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 極權主義的誘惑

  ——從薩馬蘭奇遺囑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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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24日，薩馬蘭奇家族發言人胡安?費爾南德斯在律師陪同下，向新聞界公布了薩馬蘭奇遺囑。據說這份遺囑是薩馬蘭奇先生於2009年3月訂立的，分為家事遺囑和公務遺囑兩大部分，公之於眾的是公務遺囑部分，這部分內容包括薩馬蘭奇對國際奧委會的感謝和回顧，對未來奧林匹克運動的展望，以及對有人指責薩馬蘭奇“使奧林匹克運動過於商業化、職業化”的回應和反駁，等等。

　　如果單純是這樣，我們這些處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是沒有什麽閑心去關注的，我們現在隻關心政府主導和演繹的通貨膨脹會不會把我們手裏可憐的一點兒存款化為灰燼，隻關心我們的房子會不會在風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機夷為平地，隻關心“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官員什麽時候公布自己的財產，隻關心天文數字的政府行政費用什麽時候降下來，隻關心我們這輩子還能不能摸到選票，隻關心我們的後代子孫還有沒有賴以存活的資源……所以，薩馬蘭奇先生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我等作為芸芸眾生的“屁民”嚴格一點兒講沒有什麽關係，至於這個經常出入我國國家領導人會客廳的外國老頭兒死還是沒死，什麽時候死的，死以後有沒有遺囑公之於世，遺囑中都說了些什麽，都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真的沒那個閑心。

　　然而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那麽詭譎，你認為與自己沒有什麽關係的事情偏偏就有了關係，並且是極為緊密的關係——你絕對想不到，薩馬蘭奇臨死之時念念不忘的事情當中，竟然有一件事情不但與你有關，而且直接關係到你的生存狀態、你的命運軌跡和你子女的未來。

　　下麵我們來看這份遺囑中與中國有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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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7月16日我從基拉寧勳爵手中接任奧委會主席的時候，中國正處在複蘇的初期，我曾經對尊敬的同事們說：“既然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可以舉辦一次成功的奧運會，那麽中國也可以，我們沒有理由無視一個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的存在。”那時的中國給我們的印象隻有乒乓球和神秘感，有人甚至預言台灣舉辦奧運會的可能性都要大於中國大陸。因此我們當時的心情猶如使徒保羅剛剛進入羅馬時一樣。時至今日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巨人，至少在奧林匹克運動看來是這樣。那些用業餘體育論來批評國際奧委會的人應該在過去的那個夏季看到，中國是如何由國家培養競技職業運動引導和帶動業餘體育運動的，故宮紅牆下打太極拳的中國老人給所有國際奧委會成員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一個古老國家體育精神的複蘇。

　　以商業化和職業化抨擊奧林匹克運動的人應該看到，正是在允許職業運動員進入奧運會之後，奧運會才擺脫了財政危機和日漸式微的衰勢，才能成為真正的世界第一運動賽事，才能走入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並鼓勵電視機前的每一個懷有夢想的孩子投身球場和田徑場。也正是奧運會帶來的巨大的消費刺激才使得眾多國家有了舉辦的興趣。

　　不可否認的是，奧運會現在過於龐大和臃腫，但是我相信這是令人慶幸的煩惱，抱歉的是我把這個煩惱丟給了羅格先生，每屆耗資數百億美元的奧運會確實開始令很多中小國家望而卻步，這也的確違背了奧運會的初衷，但是，還有什麽比預算不足的奧運會更糟糕的呢?

　　奧運會需要保持它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能促使人類體育事業的發展，也許我們可以換一個頭腦，在全球化的今天，奧運會的舉辦地已經不很重要，它的任何訊息都能夠通過衛星和光纖迅速傳遍世界每個角落，從北極到羅得角，從喜馬拉雅到死海。因此我建議可以適當修改“奧運會輪流舉辦”的原則，尋找一個合適的永久舉辦地，玫瑰碗橄欖球比賽永遠在一個固定的場地舉辦，可是誰能否認它的偉大?

　　2008年給我最大的感觸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比中國更能承擔這樣的一個榮耀，北京奧運會的空前成功，10億人的高漲熱情令人沉醉目眩，當聽說北京郊區的農民用豆漿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給各國運動員的時候，中國的熱情足以讓任何人感動。

　　多達800億歐元的資金被投入奧運會場館建設，盡管這個國家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0歐元，但是每一個居民都行動起來，連北京的數以千計的乞丐也被動員起來前往昌平拉沙子，奧運會舉辦期間，連最偏遠的數千公裏外的縣城都實行交通管製，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團結的奧運會，他們(指中國人民)被有效團結在奧運組委會的旗幟下，自覺服務於奧林匹克運動，這令每一個在2008年夏季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都感到驚訝。

　　遺憾的是，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似乎正在侵蝕奧林匹克運動，由英國ZF的態度可以看到，願意維持奧林匹克運動進一步上升的願望在縮減，對於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我們隻能保持謹慎的樂觀，問題在於——倫敦之後呢?

　　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像中國一樣以國庫支持奧林匹克運動而不計較得失。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如此以成功舉辦奧運為榮。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舉國被自己運動員的金牌感動。更快更高更強，這句口號也適用於奧運會本身。

　　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偉大和她的力量，自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這是在她抗擊大地震的同時進行的)，她又要以400億歐元舉辦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世界博覽會，2010年在廣州又要舉辦有史以來最大的亞運會，這個國家還在積極申辦未來的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之後，他們將失去大把投資的動力，國家將失去方向，我們應該保持她的熱情和對國際體育事業的支持力度，我的老家巴塞羅那有句話“柴火架在篝火堆尖”，我們有必要為這種熱情加上永久的燃料。

　　為此我鄭重向國際奧委會建議——將中國確立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永久舉辦國，隻有這個國家能排除各種雜音，能夠把全部的錢投入到奧林匹克運動中，並享受由此帶來的國際榮耀，我很高興得知，羅格先生已經表示願意傾聽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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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要求一個冰球運動員(薩馬蘭奇先生年輕時候是冰球運動員)具有政治家視野，像政治家那樣老練地看待國際事務和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所以，你還不好指責這個叱吒世界體壇風雲的老人在政治上極為無知，就像未經世事的孩子，誰會在意一個孩子的信口胡說呢?你頂多說一句：“你給我一邊兒呆著去!”現在的問題是，這個老大不小的孩子說的話也太沒邊沒沿了，幾乎嘟囔了整整一個晚上，說隔壁老六家有錢，讓爸媽明天帶他搬到老六家去吃喝，還梗著脖子說：“老六喜歡人家說他有錢，他肯定願意我們去!”爸媽一定會驚詫不已，奇怪這孩子哪兒來的這麽一個想頭。

　　我現在就來具體分析一下這個想頭。

　　“故宮紅牆下打太極拳的中國老人給所有國際奧委會成員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一個古老國家體育精神的複蘇。”薩馬蘭奇先生想不到這有可能是國家特意安排的場景嗎?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就連提問的學生尚且都是假扮的，對付幾個素質高不到哪裏去的奧委會委員，對於這樣一個曆史悠久、政治手腕極為練達的大國來說，難道不是小菜一碟嗎?如果薩馬蘭奇先生認為政府安排幾個老人在故宮紅牆下打太極拳就意味著這個國家“體育精神的複蘇”，他能回答那是什麽樣的體育精神嗎?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比中國更能承擔這樣的一個榮耀，北京奧運會的空前成功，10億人的高漲熱情令人沉醉目眩，當聽說北京郊區的農民用豆漿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給各國運動員的時候，中國的熱情足以讓任何人感動。”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力量比極權主義更能夠動員社會，令薩馬蘭奇先生“沉醉目眩”的與其說是“10億人的高漲熱情”，毋寧說是國家對社會的巨大操控能力。當“北京郊區的農民用豆漿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給各國運動員的時候”，薩馬蘭奇先生知道中國的普通民眾在喝什麽在吃什麽嗎?他知道是何種力量讓“北京郊區的農民用豆漿和牛奶灌溉蔬菜”嗎?他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

　　“多達800億歐元的資金被投入奧運會場館建設，盡管這個國家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0歐元，但是每一個居民都行動起來，連北京的數以千計的乞丐也被動員起來前往昌平拉沙子，奧運會舉辦期間，連最偏遠的數千公裏外的縣城都實行交通管製，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團結的奧運會，他們(指中國人民)被有效團結在奧運組委會的旗幟下，自覺服務於奧林匹克運動，這令每一個在2008年夏季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都感到驚訝。”在一個實行公有製的國度，西方思想家認為任何力量也不能褫奪的人民最重要的權利(財產權)事實上也就等於被褫奪了，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才可以發生“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像中國一樣以國庫支持奧林匹克運動而不計較得失”的事情;才可以發生“這個國家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0歐元”卻能夠用“多達800億歐元的資金被投入奧運會場館建設”的事情。我還可以告訴薩馬蘭奇先生，當一個國家幾乎占有全部國民財富的時候，國家財富盡管由全體國民的財富聚積而成，但是國民對國家財富是既沒有管轄權更沒有質詢權的，薩馬蘭奇先生盛讚的與其說是中國人民的熱情，毋寧說是中國政府的強大意誌力。如果把薩馬蘭奇先生的言論放到政治哲學範疇，他究竟在欣賞什麽在盛讚什麽難道不是一目了然了嗎?也正是因為如此，薩馬蘭奇先生才把“數以千計的乞丐也被動員起來前往昌平拉沙子”，“數千公裏外的縣城都實行交通管製”看成值得振奮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那個奧運會，除了使中國獲得的國家榮譽之外，在多大程度上對數以億計的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構成了影響，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偉大和她的力量，自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這是在她抗擊大地震的同時進行的)，她又要以400億歐元舉辦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世界博覽會，2010年在廣州又要舉辦有史以來最大的亞運會，這個國家還在積極申辦未來的世界杯……我們有必要為這種熱情加上永久的燃料。為此我鄭重向國際奧委會建議——將中國確立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永久舉辦國，隻有這個國家能排除各種雜音，能夠把全部的錢投入到奧林匹克運動中，並享受由此帶來的國際榮耀。”薩馬蘭奇說得很好，富強了的中國活該有這樣的大手筆。我還聽到另一種說法：2000年悉尼奧運會後，中國體育總局事業費每年高達50億元人民幣，由此推算，單是備戰雅典奧運會中國就花了200億元，以中國隊在雅典獲得30枚金牌(實際獲得32枚)計算，每枚金牌的財政投入大約為7億元!7億元是什麽概念呢?“可以建造3500所希望小學” !“可以挽救35萬兒童避免成為文盲”!“足夠組建一隻現代化海軍艦隊”!如果薩馬蘭奇先生對中國普通民眾大麵積貧困狀況稍有了解，還會如此謳歌中國政府在國際體育賽事上亢奮的熱情嗎?還會不顧中國民眾死活(很讓人懷疑其帶著歹意)建議把奧運會永久主辦權交給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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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固然可以認為薩馬蘭奇先生表達的是一種個人意見，但是，這裏又有一個淺見的道理，自從人類走出蒙昧，組成社會以來，人就沒有純粹的個體存在了，“人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語)，人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確立自己的，“正是因為任何社會和群體都是眾多個人的集體表現，所以任何個人都應被視為社會群體的特殊表現，他沒有獨立的存在，作為其中一名成員的個人由於生命中的遺傳和社會因素，與社會整體緊密相連。”([美]查爾斯·霍利·庫頓：《人類本性與世界秩序》)也就是說，驅動一個人說什麽不說什麽以及做什麽和不做什麽的，既不單純是隱藏在個體精神軀體之內的人性因素，亦不單純是不斷湧動和變化著的影響和製約人的社會因素，而是這兩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既然這樣，我上麵對薩馬蘭奇遺囑的分析和指責就顯得有些表麵化了。我們還應當更深入一下，以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待薩馬蘭奇先生為什麽要說這樣的話，這樣，就很有必要把關於薩馬蘭奇個人的話題轉變為政治哲學或者說社會學話題。

　　對共產主義運動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有極權主義專製國家都極為重視體育，都曾經實行我們今天仍在實行的所謂“舉國體製”，即國家毫無顧忌地動用納稅人錢財堆積世界冠軍。蘇聯和東德都曾經是令人生畏的體育強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哈薩克斯坦、古巴、朝鮮等也都曾經在某些單項體育賽事上處在世界領先位置。

　　難道這些國家的人民真的生活文明健康蒸蒸日上，反映到體育上才表現出驕人的成績嗎?不是。我們看曆史結果：經過將近半個世紀冷戰，東西方兩大陣營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對壘和較量中，最後的勝利者不是號稱實行人類最先進社會製度的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而是被社會主義國家宣稱“腐朽沒落”、“一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國家。

　　既然這些國家的體育競技狀態與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構成直接關係，那麽，一定有一種強大力量參與到了體育中來，在結果與原因之間搭建起了一座可疑的隱形橋梁，就是說，體育一定承載了某種我們所不知道的非體育的東西。隨著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和崩潰，隨著人類對二十世紀兩大毒瘤之一的共產主義(另一個為法西斯主義)的認識一步步深化，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極權主義社會條件下，那種參與到體育中的強大力量就是國家，是國家讓體育承載了非體育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功能的工具和載體。

　　我們在20世紀看到的曆史圖景是，所有極權主義國家的體育都被高度政治化了，變成了體現國家力量的政治行為。哈耶克曾經發出警惕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單一目標”的警告(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五章：民主與計劃)，同樣適用於體育。這裏所說的“單一目標”，簡單地說就是極權主義的國家目標，就是極權主義為了控製社會所要達到的意識形態目標。正是這種與體育運動的崇高精神完全背反的東西，致使共產主義國家把體育競賽變成了在東西方冷戰背景下展示國家強大的政治舞台，在國內則把它變成了證明其權力合法性、強化對人民鉗製和奴役力度的團體操，本質上與朝鮮由10萬人參加演出的超大型音樂舞蹈《阿裏郎》沒有什麽不同。

　　為了進一步看清這裏邊的機理，我們舉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東德)為例。

　　東德早在1948年就確立了體育為國家政治服務的總體目標，為此專門成立了國家體育部，1952年成立奧委會(這個組織直到1968年才獲得國際承認)，以超常手段把體育納入到了國家行為當中，體育事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從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奧運會到1988年漢城奧運會短短20年間，東德就先後奪取了519枚獎牌，緊隨蘇聯(774枚)和美國(624枚)之後，居世界第三位。這個隻有一千六百萬人口的小國，把國土麵積4倍於自己的西德遠遠地拋在了身後。然而這個成績是怎樣取得的呢?有人調侃說，東德為了實現體育目標組建了一支“軍隊”，所有體育科學家、運動生理學家、心理學家、教練、醫生、司機、各類服務和陪練人員都組合成了一個高效運轉的團隊，目標隻有一個，就是盡可能多地奪取金牌，為此，他們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濫手段。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蘇聯解體，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發生巨變，拋棄了極權主義製度，開始走被我們稱之為“西方那條邪路”的自由民主之路。隨著東德與西德合並，神秘的東德體育機器開始露出肮髒的麵目——官方體育管理機構“東德體操與體育聯盟”首先被查出貪汙和挪用公款，涉案人員涉及東德體育界上下所有層麵，該聯盟副主席因為無法說出自己抽屜裏的現金來源而投湖自殺。隨後，更大的黑幕相繼被揭開，長期以來，為了提高運動成績，在國家機構指使下，東德體育部門有計劃地讓運動員服用各類違禁藥物，並且成功地避過了國際賽事的藥檢，單是此種行為就造成了至少100多名運動員非正常死亡;為了研製新型藥物，東德還開辦了許多“體育醫療研究機構”，實行訓練教練和藥物教練的雙教練製度，在青少年隊員身上做各類藥物試驗……據認為這是東德在短時間內攀升為世界超級體育大國的終極手段。

　　極權主義的內在本性是將人工具化，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上述令人發指的手段之外，還為這些被工具化了的人群提供特殊的生活保障，因此，極權主義國家的運動員的生活處境就呈現為金字塔形態：處於金字塔基座上的絕大多數運動員由於錯過了受教育的機會，一旦過了出成績的年齡，生活處境往往十分悲慘;而金字塔塔尖上的一小部分拿獎牌的隊員又會成為特權化、貴族化了的特殊人群，就像龐大的官僚體係中的既得利益者超脫於普通民眾的生活處境一樣。東德取得成績的運動員(用極權主義國家的通常說法：為國爭光的人)不但有比普通人大得多的房子和豪華汽車，還享受著國家的特殊津貼，以獲得奧運會金牌的運動員為例，除了基本津貼以外還可以獲得至少35000馬克的獎金，這相當於一個東德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資收入總和，他們還可以通過特殊渠道獲得更好品牌的酒和國外日用品，這在一個任何商品都需要配給的社會中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與作為“世界體育強國”的國家榮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德的群眾體育運動卻嚴重滯後，盡管東德花費巨資修建了很多豪華體育設施，但這些設施基本上不對公眾開放，常年處於半封閉狀態，普通老百姓是無法到這些設施中進行體育鍛煉的。柏林牆倒塌以後，東德民眾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在萬千種需要宣泄的情緒之中，其中就有對東德體育製度的極度憤怒，他們甚至以焚燒體育明星的汽車、毀壞體育場館設施的方式進行發泄。

　　極權主義國家把體育工具化為意識形態載體，即使它光彩奪目，也絲毫不能說明人民群眾的體育發展狀況，更不能說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多麽大提高，體育造就的國家輝煌與人民生活水平的實際狀況出現了具有諷刺意義的反差。有資料顯示，1989年東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聯邦德國(西德)的33%，東德人均月工資為1270東德馬克，聯邦德國人均月工資為3850西德馬克，按照1：1比率計算，東德人均月工資僅為聯邦德國的三分之一;東德人民生活水準隻及西德人民生活水準的六分之一。

　　所有獨裁者在有條件獨裁的時候都不可能切實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在掩耳盜鈴式的倒行逆施中往往心存僥幸：大概不會有人察覺我做了什麽吧?大概不會有人做出反應吧?大概不會發生什麽事情吧?就在這種近似癡呆的幻覺之中，人民群眾的不滿和憤恨也正在心中淤積，一個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結果，曆史公正地提供了機緣，就像我前麵說的那樣，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人民終於為不滿和憤恨找到了發泄的通道，成千上萬人湧上街頭，要求進行民主改革，不可阻擋的抗議浪潮吞沒了一個又一個誌得意滿的極權主義政權，東德人民也終於成為了推動曆史前進的主角，親手迎來了載入史冊的偉大時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1990年10月3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東德)加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德國曆史性地完成了統一。

　　為什麽要如此詳細地說東德的體育以及柏林牆最後的垮塌呢?我隻是提醒讀者注意，身為國際奧委會主席的薩馬蘭奇先生，一定比我們更清楚地知道體育在極權主義國家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況;一定比我們更清楚地知道淪為極權主義國家工具的體育有多少醜惡多少肮髒;一定比我們更清楚地知道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體育成績對那個國家的民眾意味著什麽?

　　既然這樣，薩馬蘭奇先生為什麽臨死之際還要動把奧運會主辦權永久交給中國的念頭呢?究竟是什麽東西迷惑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呢?

　　答曰：極權主義的誘惑。

　　4

　　德國導演丹尼斯·甘賽爾拍攝過一部名為《浪潮》的電影，這部電影就像一個寓言，講述了一個並非虛幻的故事，藉此說明人類遠不是理性的，在一定條件下，人性中的黑暗部分有可能重新充塞世界，人類有可能重新進入蒙昧時期。

　　這部電影的主人公文格爾是德國一所普通中學的老師，按照校方的安排在“國家體製”主題活動周上講述“獨裁統治”課程，故事由此展開——

　　星期一——文格爾來到教室，課堂秩序異常混亂，即使在他把“獨裁統治”四個字寫在黑板上時，學生們也仍在看閑書、玩弄手機，沒有一個人在意他寫了什麽。他費了很大力氣把學生拉回到課程討論中來，學生們的發言很讓他失望，他並不相信學生所說“納粹已經遠離我們，我們德國人沒有必要總是帶著負罪感。”更不相信“獨裁統治不可能發生在今天，因為它沒有民眾基礎。”文格爾決定做一個實驗，讓學生們親身體驗一下什麽是獨裁，學生們重排了桌椅和座次，文格爾說：“獨裁的主要特征是紀律，現在我們必須有一個元首。”通過口頭投票，文格爾成為了“元首”，開始像元首那樣行事，糾正大家的坐姿，要求學生必須直立發言，學生們必須尊稱他為“文格爾先生”，不願意這樣做的人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爾再次走進教室，正襟危坐的學生們齊聲向他呼喊：“早安，文格爾先生!”文格爾強調集體的力量，要求大家像軍人一樣踏步，“讓我們的敵人(即樓下的班級)吃天花板上的灰。”通過這種集體行動，文格爾成功地給學生們植入了一種優越感。文格爾與學生們一起討論是否需要穿統一的服裝，大家一致同意把白上衣和牛仔褲確定為他們的製服。

　　星期三——隻有女生卡羅繼續穿著紅上衣，其他學生都如約穿上了白襯衫和牛仔褲，紅上衣製服使卡羅陷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立狀態，她仿佛不屬於這個集體了。她的男友馬爾科責備她“太自私”，文格爾則無視她的存在，同學們不和她討論任何問題，把她視為異類和不合作者。有人建議給班集體取一個名字，最後確認為“浪潮”。當晚，“浪潮”成員開始在城市各個角落張貼他們的標誌。

　　星期四——在“浪潮”中獲得歸屬感的學生們的創造力被激發了出來，有人動議，“浪潮”應該有一種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手勢，於是他們確定以右手放在胸前左劃波浪的手勢作為他們的行為標記。這所學校裏的學生紛紛加入“浪潮”，就連卡羅的弟弟也要求加入進來，為“浪潮”把門，阻止不能做“浪潮”手勢的人進入學校。卡羅憂心忡忡，奉勸文格爾中止這個遊戲，因為她發現他“已經控製不住局勢”。

　　星期五——文格爾要求大家把參與“浪潮”的體會寫下來。文格爾的教學方式受到校方和學生家長的反對，要求他結束這種遊戲。因情緒失控打了女友卡羅的馬爾科也後悔不迭，認識到“浪潮”的紀律性不過是法西斯手法的翻版，懇求文格爾中止這一切。文格爾知道，一切該結束了，現在的問題是用何種方式結束它。當天晚上，所有“浪潮”成員都收到了文格爾的短信：“周六12點，務必在學校禮堂開會，事關‘浪潮’未來。”

　　星期六——學生們齊聚學校禮堂。文格爾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講，煽動學生們把非議“浪潮”的馬爾科揪出來，在“叛徒!叛徒!”的呼叫聲中，馬爾科被學生們推到了台子上接受懲罰。文格爾告訴大家：“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法西斯當年做的。”宣布他所設計的“獨裁實驗”課程結束，“浪潮”就此解散。

　　然而事情並沒有按文格爾的意願發展，狂熱的“浪潮”成員蒂姆拔出從網上購買的手槍，要求文格爾不要解散“浪潮”，他說“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絕不允許任何人背叛它，即使文格爾也不能。

　　結果是，蒂姆槍殺了一個與他朝夕相處的同學，然後在絕望中開槍自盡。

　　《浪潮》是根據美國一所高中發生的真實事件改編的，從影片的情節設置來看，導演丹尼斯·甘賽爾虛構的成分很少，影片情節基本上是按照現實中的真實事件的內在邏輯演繹和發展的，這就是說，《浪潮》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家出於良知給人們提出的藝術警覺，它更是現實的再現，赤裸裸的現實再現，令人驚悚的現實再現，這對我們愈加有了警醒的意義。

　　把薩馬蘭奇先生放到這種可怕的現實之中，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原來沒有什麽不正常，極權主義作為一種極端黑暗的社會力量，無時無刻不在誘惑著人們，它所誘惑的，正是每個人幽深人性中包裹著的黑暗之光，這種不祥的光亮會本能地趨向罪惡，與罪惡勾肩搭背，相互招引，相互滋養對方，於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極權主義也就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血脈，並在現實的土壤中牢牢地紮下根係，發芽生長。

　　人類本性中天生就有控製他想控製的對象的欲望——控製大自然，控製自己的同類，控製事物的走向——我之所以把人類的這種本性稱之為“黑暗之光”，是因為人“控製”欲望的支點不是大自然的和諧，也不是公眾利益和福祉的實現，更不是一項事物是否擁有符合道義與良知的走向，而是欲望無限膨脹導致的對私利的無止境謀求，是個體對群體的盤剝乃至於暴力掠奪。

　　個體的人是這樣，團體(國家、政黨以及任何形式的人類組織)也是這樣。個體的欲望依仗意誌、體魄來實現，團體的欲望依仗權力來實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人性中最為強大的心理力量不是利他的，而是自利的;權力意識中最為強悍的意識力量也不是利他(公眾)的，同樣是自利的。正是基於這種判斷，被哈耶克極為敬重的英國思想家阿克頓勳爵才振聾發聵地指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權力的欲望與人的欲望一樣，隻有在限製它的地方才能夠被終止，當它麵前沒有限製的時候，它會不斷向對象(既可能是人亦可能是社會)提出索取。所謂自由民主社會，就是為權力設立了限製;所謂極權主義專製社會，就是失去了這種限製，直至目前，世界曆史全部都是在這兩條道路上展開和向未來延伸的。值得慶幸的是，人類良知總是在做有利於曆史發展的正確選擇，極權主義之路越來越狹窄了，目前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還在那條路上，以“國情”和“特色”為名向死亡狂奔。

　　不幸的是薩馬蘭奇先生在與極權主義造成的社會結果短暫接觸以後就受到了蠱惑;我們還可以把話反過來說，薩馬蘭奇先生幽深人性中的黑暗之光也在向極權主義招引，渴望著世界上出現一個亞特蘭蒂斯式的國度，把他不可能在其他國家實現的夢想在這裏變成現實，至於這個國家的人民要為昂貴的權力者狂歡和貴族沙龍付出怎樣的精神和物質代價，他是不可能費盡周章地去想的。

　　我們有理由認為，尊敬的薩馬蘭奇先生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過程中，在特殊而奇異的氛圍中，完成了就連他自己也未曾意識到的異化，成為了《浪潮》中的蒂姆，值得慶幸的是，他隻是立下了一個涉及到中國的遺囑，沒有像蒂姆那樣拿起槍指向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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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好事不斷：10月31日，薩馬蘭奇先生在遺囑中欣慰地談到的上海“世博會”勝利閉幕，再有10天，薩馬蘭奇先生巴望著的亞運會也將在廣州開幕……不會有任何懸念，那當然是一屆空前精彩成功、任何舉辦國都無法超越的亞運會，國家仍將會像以往那樣收獲巨大的榮耀與風光，我們也會像國家那樣享受到驕傲與自豪;權力者仍將會像以往那樣利用一切手段激蕩民眾的愛國主義熱情，我們也會像他們那樣把它作為自己的節日歡欣鼓舞。

　　然而作為生存著的個體，我們不可能完全徹底地被“國家化”，祛除掉白天的鼓噪和喧囂，夜深人靜之時，我們仍舊免不了要想一想：政府主導和演繹的通貨膨脹會不會把我們手裏可憐的一點兒存款化為灰燼?我們的房子會不會在風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機夷為平地?“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官員什麽時候公布自己的財產?天文數字的政府行政費用什麽時候降下來?國有壟斷企業肆無忌憚從民間汲取財富的時候可否把手段放溫柔一些?我們這輩子還能不能摸到選票?若幹年後，我們的後代子孫還有沒有賴以存活的資源?

　　盡管是一種罪過，我們仍舊免不了要這樣想一想，因為，相對於用來證明國家強大輝煌的國際體育賽事來說，我們自己活得是否順遂更為重要。

　　改革開放已經超過30個年頭，每一個中國人都曾經為這一壯麗事業做出過或大或小的貢獻，包括所有把青春和生命獻給體育事業的運動員，是因為人民相信隻有改革開放才能夠救中國，是因為人民相信隻有通過改革開放，自己的小日子才能夠過舒坦一些，活得有尊嚴一些，為此他們甚至願意做出巨大犧牲……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是這些普通民眾用自己的血肉換取來的。如果權力者熱衷於把這些社會財富用來作為炫耀政治正確、抗拒自由民主之路的資本，如果這些社會財富對極權主義構成誘惑和招引，這將是一場多麽讓人唏噓的悲劇!

　　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意識到了悲劇降臨的危險性：“在我們竭盡全力根據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製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還能想象得出比這更可怕的悲劇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引言)

　　警惕啊!人們!極權主義絕非僅隻是在遙遠空間遊蕩的幽靈，它就在我們身邊，就潛藏在權力者心靈的深處，就踞蹲在政府大樓房間裏，就隱約在“奧運會”、“亞運會”之類國際體育賽事流光溢彩的畫麵中，就藏匿在龐大的政府費用和“三公消費”黑洞裏，就附著在強拆人員的棍棒之下，就隱含在社會和自然資源被掠奪被破壞的行為中……當所有人都對此麻木不仁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蒂姆;當蒂姆把槍口對準人民的時候，我們也就既沒有理由亦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了，因為我們確確實實曾經用長久長久的沉默縱容過它。

　　薩馬蘭奇先生不過是我們當中的一分子。

　　(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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