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總把曆史搞錯？主張逮捕袁騰飛是胡鬧(圖) 騰訊
深度對話推出“對話曆史學家係列”
楊天石：沒有進行曆史研究之前，我對蔣介石的了解就四個字：人民公敵。但是，用這四個字概括蔣介石的一生，概括他的思想，概括他的曆史地位，顯然就簡單化了。
好像還有人到他的學院去鬧，網上有些人主張公安局出來幹預，甚至主張逮捕袁騰飛甚至審判袁騰飛。我覺得這個是胡鬧。
站在革命史觀的角度看問題，就會把許許多多革命之外的東西否定。
人物：楊天石 對話者：張麗萍 編輯：楊餘 王憧憧
主張逮捕甚至審判袁騰飛是胡鬧
深度對話：你有沒有關注最近的袁騰飛事件？網上說袁騰飛被逮捕是因為惡意攻擊毛澤東以及社會主義製度，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您個人怎麽評價袁騰飛事件？
楊天石：我沒有聽過他的演講，也沒有看過他的錄像，前一段時間鬧得很厲害。好像還有人到他的學院去鬧，網上有些人主張公安局出來幹預，甚至主張逮捕袁騰飛甚至審判袁騰飛。我覺得這個有點胡鬧。
本來學術領域應該是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園地，應該形成一種辯論的風氣、自由爭論的風氣，隻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你就要允許存在，不應該因為他的觀點你不喜歡，或者觸犯了你，你就用行政、法律的辦法來對付他，這絕不是正確的指導學術發展的方針。
學術上的分歧隻能用學術的辦法去解決，這是原則。如果你不同意袁騰飛的觀點，你完全可以寫文章呀，你也去發表演說、做講座啊。
深度對話:研究曆史和人物，要有同情，才能理解，但不少研究曆史人物的學者會比較容易走極端，深陷於同情之中，不能對研究對象持一種客觀的態度。但您對毛澤東和蔣介石的研究和作品是很客觀的，您是怎麽把握這種分寸的？
楊天石：我覺得對於曆史學家來說，最危險的是過分同情他要研究的這個曆史人物。研究曆史應該是盡量做到最大的客觀，絕對不能夠摻雜任何個人的感情。人當然都是有感情的，都有喜怒哀樂，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討厭什麽，憎惡什麽，這是人所不可避免的，但是研究曆史的時候千萬要超脫個人的感情色彩。
《禮記》裏講：“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這是我很讚成的：愛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惡。不能因為你喜歡他，就增加他的好，不能因為你不喜歡他，就增加他的壞，這是不能夠、不應該的，也就是說寫曆史、寫曆史人物，如果你把個人感情、個人喜惡摻進去以後，很難保證客觀性、科學性與公正性。
所以曆史學最重要的就是要實事求是，三分不能說成四分，也不能說成兩分，這都是曆史學的大忌。
蔣介石不再是人民公敵
深度對話：您是1960年北大中文係畢業的，以前也研究文學史、哲學，後來為什麽會轉而研究曆史呢？
楊天石：這是一個說來話長的題目，詳細講可能兩個小時也不夠，簡單講就是五個字：命運的安排。
深度對話：您研究近現代史這麽多年，心境是否有一個變化曆程？
楊天石：我覺得沒有什麽變化，從我開始研究民國史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我最近出了一本書是我17年前，也就是1993年出的《尋求曆史的謎底——近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的再版。在再版的這本書末尾，我有一段話：本書是我踏上近代史研究之途的第一個腳印，但它代表了我的學術追求。
十多年了，初衷未變，追求未變，風格也未變。是也、非也，恭候指教。當年這本書是我多年論文集合，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上個世紀60年代寫的，所以從我踏入近代史研究領域，一直到現在，初衷未變，追求未變，風格也未變。
深度對話：您趕上了三次大的社會政治變動。一次是“新中國”成立，一次是“文革”，再一次就是改革開放。這些對您研究近代史有什麽影響嗎？
楊天石：解放前後的曆次運動我差不多都經曆了，要說這些運動對我的幫助，簡單說就是一點：讓我看問題不再簡單化。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想法——要掌握事物的全部複雜性。你要了解整個世界，了解一個人，要注意掌握它（他）的全部複雜性。
所謂“掌握全部複雜性”，就是看問題不要簡單化，不能“一點論”。這是從曆史運動裏麵所得到的一個教訓。研究曆史也是這樣，絕對不能簡單化，不能“一點論”，而應該努力地掌握曆史的全部複雜性。
咱們拿人物來舉個例子。沒有進行曆史研究之前，我對蔣介石的了解就四個字：人民公敵。但是，用這四個字概括蔣介石的一生，概括他的思想，概括他的曆史地位，顯然就簡單化了。毛澤東也批評過對人物和事件的簡單化，過去研究“五四運動”，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
毛澤東批評這種絕對好、絕對壞的觀點是“形而上學”。但這常常就是我們過去對曆史人物的看法，曆史研究過程中這種“形而上學”的地方俯拾即是，實在太多了，你低下頭來撿一撿哪兒都是。
重新審視“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
深度對話：您認為在評價中國曆史上的人和事的時候有沒有一個標準或者是一個參照係？如何才能做到盡可能不帶偏見地去看人看事，不帶偏見地以一種同情的心態去看待曆史和曆史人物呢？
楊天石：這個標準，可以借用和參照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作為研究評價曆史人物的標準，可以叫“三個標準”。
比如，第一條，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我們完全可以借用來評價一個曆史人物，看他是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還是向後倒退。第二條，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要求，看他對於文化發展是推向更高的層次，還是阻礙文化的發展。第三條，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研究一個曆史人物要看他對民族、對於老百姓、對於人民是有利還是無利。
深度對話：史觀問題在近現代史學界尚未爭出勝負，您對革命史觀、現代化史觀和人文史觀怎麽看？
楊天石：這個問題牽涉到中國近代史應該怎麽寫的問題，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革命史的，一種是現代化的。我個人不大讚成這種模式劃分。
革命化的模式有它的毛病：容易突出革命，忽視社會的方方麵麵。拿近代史來說，過去通常講近代史有三次革命高潮，就是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用“三個代表”來分析的話，恐怕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都不能做很高的肯定，你能說代表先進生產力嗎？恐怕不能算。你說它代表先進文化嗎？恐怕也不能算。
義和團不僅不代表先進文化，代表的反而是一種落後的、狹隘的舊文化。
如果把一部近代史看成剛才講的三大高潮，那麽三大高潮中的兩大高潮都站不住腳，都無法肯定。站在革命史觀的角度看問題，就會把許許多多革命之外的東西否定。
比如“洋務運動”，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是否定的，為什麽否定呢？八個字：對外投降、對內鎮壓。就是因為洋務派對外簽了好多“賣國條約”，包括曾國藩、李鴻章，對外是妥協的、投降的，對內鎮壓太平天國。
但是，用剛才講的“三個標準”去衡量：第一，“洋務運動”從國外引進了先進生產力，中國原來是農業社會，現在把西方的現代工業，包括軍事工業引進來，它當然會推動中國曆史的發展；第二，“洋務運動”辦學堂、培養翻譯人才、送中國的學生出國留學，學了聲光化電，聲學、光學、化學、電學，這都推動了先進文化嘛。
所以，如果我們用三個標準來衡量的話，“洋務運動”就不能全盤否定，它是代表中國近代社會向上發展的一個環節、一個階梯，就要肯定它在中國曆史上的積極正麵的作用。
雖然洋務派不讚成革命，甚至也不讚成改革，不讚成維新，但它畢竟是中國現代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個階梯，這個階梯你要跨過去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革命史的模式會把有些不該肯定的東西肯定了，把該肯定的忽略了。把義和團運動作為革命高潮，那是荒唐透頂。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滅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當然要反對，“扶清”的革命性何在？說句老實話，我一點也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按照所謂的“革命史觀”，可能是肯定了不應該肯定的東西，否定了不應該否定的東西。
另外，革命史的模式會把近代史的豐富性排除。比如近代史上曾經盛行的兩種思潮，一種叫“科學救國”，一種叫“教育救國”，一部分人希望通過發展科學救中國，一部分人希望通過發展教育來救中國。
按照革命史的模式，隻有革命才是正確的，所以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都被認為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思潮，常常被否定。
所以，我不讚成所謂“革命史”的模式。現代化的模式是不是更好一點？更全麵一點？我沒有想好，我個人主張寫曆史不需要什麽模式。先確定一個模式，很可能會畫地為牢，就把自己局限住了，或者說把自己困住了。
如果說非要有模式，那就隻有一個模式，就是實事求是的模式，按照曆史的本來麵目寫，曆史原來是什麽樣的你就怎麽寫。
這牽扯到“方法論”的問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講過一段話：“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隻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曆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段話不太好懂，核心意思是原則是從曆史裏抽象出來的，所以不是曆史去適應原則，而是隻有原則符合曆史的時候，這個原則才是正確的。
人們在寫作之前可能要給自己規定幾個這樣那樣的原則，所謂“革命史”模式也好，“現代化”模式也好，實際上都是人們確定的原則，就是寫曆史的指導思想。
我覺得堅持一個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一個還原曆史本來麵目的原則，這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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