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文的《讓子彈飛》是按喜劇片打造的賀歲新片。盡管製作者用誇張、荒誕的手法營造出的喜劇效果並不像其宣傳的那樣讓人捧腹，但也的確頗具娛樂性，符合賀歲片的大眾口味，也符合電影的商業要求。但如果我們僅看到這個喜劇性，那該片就與馮小剛的諸多賀歲片淪為一個檔次，僅具娛樂性。好在《讓子彈飛》有太多的寓意可以解讀，而且其寓意一再被挖掘，才讓觀眾不僅僅被娛樂了兩小時，而且還引起一些思考，而且對某些難以言表的深意懷有共鳴。
按戲劇理論，悲喜劇的劃分主要看結局。《讓子彈飛》中，張牧之最後為六子報了仇，快意恩仇，應該算是喜劇。可影片結尾，麻匪張牧之那孤獨的身影，卻無論如何讓我無法與喜劇聯係在一起。戲劇的結局有時要從人物的最後命運來推敲才能分出悲喜劇。在《讓子彈飛》中，主角張牧之最後的命運並不是喜劇性的。在革命勝利後，張牧之反倒更加孤獨，對未來、對命運和革命的意義都處在迷茫之中。也隻有在這個時候，薑文那張一貫僵硬的臉才看起來與劇情很貼切。
《讓子彈飛》被觀眾解讀出很多寓意。這些寓意不見得都是原作者和導演蓄意安排的，有些應屬於觀眾的聯想。如今要想暗諷中國的現實簡直太容易了，因為中國被禁止的太多，敏感詞太多。任何一部電影都可做這種聯想，連美國的《阿凡達》都能被觀眾解讀為反拆遷電影，而本來就充滿寓意的《讓子彈飛》被過度解讀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依我看來，這部電影最大的一個隱喻就是對革命的失望。張牧之原本是一個理想主義的革命者，之所以落草為寇，是緣於對革命的失望。因為理想的破滅和對革命的失望，轉而一心賺錢。如果說這部電影充滿寓意的話，這也應是一個寓意。如今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普遍犬儒化，正是理想破滅，靈魂無依造成的。六四之前一些活躍的自由主義精英，在六四之後，轉而一心向錢看，成為推動腐敗事業的生力軍，也是同樣一種思想造成的。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是脆弱和不真實的，而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是那種越挫越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堅持理想不僅需要堅定的思想，還需要堅定的意誌。
影片有兩個主要線索貫穿始終，一是做了縣長的麻匪要站著掙錢，二是要為幹兒子六子報仇。站著掙錢是如此的不易，使麻匪明白原來縣長並不是一縣之主，那個黑惡勢力的代表黃四郎才是真正的一縣之主。於是，張牧之為了站著掙錢和為六子報仇，不得不首先除惡打黑。這頗像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時所透露出的那種無奈和不得不為之的心態。
一起搶錢和革命的生死弟兄，在革命勝利後，都奔去浦東，去過自己的舒服日子了。隻留下一個張牧之—一個理想的革命者，孤獨地沿著鐵路線，慢慢地走著，似乎在思考著什麽。他在思考什麽呢？也許是革命的意義吧。
社會的進步是在妥協和和解中取得的，這是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矛盾解決方式。而暴力革命即使能換來暫時的進步，其代價也是巨大的，更何況暴力革命往往換來的是又一個專製和獨裁的政權，使得充滿激情的革命往往變成又一輪循環的開始。因此，我是主張用改良和漸進的方式爭取中國的進步的，而改良是否能夠實現則取決於權力階層和強勢集團是否具有妥協的智慧。
以往的曆史顯示，革命似乎成了改變自身命運和中國國家命運的唯一選項，難道這就是中國的宿命？如果說不是中國的宿命，誰又應該為這個命運承擔責任呢？難道說要整個民族背負這個愚蠢和不智的罪名嗎？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中國這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直到今天其公民仍然沒有享受到孫中山先生所宣稱的一個共和國公民所應有的政治權利，共和國所應有的憲政政府依然沒有實現。這一百年來的前七十年，中國一直是處在革命和繼續革命的折騰中，社會矛盾的解決一直靠的是槍杆子和群眾運動。雖然這三十年中國沒有大規模的動亂和折騰，但解決社會矛盾的思路依然沒有變，還是依靠槍杆子，靠的是讓子彈飛。如果這個思路不變，那現在的穩定隻能說是在動亂之間的苟安。戊戌變法的七君子之一的梁啟超曾經有個預言，說中國如果不走憲政改良之路，而取革命之路，則中國難免要有二百年的動亂之災。現在一百年過去了，但願他的預言別成為現實。
革命畢竟是無奈之舉，走武裝鬥爭之路也是被逼的。當年如果蔣介石不武力鎮壓共產黨，共產黨也不會走武裝鬥爭之路。走和平路線的陳獨秀也就不會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排擠下台。所以說，在決定是否革命的問題上，當權者和強勢集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在中國的毛派勢力已從網上走向社會，大有再度革命的趨勢。可這怪得了誰呢，執政黨既無無自我約束能力又拒絕政治改革，那隻有把人們逼到革命的路上了。如果把這僅僅歸於我們民族的劣根弱智是不公道的，但說這是權貴們的愚蠢卻絕無半點誇張。盡管這些精英個個智商非凡，絕頂聰明，但在大事上卻一直犯糊塗。這歸根結底是良知被物欲蒙昧，大道盡失的緣故。沒有良知，談何智慧。
精英僅有智商和學曆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有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即儒家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即使做不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人之樂而樂，起碼也要懂得有所節製和自省。記得有一次在國內看電視，一個英國的海歸解釋西方精英和精英意識的概念：精英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一群人，而這些占社會不到20%的人要有為餘下80%的人服務的意識才可稱為精英。我是非常認同這個觀點的。如果一個受過很好教育的人，隻是為自己謀利，那他的學曆再高，也不配為精英。
如果說整部電影都融在一種喜劇氛圍內的話，那最後一個場景卻是籠罩在悲劇氛圍中。天上一隻孤鷹在翱翔，地下一匹馬一個人踽踽獨行。這時，一列插著紅旗的馬拉火車從張牧之身邊飛馳而過，車上的人在說：上海就是浦東。如果說這樣一幅畫麵不具寓意的話，那隻能說是我們在裝傻。
由於情節和寓意的關係，使該片中演員的演技顯得並不重要了。除了葛優，我看其他那些角色什麽演員演都不會太影響影片的效果。這是一個劇情蓋過演技的電影。
《讓子彈飛》中的很多情節的確讓人易於聯想到當今的中國，而主人公對前程的迷茫也多少反映出具有民族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命運和前途的迷茫和擔憂。
一個靠讓子彈飛來解決內部矛盾的民族是一個悲劇的性的民族。同理，一個靠讓子彈飛來解決民族和國家衝突的世界則是整個人類的悲劇。從這個意義上說，讓子彈飛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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