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情結
——一個第三代海外華人的心聲
劉伯鬆
（一）
我是生長在馬來西亞的第三代華人，有一個長時期，中國對我十分陌生，也毫無興趣，隻不過知道她是阿公阿婆南來的唐山而已。因此，當時中國大陸發生了許多翻天覆地的巨變，如什麽“三反五反”、什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什麽“反右派”等大運動都不得而知。同時，在“緊急法令”下的馬來亞（我離馬時，馬來西亞才獨立），沒有人願意更沒有人敢談及“共產中國”的。
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我正在小學四年級，這是我的第二次轉校，小二和小三是在國民黨學校念的，後來爸爸把我送進當地著名華校——育才小學。
新中國成立不久後，朝鮮戰爭爆發，馬來亞英殖民政府為鎮壓馬共遊擊隊而宣布“緊急法令”，不少華校學生都偷偷回國。爸爸怕我受到他們的左傾思想影響，華小畢業後，把我送進衛理教會英文中學。我還記得，每當小學同學提起育中老師在課堂叫我的名字時，我總是淚汪汪的，為此，我曾有個長時期不原諒我的父親，甚至恨他；我也因此下了決心自學華文了。
但我對新中國和共產主義並沒有任何觀念，更說不上什麽愛或恨。其實，我爸爸的老板是當地僑領，也是“國大代表”，我在他家裏翻閱了不少中日戰爭的曆史資料和圖片。什麽“八百壯士”、“台兒莊戰役”、“謝晉元”、“白宗喜”……；國民黨政府被迫遷台後，曾一次在馬展覽它的新政，孫立人新軍和蔣緯國裝甲兵團的英姿令我向往，還有它的西瓜和鳳梨。
中學時，我參加了香港友聯出版社的《中國學生周報》（後因新馬先後獨立而改為《學生周報》）新馬通訊部的活動，畢業後在它的總部（吉隆坡）工作，負責全國學生課餘活動。它在五、六十年代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最低限度，給當時華校學生一個不受左傾影響的選擇。
（二）
後來到了香港讀書，雖然站在新界某山丘上便可看到大陸的農田，而且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也剛剛開始，我也像絕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無動於衷”，讀書的讀書，工作的工作，不談政治，更不理政治。對於共產主義這個東西嘛，更不知所雲，哪能有所謂愛與恨呢？
香港新亞書院，是一所“流亡”學者在港辦的第一個“難民”學院，雖然和台灣沒有直接關係，但畢業那一年（1963，文憑最後一年），因為港府隻給“文憑”（diploma），一些不願留讀一年而得中文大學學士文憑的學生，教務處暗暗通知他們可以得到台灣發出的學士文憑，不過，需要做個《三民主義》讀書報告。我花了幾天交了作業，但我離校而又去了美國，至今不知它的下落！
在香港4年唯一和大陸有關的活動，是1961年饑荒逃難，大量難民偷渡來港，我們組織救災會，一麵籌款，一麵組隊到山上尋找難民，以避免英軍抓拿出境。我記得，我們帶了香煙、水和幹糧，深夜開始在山上呼喊。一天，我和兩位同學找到一位姑娘，把她扮成學生，當做遊玩回家，提心吊膽地度過幾關，終於把她送到深水埗的親戚家裏。這是犯法的，但當時很興奮，想不到怕；不過現在想起來，倒是心有餘悸的
在香港4年唯一和台灣有關的活動，是1962年的畢業旅行，由我領隊，僑委會招待，住在北投，參觀台大、三軍軍校、東大等機關；遊覽阿裏山、日月潭、淡水等名勝……。當時，為了照顧想進師範學院的同學，我們以“畢業旅行團”取代“回國觀光”四字；僑委會的講詞內容經過幾位同學商討完成；僑委會禁止我們與當地學生接觸，但我預先已與東海大學一位美國老師Linda聯絡好，參觀東大後，將與她的學生交流，好在陪同同意到時“失蹤”，這是整個旅行的高潮。
不過，最令我難忘的是，當輪船進入高雄港時，遠遠就看到“反共抗俄”和“反攻大陸”兩幅直掛的巨型標語，讓香港來的我們看到有點不習慣；後來在餐廳裏更看到牆上或柱上都貼等“提防匪諜”、“保密防諜”“漢賊不兩立”等標語。
這些觀感在過去幾十年在很大方麵左右了我對台灣的認識。
（三）
在馬來西亞和香港時，我知道我自己是誰，也從不懷疑自己的身份，更沒有人問及我中國事務，更。但這一切後來到了美國念書時都變了，與美國同學見麵時，經常問我有關於中國的問題，我總是支支吾吾地答不出一個所以然。
一個在別人眼中的中國人竟然對自己的國家毫無認識？怎麽解說也說不清，而他們反應的態度也很難看出是接受還是鄙視。這給我帶了很多煩惱和不安。
第一次感觸中國大陸是在美國。那是我來美後第二年，到哈佛大學探友，偶然在燕京圖書館雜誌室看到幾期《人民畫報》，這份我在香港時從來不碰的宣傳品，卻讓我喜出望外，手不釋卷，原來新中國有這種麵貌！這一震動徹底地改變了我對中國的興趣和看法。而我那位在美國“中國通”第一把手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導下研究中國農民運動的同學更先我一步，跟我談起他的感受，我們竟然又走在同一道路上，一條和以往不同的道路！
後來讀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本“Red Star over China”，讓我更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也認識到群眾路線對革命成功的作用。
那是一個開始。文革不久，美國反戰運動也進入如火如荼的高潮。我們社會學幾位教授和我們幾個研究生在校一麵組織Teaching-in（大學師生舉行課外的“實事討論會”），在課堂內外談論越戰，一麵設法請韓素英（她當時好像是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到校談中國與文革。不知怎樣，我們的申請竟然被通過！她的出現，轟動一時，報紙、電台和電視都有大幅麵介紹。這是我四年在美國的高潮！
北上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學係後，參加了一個馬列學生運動組織，除了印傳單和貼標語外，還經常研讀毛選，其中花時間最多的是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今天我在分析事件時，一直受到它們的影響。前者談及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各種經過、關係和作用。他的一句“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使我我質疑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和實用；而後者，不但很長，而且沒有馬克思理論和中國文化和曆史演變的背景，很難讀個明白的。開始，我一頭露水；至今，仍然一知半解。不過，我覺得，毛主席這兩篇文章是值得一讀再讀的。
（四）
1969年，在一位老朋友鼓勵和勸導下回到新加坡前南洋大學行政係執教，以為可以更方便研究和了解中國，哪知，連中央廣播電台也隻敢在清晨傾耳偷聽，後來我覺得“情勢不對”，兩年後辭職移民加拿大，到渥大華卡爾頓大學繼續攻讀政治係。
不過，我曾在1971年，乘著春假之便（長假，如我們的暑假）我申請到一筆研究費到香港友聯研究所研究中國對東南亞華僑政策，我特別欣賞周總理在50年代中期在緬甸對當地華僑講的一番話，他把我們海外華人當做嫁出去的，要我們遵守當地法律，有時可回娘家看看。這改變了我對自己的定位。
在友聯翻閱資料時，我還被另一個題目所吸住：50年代中的“百花齊放，百家共鳴”運動，尤其是社會學一起一落中費孝通扮演的角色。他寫的兩篇短文都讀了，但他的第三篇卻無法找到，可能“鳴放”後便是“反右”，根本沒機會發表了。我覺得，當年的“反右派運動”傷害了一代知識分子初期對新中國的感情和依賴，文革更毀滅了他們對中國的期望和認同。
我特別喜歡“鳴放”，並在這方麵，曾經印了不少資料，原定寫篇什麽的，後來為其他事情耽擱下來，最後不了了之了。
（五）
移民加拿大5年後（現改為3年）我申請公民權，兩位RCMP兩次到校查問，開始我以為他們追查60年代末在多大的學生活動，後來才知他們查問我常到中國大使館的原因。原來我曾在大使館為商業部官員補習英文的事給他們偷拍了照，這時我才了解真正警察國家的意義，而我計劃在外交部工作的夢想也成為泡影了。
回顧文革時期，我一直在注意和修正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思考。“四人幫”被粉碎後，在各方麵，尤其在思想上一切都崩潰了，我一時失落，十分混亂，十分彷徨。開始，我一直抗拒鄧小平的“貓論”和“先讓一些人富起來”的改革開放。記得，在一次加中友協理事會和中國大使的交流時，我曾以社會學的立場談及我當時的擔憂而現在一一出現的種種社會和思想問題。
八九風波發生的時候，我和許多華人一樣，上街抗議遊行，還在《華僑時報》寫了一篇遊行感言；後來，我發現抗議變了質，不但退出，而且在該報連續寫了一係列短評，結果給人罵，並要我“滾回中國去”！不知八九那一周年紀念，我在《華僑新報》專欄寫了兩三篇回顧評論，結果報社轉來一封恐嚇信，要我到唐人街小心！
（六）
不可否認的是，30年的改革開放，的確把中國推上世界舞台，這是空前未有的，也是世界公認的；但它的代價是什麽？利字當頭的行為，個人化的一切是否將會把中國帶回1949年前的中國？為什麽中國越來越富強，卻越來越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為什麽中國外表顯得十分繁榮，而內在卻顯得十分虛弱？為什麽中國人那麽崇洋媚外，老是以為外國人做的什麽都叫好，而自己的一切都見不得人？……？
不錯，今天的確有不少外國評論員都為中國選擇的路線歡呼鼓掌，也有不少評論擔憂崛起的中國帶來各種威脅，政治和經濟的，或文化和思想的，或環境和人口的。
不管他後來犯了什麽錯誤，而且有些是很嚴重的錯誤，毛澤東不愧為新中國的救星。“東方紅，太陽升，東方出了一個毛澤東”絕不是空洞口號，而是有曆史根據的。換句話說，毛澤東在中國的曆史地位是不能抹殺的。
新中國成立60年，走過封閉式的道路，也走過災難性的道路，有被迫的，也有自選的，不管是“革命有理”時代，還是“營利有理”時代，都有一個又一個悲歡動人的故事，都是一頁又一頁可歌可泣的曆史，中國人不能忘也不應忘的。
今天中國已成為出口第一大國、第三大經濟體，但也許由於政治上的需要，人們隻談隻讚後三十，而忽略甚至抹黑前三十，似乎把近30年的成就全歸於改革開放。這正視中國60年來的客觀變化嗎？中國演變60年是連貫性的，沒有前三十，哪來後三十？套句某個時期吃香的說法：“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從整個人類發展史看，中國這30年的崛起，可與西方200多年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崛起比美，隻是時間加速六七倍！不過，如果按照當前中國的路線和時速繼續發展下去，人口的壓力、環境的承擔，尤其在清潔水和糧食上，恐怕是世界性的災難。
我總覺得中國不能、更不該再走西方走過的道路了，這對自己對人類都是無益的。地球隻有那麽一個，環境就是這個樣子。當年西方各國崛起，占去不少殖民地，掠奪不少資源，製造不少市場，奴化不少人民。中國崛起，哪來這些？一切都有限的。同時，它們200多年來對大自然的破壞已經開始危害人類。中國的確不能再走西方走過的道路了。
最後，和諧社會，不僅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更重要的是基於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60年來，中國經過翻天覆地的變化，部分人民和部分地區的確富有了，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有增無減，而人與環境的矛盾也日益惡化。這與和諧社會不是矛盾重重的嗎？一兩代後的中國，甚至世界，恐怕很大方麵都可能取決於今後中國所采取的道路的。
這是我的中國情結，也是一個第三代海外華人的心聲。
祝福妳，中國！（2009-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