗魯，髒話連篇比“土匪還土匪”，這樣的人，不用兩天，就得暴露了。我認為原著應該更接近真實，四川的男人普遍瘦弱，清秀，電影中這麽豪放的土匪，一定是從北方流竄到南方作案的。
在這裏我要順便和薑文探討一個男子漢標準的問題。我認為，真正的男人，應該強在心裏，而不是在表麵。滿臉大胡子，內心娘娘腔的人有的是，麵容俊秀，內心堅強的人更是不勝枚舉。
不知道為什麽，從《紅高粱》到《北京人在紐約》再到《讓子彈飛》，我看到的男人形象都是那樣的粗魯。
至於說電影中增添的東西，比如馬拉火車，鵝城，康城，涼粉，小六子，花姐，浦東上海之類，確實是薑文及其編劇的傑作，原著中沒有。這就會造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情形，影評已有很多，我就不再穿鑿想象，拾人牙慧了。
從以上的比較看來，薑文對原著的改編還是非常成功的，至少有很多的獨立思考在裏麵，雖然還是考慮了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影片審查，票房，海外發行等，但仍然沒有失掉其本性，可以稱得上是站著把錢給掙了。
其實別管薑文是站著掙錢，還是跪著掙錢，作為觀眾的我， 一定要慢慢學會站著看電影，看曆史，看社會，靠自己找證據，找材料，靠自己的獨立思考，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人雲亦雲，當然， 對於這樣一部娛樂片而言，刨根問底確顯得有點無聊，但這也難怪，我們已經被娛樂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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