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麽王朝，那麽，在社會轉型當中就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也許比較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著名學者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這樣評價過清王朝愛新覺羅“部族”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滿馭漢，中央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礎。這兩個基礎的崩壞，構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後者的改變，清晰地決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態：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軍、民眾義軍或者外族軍隊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獨立的革命形態中退出曆史舞台。蓄積於民間的“一省之力”的壯大、成熟和獨立，在王朝部族集團自身衰敗的同時，從另一個方向揭示了帝國政治走向革命立憲的獨特的中國道路。
皇帝的獨裁路徑
在美國夢之前，大抵無數人有過“中國夢”。中國美夢，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個國家，皇帝最大，乃至大過一切夢想，可以製約一切夢想。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傳統政治，皇帝獨裁。不過，如果你想做一個獨裁者的美夢，我建議你把夢境放在明清兩朝；在漢、唐、宋諸代，你並不是那麽為所欲為的，那時還有一個宰相，相權與皇權，是製衡政治的二元。
你說宰相不過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來說，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權，分賦於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合體，才相當一個宰相。宰相不是一個人，這叫委員製。在漢代，宰相是領袖製，那時候，相權才由一個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當皇帝，你的命令，並不就是國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這個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書省發令，就是所謂“定旨出命”。那你有什麽權力呢？中書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兒，你畫一個“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說你有同意權。
但最終拿主意的並不是你。你畫完“敕”，命令還要送去門下省，門下省如果有意見，就大過你的意見，原詔書就要在被批注後送到中書省重寫，這個叫“塗歸”。而你畫的“敕”就等於白畫了。
最後還有一個尚書省，等到門下通過了敕詔，就送到他那裏去執行，它下麵有吏戶禮兵刑工六個部門，專門執行各種命令。這就叫三省六部製。但如前麵所說，這個命令，並不就是你的命令。因為你畫的“敕”字之下，得加蓋一個“中書門下之印”，要是沒有，就說明是你直接發的命令，這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被下麵各級機關承認。
如果你橫一點，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麽呢？武則天幹過這事，結果遭到一個臣下恥笑說，“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當時武則天把中書省改稱鳳閣，門下省則改稱鸞台。這個意思就是，不經過中書門下，怎麽好意思叫“敕”呢？
後來的唐中宗，也自顧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於是裝“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為斜封；寫的那個“敕”字，也不敢用朱筆，改用墨筆。表示這是皇帝的命令，沒經過中書門下，下級機關請打個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個被封的官，從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個“斜封官”的外號。而皇帝幹的這個稀奇事，可稱為“斜封墨敕門”。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點了，最明顯的是，他見你的時候得站著。在這以前，群臣朝見，宰相是有座位的，還有茶喝。這個叫“三公坐而論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著不坐了。
宋朝還有一個變化就是，門下和尚書辦公地點搬到皇宮外邊去了，中書省單獨成為宰相。
同時，宰相的權力也小了，軍事、財政、用人三種權力都被別的部門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給你寫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樣，他寫的隻算草案，決定權和同意權都在你。不過，你的命令最終還是要中書省點頭同意。話說南宋寧宗那時，國家快要完蛋了，一個命令轉幾次手才能被同意，就顯得緩不濟急。於是皇帝就寫小紙條，當時叫禦劄，覺得效率高一點，結果朝臣憤慨，說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
舉這幾個例子，你就知道，中國的傳統政治，並不全由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它有它的製度和法律。隻不過，唐代以後，相權與君權此消彼長，皇帝的專製，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於宰相胡惟庸謀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職位，並且交代以後的皇帝們也不準再設。到這會，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稱獨裁了。
“部族政治”對清王朝的自我殺傷
所以，如果你夢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國家”的另一麵是，萬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來份；然後你還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過一下；你還是宗教首腦，你要祭拜天地孔聖人封達賴喇嘛；你還要做學術工作，四庫全書編完了都得送你給看一下，殿試由你主持，有時你還要去國子監講課……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幹，就決定國運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幹，就是康乾盛世；嘉慶、道光算是才智平庸；鹹豐也一般，國家這時開始蒙恥；同治、光緒都是小孩，權柄由慈禧掌握，曆時近半個世紀。慈禧不是庸人，堪稱多謀善斷，但她不得不受製於時代與個人見識，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陽壽也就被折騰得沒剩下幾天了。
而整個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許就是從乾隆65歲那年遇人不淑開始的。
話說1775那年，65歲的乾隆遇見了25歲的和珅。當時和珅隻是一個禦前侍衛，應役在大內抬轎。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發現少了儀仗，大怒，左右皆震懾，和珅卻應答如流，令乾隆異之。和珅就此交上好運，之後一年，這個年輕人到了戶部侍郎，再過兩個月後升任軍機大臣，接著一個月後榮升內務府大臣。到27歲時，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裏騎馬的特權了，這種殊榮一般是給那些年邁走不動路的極品勳臣的。後來，和珅又執掌戶部和工部，40歲時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兒。
隨著和珅扶搖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敗壞，他建立的庇護製網絡，滲透到各省官僚特別是軍事部門之中。而圍繞和珅的庇護網絡，親屬關係、同鄉關係，到師生關係、上下級官員關係等私人關係滲透進非私人的政治製度中，不僅破壞行政效率，也成為腐化的根源，這與和珅的貪腐，又互為表裏。
和珅的好運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駕崩為止，他的倒台見證著乾隆朝最後年月的體麵喪盡。嘉慶抄查其家產，總值達8億兩。清代國庫在1777年達到鼎盛時，年終結餘亦不過8182萬兩。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幾已滅跡，貪墨之徒充塞中外。當平庸成為主基調時，也就是官場上下利用權力埋頭撈錢的時候了。及至道光時期，鴉片走私以新的時代形式，再次極大地敗壞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實，和珅式的“權力決定財富”方式，不過是“部族政治”在經濟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義集中一切資源（土地、財富、知識、權威等等）時，這些資源就都被“權力化”了，而這種“權力資源”的“代理人”，就理所當然是和珅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學者王亞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點暴露盡了，一切醜丟盡了”，以至於成為“中國官僚政治史上結局最悲慘”的，還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層結構--滿-漢二元體製
“滿—漢”“中央—地方”兩個體係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個命門在於，由於滿人的任命不能進入道、府、縣等地方上的基礎政治，這就要求地方不能夠擁有力量，否則滿人王朝可能會遭到覆滅。而太平天國這場叛亂，恰好調整了“滿-漢”二元結構的力量對比。從此，漢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勢，亦令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煥然一新。
曾國藩正是這種風雲際會的集中見證者。1852年，太平軍叛亂初起時，他還隻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為母親守孝。由於太平軍席卷湖南，於是朝廷任命其為“團練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組建一支團練。團練是八旗兵和綠營兵這兩種中央武裝以外的地方自衛體係。當時，抵抗太平軍的主力，仍是南京東郊的江南大營，和揚州城外的江北大營，團練充其量不過是輔助力量。
但曾國藩很清楚，綠營和團練，都不是太平軍的對手，如要有所建樹，必須超越皇帝的命令組建一支新軍。於是一支湘軍，便以類似“戚家軍”的軍製、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礎、灌輸以“維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來。
事實上，湘軍的本身，就隱含著對清帝國權力的高度顛覆性。清代的軍隊，如旗兵和綠營，從來都直屬中央政府，曾國藩的湘軍，卻因為士兵都由將佐招募，也隻對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這實際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軍隊”。
湘軍的軍餉用度影響了清製。湘軍薪餉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餉銀達4兩半銀，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麵對這筆巨額軍餉，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財政支持，首先是賣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來源--厘金。厘金1853年開征，是對存貨、運輸途中貨物或茶葉等產品按價征取的商業稅，金額穩定，數目很大。曾國藩的湘軍先後征取過湖南、江西、湖北諸省的厘金。這麽一來，地方就慢慢擁有財政權。
1860年5月，江南大營的再次瓦解，成為清代曆史的拐點。這意味著南京以東的清朝正規軍被全滅，曾國藩和他13萬湘軍成為朝廷唯一的依賴。6月8日，曾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擁有指揮長江下遊地區軍事的最高權限。在形勢所迫下，“部族政權”終於網開一麵，讓一個漢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這是清代曆史上開天辟地的事情。
這種“網開一麵”，因為曾國藩的用人而繼續擴大。1861年，曾國藩舉薦李鴻章為江蘇巡撫，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這些都是漢人。事實上，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和將官班底成了輸送行政才幹的溫床、管道，其中湧現出許多一流地方官員，他們在19世紀後來的年代控製中國的軍政大權。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後湘軍解散。但在此前，曾國藩已按湘軍形式創建了淮軍，淮軍的繼續存在，使得曾國藩的權力傳遞給另一個漢人--李鴻章。日後，李鴻章身為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間乃是中國實際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漢族名臣，終於守得清代中興。但如乾隆末期的極盛隱藏衰敗的因素一樣，中興也埋伏著終亡的陰影。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保守聯盟，本身就是對“部族政治”的顛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時，政府的權力也從滿人慢慢轉到漢人手上。
太平軍叛亂平定以後，中興名臣盡成封疆大吏，後來，淮軍漸變為練軍，練軍中著名的還有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和張之洞的自強軍。地方上從財政到用人再到軍隊，都有了自己的權力，以省為單位新體製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軍隊”這種軍閥特征，尤其成為了“部族政治”的挑戰因素。
既然滿不馭漢，中央不馭地方，“部族政權”的戲，就漸漸有心無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軍擦槍走火，各省相繼宣布獨立，而袁世凱又不能完全受中央節製的時候，大清皇朝終於就垮了台。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謂“民”，就是“士”、“農”、“工”、“商”，由他們組成傳統“四民”社會。其中，“士”為“四民”之首。
清帝國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會秩序逐漸解體，劣紳、紳商、學生、無產者等新的社會群體紛紛出現。尤其，傳統“別於四民之外”的“兵”，開始向社會權勢中心地位崛起。從傳統的各種會黨遊兵，到大規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國藩時期的“紳軍”和“軍紳”，再到新式軍事學校之學生和士兵等等，以至於近代思想啟蒙大師嚴複幹脆以“兵”換“士”，而以“兵、農、工、商”作為國家社會的新的基本構成。
事情的發展誠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國際漢學大師費正清也指出，甲午戰爭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及至辛亥首義，更是在清朝武昌新軍中打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