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 我在瑞典留學，妻子和兒子還在貴州。那時出國不容易，他們花了一年多時間和省裏的領導磨蹭, 才獲準來瑞典和我團聚。妻子有個老同學在香港, 是一個大公司的董事長的女兒, 多年不見, 執意邀她經香港繞道。她於是帶著我們十二歲的兒子, 乘火車先到廣州。在廣州接到老同學的電話:“你把帶的衣服都扔了, 我在香港為你重新準備。” 俺老婆持家節儉, 我又是一個窮學生, 她怎麽可能扔掉那花了近一千塊錢, 忙乎了兩個多星期, 跑遍了大上海的服裝店才買來的衣服呢?
那時去香港，必須先到深圳。他們從廣州到深圳那天，事不湊巧，偏偏老同學忙, 脫不了身, 就托公司裏一位姓馮的先生來接。馮先生瘦瘦長長, 戴一副玳瑁眼鏡, 穿一身畢挺的西裝。一看到我妻子, 臉上原本準備好的一絲笑容就消失了。我知道那是因為我的妻子太平常，不畫眼圈, 不抹口紅, 不吊金掛銀, 裏裏外外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女人, 再加上那一臉風塵， 馮先生犯不著費心去裝出笑來。當他低頭看到我妻兒那一大堆行李時, 眉頭立刻皺起來，大聲說:“哎唷唷, 怎麽帶這麽多東西呀!” 說完就到旁邊的一個電話亭去和董事長的女兒打電話。我老婆聽他在電話上揶揄地說:“小姐哎, 你教她扔了, 他們大陸人, 能舍得嗎?”
馮先生放下電話, 走過來, 淡淡地說:“好吧, 那你們就跟我來吧!” 說完就徑直往前走去, 甩著兩隻空手, 走得瀟瀟灑灑。妻慌忙左右手各提一個箱子, 左右肩各掛一個包, 兒子也一手拖一個箱子, 一手提一個包, 踉踉蹌蹌地跟在後麵。車站上不少珠光寶氣的女人, 看到他們, 咿咿呀呀地說著聽不懂的廣東話。妻流著汗, 默默咬牙向羅浮橋走去。真是未到香港, 已聞到香港味了。
當晚, 那老同學請我的妻兒吃飯, 這位馮先生應邀作陪。晚上的馮先生談笑風生, 跟在董事長的女兒身後轉。席上有一道湯, 裏麵有醬紅色的肉丁, 我兒子好奇, 問了一句:“這是什麽肉呀?” 馮先生馬上感慨萬千地說:“真是可憐, 真是罪過呀!大陸的孩子連火腿都不認得!” 我兒子氣得不吭聲。我妻子說:“火腿我們常吃, 隻不過不切得這麽小就是了。”
臨近席終時, 馮先生要先走一步。女主人要我家兒子和他說“叔叔再見”, 我兒子不肯。催了幾次, 他就是不開口。馮先生笑嘻嘻地摸著我兒子的頭,自找台階說:“弟弟累了, 是嗎?” 我兒子頭一扭, 橫了他一眼。馮先生自覺沒趣, 訕訕地走了。
我想, 凡是喜歡看不起別人的人, 最終總被別人看不起, 這大概不會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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