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警察廳最新統計指出，今年1月至11月，日本全國的自殺人數已超過2.9萬人，按照以往每月超過2000人的數字來看，日本全年自殺人數將突破3萬人。這將是第13年，日本自殺人數突破3萬。日本人口數量目前為126288419人
日本人為什麽要自殺
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這麽多日本人甘願拋棄多姿多彩的人世呢？總的來看，日本人自殺的原因五花八門，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麵。統計結果顯示，疾病、經濟困窘和家庭糾紛是導致日本人走上絕路的三大原因。有人不堪忍受疾病的折磨而自殺，有人因經濟困難而喪失生活勇氣，還有的人因家庭糾紛而失去生活的信心。此外，老人寂寞難耐、青年失業、學生考試落第、兒童受到虐待等也是自殺的動機。
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衰退征兆，整個社會因此彌漫著一種失敗感、不穩定感和無望的情緒，人們感到壓力越來越大。從性格上來說，日本人拘謹、自製，也很容易走上極端。根深蒂固的危機意識雖然成了日本民族克己發奮圖強的動力，但曠日持久，這種憂患意識也會有副作用，沉鬱過度，容易造成心理障礙以致絕望。
導致日本人自殺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傳統文化中與眾不同的生死觀。多數國家都將自殺視為一種懦弱無能、逃避罪責的行為，人們往往不但不對自殺者表示同情，甚至會認為死者不負責任，而日本人恰恰相反。日本傳統文化觀念認為，不管多壞的人，一旦死亡就清白了，而且人死後都會變成神佛。絕大多數日本人覺得，有人盡管生前做了很多壞事，犯了很多錯誤，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錯誤就一筆勾銷了。所以一些日本人在做了錯事，造成巨大損失時，往往試圖以死謝罪，以死換取別人的原諒。
日本文化中的陰影 深究下去，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殺風氣有著獨特的曆史文化因素。著名學者加藤周一指出：“自殺的主題，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日本文化和曆史核心中，本身就存在一種追尋自我毀滅的傳統。日本人崇尚自殺，他們認為自殺是一種有著明確目的的高尚行為。在捐獻生命之際，能體驗到一種道德升華的慷慨淒涼的滿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廣為人知的日語詞匯有三個：“切腹”“神風”“柔道”，耐人尋味的是三個日語詞匯中竟有兩個與日本的自殺有關。
“切腹”，即剖割腹部而自殺，是僅存於日本的獨特現象，有其深沉的曆史文化背景。切腹在日本曆史上與“武士道”有著密切關係，一直是武士和近代軍人最崇尚的自殺方式。其實切腹並非自殺的理想手段，並不能很快致死，反而異常痛苦。據日本有關記載，若無別人幫忙，最快斃命也需6小時以上，長的則達72小時才能血盡而死。因此，切腹並非是單純以實現死亡為目的的自殺，而是一種儀式行為。既表明忠誠與勇敢，昭示生者、震懾敵人，又釋放出自己的精神以求永生。切腹自殺事件至今仍是令日本人激動和津津樂道的事情。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自殺問題
2010年05月26日08:32南方網
今年以來，深圳富士康已經發生了9連跳，這讓這個擁有30多萬人的超級大廠連續處於媒體的風口浪尖。平心而論，絕大多數媒體並沒有將發生連續自殺的責任歸因於富士康，而是更突出新一代農民工的生存現狀。我隻是擔心，媒體對富士康連續自殺案的關注，甚至由此而生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關注，都有可能模糊自殺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焦點。
中國的自殺問題一直都被嚴重低估。媒體報道中引用心理學家的數據稱，中國每年每10萬人中有12人死於自殺。即使從這一數據出發，富士康今年以來的連續自殺事件都是低於全國平均數的——除非在未來的半年裏，這個數據累加到36人，才勉強追上全國的平均數據。
我不知道專家的數據是從何而來。現實是，1999年以後，中國再沒有過官方公布的自殺死亡率數據。現有的WHO數據中，依然是1999年衛生部所公布的中國人死因調查中的數據，而這個死亡率為男性每10萬人自殺率13.0，女性14.8，平均13.9。香港的數據為2006年15.2（直覺上，我不相信中國大陸的自殺率會低於香港）。韓國2006年的自殺死亡率為21.9，日本2007年為24.4。
不過，在2000年，另一個學術會議中，前衛生部部長殷大奎則承認，中國在1995-1999年之間的平均自殺死亡率為22人/10萬人。這一數據遠遠高於衛生部提交給WHO的年度報告數據。
與韓國日本香港這些發達社會不同，中國並沒有一個普遍覆蓋的公民死因統計係統。因此，任何自殺死亡率數據，都來自於兩個抽樣係統，一個是衛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記係統，覆蓋人口大約為1億，另一個為中國疾病控製預防中心疾病監測點（DSP)的抽樣網絡，大概覆蓋人口1000萬。
而中國提交給WHO的平均13.9的數據，正是來自於這兩個統計係統的調查。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抽樣係統覆蓋的城市人口數量都遠遠高於中國的實際情況。WHO在注釋中注明，這一數據的樣本，來自於21個省，36個市，85個縣——57%為城市人口，而同期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22%。
同時，基層的采樣數據中，所謂城市死亡率統計，來自於省會、直轄市、地級市等傳統意義上的“城市”的衛生部門，而農村統計人口則來自於縣城、鎮的衛生所——亦即，農村人口在統計上再一次被低估。
國際組織GBD（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對這些數據進行矯正以後，認為中國1990年的自殺死亡率為30.3，而WHO則在1998年用同樣的方法矯正了中國數據的偏差以後，提出中國當年的自殺死亡率為32.9%。根據2002年《柳葉刀》雜誌上的一篇研究中國自殺死亡率的文章，同時根據兩個抽樣調查體係的數據，用人口數據進行調整後，得到的死亡率為22.6——頗為接近殷大奎所承認的數據。這一數據，也讓中國與韓國、日本等地的自殺死亡率更為接近，除了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以外，東亞一直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地區。
最近10年，有關中國人自殺死亡率的數據再沒有任何更詳細的數據和更深入的研究。盡管有理由相信，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的自殺率有下降的可能，但另一方麵，最近這十年，恰恰也是中國社會大分化的10年，無論是基尼係數的不斷增長，城市/農村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甚至城市化率的減慢，出生率的進一步下降等原因，都有可能促使中國的自殺率進一步上升。
通過研究中國自殺死亡率數據本身的特點，有助於我們理解，在這一奇高的死亡率背後，到底是怎樣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
首先，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女性自殺死亡率高於男性自殺死亡率的國家。主要西方國家，甚至包括日本，其男性的自殺死亡率都在女性的一倍以上。而中國是女性高於男性25%。
第二，中國農村的自殺死亡率數據是城市的2-3倍。
第三，中國的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還是根據《柳葉刀》的文章顯示，中國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率為68人/10萬人。
第四，中國自殺死亡事件中，最後被認定有精神疾病的數目僅為62%，而國際數據則顯示一般情況下，90%自殺身亡的人有精神疾病——這也是國際精神醫學界對中國自殺死亡率數據最大的質疑。
沒有公認的理論解釋中國自殺率數據中這四個獨一無二的特點。但我相信，這其中，中國本身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起重要作用。
以55歲以上人口的高自殺率為例，根據2005年發表在中國《臨床精神醫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在調查了全國23個疾病監測點的數據以後，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案例中，59.2%與患急重病或受傷相關，34.5%與經濟困難有關。
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國的社保醫療體係僅覆蓋人口極小的一部分，這一數據背後所隱藏的真實令人難以想象——老年人為了不給家庭和親人添加負擔，在身患重病以後自殺。
而婦女和農村的高自殺率，似乎都可歸因於農村年輕婦女的高自殺率——中國城市的男性自殺率高於女性，而老齡男子的自殺率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高於女性。
可以與當代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形成對比的是，早在上個世紀2，30年代，婦女自殺就成為了上海灘最關注的社會話題之一。1929年到1934年間，上海市每年的自殺事件都在2000起左右（考慮到當時上海市人口僅為400萬，這一數據背後的死亡率也相當驚人），被上海市政府認為是“當前最嚴重之社會問題”。而女性“在自殺方麵更顯出可驚的狀態！”
根據《上海市市政報告（1932-1934）》 30年代上海市政府調查發現“女子十九無業家居”，於是“事實上目前的女子，確是個個以嫁人為其唯一職業”，“家庭婦女成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所扮演的主要社會角色。”女性因為無職業，其經濟地位往往決定了她們仍是屬於丈夫們的財產，在經濟上依附丈夫，人格上也就不能真正的獨立。“婦女仍處在被人卑視的地位” ，因而在夫妻糾紛中，女性總是處於劣勢。
這一情況，放到當代的中國農村，幾乎依然適用。而這其中唯一的變量是，越來越多的農村男性進城打工，而女性，依然較難在城市中立足。而留守女性的大量增加，實際上進一步加強了農村女性的弱勢地位。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中精神疾病患者大大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可能也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落後的醫療保障水平，使得衝動性自殺行為根本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國際經驗表明，每一個自殺的背後，大約有10-20例嚐試自殺失敗的案例，隻要醫療救治體係的一點點偏差，就會使得自殺死亡率大幅增加。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麽城市自殺死亡率大大低於農村，這可能僅僅是因為，城市擁有更好的醫療體係和基礎設施。
回到一開始所談到的富士康，2007年，我曾經去過東莞、深圳等地的大型外貿企業采訪，與當地的民工維權律師們多有接觸。無論如何，相比起凋敝的農村，東莞和深圳對青年人來說是更適合生存和發展的場所，而由於跨國企業受限於母國人權保護法案，對富士康之類的大廠多有限製，富士康的勞動者權益狀況幾乎可以說是東莞深圳等地外貿企業中最好的了。
有理由相信，處在城市，幾乎完全由年輕人組成的跨國企業富士康，無論相比於其農村老家老齡人和留守婦女，還是相比於其他處於同樣農民工地位的年輕人，自殺死亡率都隻會更低。
因為媒體管製的存在，一家中國中部農村縣城的當地報紙不可能如1920-30年代的申報一樣，把每一個悲慘的自殺故事都詳細報道，以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從而引起執政當局對自殺話題的重視。（就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開始認識到自殺問題的嚴重性一樣），這並不意味著我支持或者反對這樣的報道，但我相信，一個正常的媒體環境中，必然會有這種性質的本地小報存在。
但是，卻會有一家都市報將富士康接連發生的命案當作這一時代的某種特征，跨國企業，台灣老板，低收入階層，所有這些新聞性因素都使得富士康不得不成為某種程度的“靶子”。對富士康的連續報道，使得人們幾乎忘記了這一事實——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在富士康這樣的正規外企工作，幾乎是他們人生所能遇到的最佳選擇了。在我采訪到的農民工二代中，進入大型外企工作，幾乎是所有孩子們的人生夢想。
退一萬步說，富士康因為30萬人的巨大規模而持續發生跳樓案，成為媒體的眾矢之的。但如果沒有中國獨特的經濟社會結構，沒有城鄉二元之間的巨大差異，沒有中國特色的戶口製度，沒有中國特色的對勞工權利的漠視，是否可能出現這種一家工廠擁有30萬人的情況呢？是否可能出現這種資方的嚴格管理壓倒勞方的任何訴求，把泰羅製貫徹發揮到人類曆史巔峰的生產組織形式呢？
專家解讀中國人自殺率為何高
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個人自殺身亡。在中國,兩分鍾就有1人自殺身亡,有8人自殺未遂。自殺雖然是我國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死因,但在15至34歲人群中,自殺則是死亡原因的首位。我國每年有28.7萬人自殺身亡,有200萬人自殺未遂。有150萬人因家人或朋友自殺出現長期而嚴重的心理創傷,有16萬小於18歲的孩子因父親或者母親自殺而變成單親家庭。
9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在全世界50多個國家同時開展普及自殺知識的宣傳活動。在北京的活動現場,記者采訪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處顧問費立鵬博士,他將向我們解讀這些數字背後的真實狀況。
中國不是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但中國是大國中自殺率偏高的國家
記者：中國每年大約有多少萬人因自殺身亡？這個數字是怎麽得出來的？
費立鵬：中國國內的自殺人數隻是推算,具體的死亡人數還沒有。由於推算的方法不同,結果也不盡相同。以衛生部公布的資料為基礎,按照漏報率而調整,根據我們的推算,每年有28.7萬人自殺死亡。至於自殺未遂的數字,衛生部有一個報告,是200萬。但按世界衛生組織的推算,自殺未遂的人數起碼是自殺死亡人數的十倍,按自殺的人數來推算,應為280萬。
記者：中國人的自殺率和其他國家相比,是高還是低？
費立鵬：所有的國家都存在自殺現象,在報道自殺的國家中,自殺率最高的在東歐國家,自殺率最低的主要在拉丁美洲國家、伊斯蘭國家以及少數幾個亞洲國家。中國人的自殺率不是最高的,但在世界範圍內來說還是偏高。
美國、加拿大現在人口的自殺率是十萬分之十一到十二,而中國國內人口的自殺率為十萬分之二十三,是這些大國的兩倍。其他國家農村和城市的差異不太明顯,甚至沒有,而在中國,農村是城市的三倍。按現在的情況來說,國內城市的自殺率其實低於發達國家,但農村卻明顯高於發達國家。把農村和城市的自殺率加在一起,總的說來還是比別的大國高。應該看到,全世界自殺率比我們高的都不是大國。
目前,中國和印度的自殺人口加起來超過全世界自殺人口的三分之一。這兩國人口的自殺率也是所有大國中偏高的。
在我國15歲到34歲這個人群當中,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是自殺。
記者：在中國,哪個年齡段或者哪些人群容易自殺？他們自殺的原因都是什麽？
費立鵬：按我們自己的推算,自殺率最高的還是老年人。中國和其他國家不太相同的是,在15至34歲這個生存率很高的年齡段,死亡原因中第一位的是自殺,而在北美國家,自殺則是這個年齡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在中國,在15歲到34歲這個年齡段,自殺率最高的是農村女性。
這個年齡段自殺的原因往往有幾個因素加在一起,不能簡單化地認為某個因素導致這個年齡段人自殺。這些因素包括抑鬱情緒,嚴重到抑鬱障礙,長期的和短期的生活不幸。按身份而定,已婚的大部分是夫妻關係矛盾最為突出；如果是學生,經常是學生成績不理想,對學習不滿意,還有的是學生和家庭的矛盾,父母對他的要求過高。
分析自殺,生活中不幸的事情、人格特定適應能力、周圍的人有沒有自殺行為、遺傳因素,以及他是否方便獲得自殺工具。每個案例都應該從幾個角度去考慮,可能一個因素特別重要,另外的因素次要。一般是幾個因素同時存在,才能導致這樣嚴重的行為。
自殺率的高低和宗教及文化傳統有關,也和社會的心理壓力有關
記者：中國目前的人口自殺率高是否和我們的文化有關？
費立鵬：在一些宗教影響很大的國家,比如說伊斯蘭教的國家,自殺率就非常低,天主教影響的國家自殺率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低的。在國內,信仰宗教的人很少,在農村一些地方,女人和丈夫有矛盾就自殺被認為是一種正常的反應。
總之,盡管自殺和文化關係不夠密切,但確實和文化有關。中國的自殺現象帶有強大的傳統文化色彩。整個社會對自殺現象的寬容,是導致自殺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在民間,像《梁祝》一樣的“殉情”方式被歌頌,這給民眾以心理暗示。
記者：許多學者認為,中國人目前自殺率高,是因為目前社會正處在轉型期,大家的心理壓力比以前大。你是怎樣認為的？
費立鵬：媒體經常把人口的自殺率和現在人們的心理壓力相掛勾,從專業的角度講,我不能簡單地下這樣一個結論。
按我們掌握的資料(這個資料還很有限),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自殺人口並沒有上升,而恰恰相反,自殺率有下降的趨勢。最近15年,中國人的心理壓力普遍在增大,但自殺率為什麽沒有大的變化？這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人們想象得那樣簡單。我們認為現在人們的壓力和過去差不了多少,隻是壓力的種類發生了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