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一點多鍾，一陣電話鈴聲大作，把我和妻都從睡夢中無情地吵醒。妻拿起電話，是國內武漢打來的。立刻，一股不詳的預感襲遍了我的全身。來美國學習工作十多年了，這是第一次接到國內的電話。我趕快翻身起床，搶過電話，小弟在那一頭沉重地說：“爸爸已於昨天去世了。”母親在電話那一頭說：“昨天我在陽台上涼衣服。聽見屋裏大叫一聲，趕快進屋，就見你爸爸倒在了床上，聽了聽心髒，已經沒有了跳動。”放下電話後，一夜都不能成寐，心情萬分地沉重。
遠處路燈隱隱照來，窗外後院裏大樹在風中搖動，樹葉象無數隻手在向我揮別。陰陰的天，濕濕的雨，父親的許多往事潮漫潮漲地湧上來。心中布滿了一種蒼涼的感覺，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種感覺讓我又一次回憶起二三十年前的一樁小事，我也不知為什麽，這樁微不足道的小事竟如此深深地鐫刻在了我的腦海裏，那是我終生的一個遺憾。
父親是一位長期從事電力工作的技術人員，一個老實人，誠實人，正直人，正派人。象當時千千萬萬個青年人一樣，因為家庭成分不好，背上了政治黑鍋，被劃入限製使用範圍。他自一九五三年從浙江大學電機係畢業參加工作後，工作上是業務骨幹，政治和升遷上卻一直受到壓製，被區別對待。這使得他脾氣有點古怪，也使他辦事說話十分地謹慎。因此曆次運動中並未挨整，成為右派什麽的。他曾說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樣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真正受了點衝擊，進了學習班。長期的壓抑，不公平的待遇，有誌不能伸，父親的心中很苦悶。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個風清月朗的晚上，他向我講起了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故事，講得非常地精彩，我知道父親心中的抱負，生不逢時矣。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幹部下放“五七”幹校，他自然逃不過。離開武漢的前幾天，他心情不好。他們單位被下放到鄂南山區通山縣。如果他走了，家裏就剩下了我們弟兄三個，我老大，那年十二歲。母親當時生活在另一個縣城，一九六四年湖北省長張體學到鄂北山區搞“四清”，帶了一個巡回醫療隊，母親是眼科醫生，經組織安排也去了。“四清”以後，因當地醫生奇缺，又經組織安排，留在了當地。從此我們家一分為二，父母過著牛郎織女的生活，我和兩個弟弟同父親一起住在武漢。 要走的那天，父親一大早出去了，回來時買了一小罐四川出的金鉤豆瓣。那罐子很漂亮，十分小巧，上了釉光，古樸古香中透著一股文化氣息。在文革那物質極端匱乏和摧殘文化的年代中，這小罐煥發出來的生氣是那樣地讓人耳目一新。我們一家人都十分喜歡吃這金鉤豆瓣。那味道極好，辣辣地，有麻油香味，很下飯。要下放了，父親什麽都沒帶，隻想帶一罐金鉤豆瓣去通山。 父親進了屋，將小釉罐子放在桌子上，就去收拾行裝。東西很少，他很快就收拾完畢，然後把我們弟兄三個叫到一起，叮囑我們在家裏要好好的，互相愛護，不要打架。我們弟兄三個蘿卜頭一般高矮不齊地站在他麵前，我心中很難過。父親帶著一頂當時很時髦流行的軍帽，洗得都有點泛白了。他喜歡這頂帽子，老是帶著。他滿是胡茬的臉上，駕著一付眼鏡，鏡片後目光充滿了擔心，焦慮和迷茫。他不放心，可是沒有辦法。父親不善言辭，我們父子四人就這樣默默地對望著。 父親看看小鬧鍾，該走了。 他拿起行裝，走到門口，回過頭來望了我們一眼，沉默了一下，然後走了。我跟出門，走在他後麵，一直到宿舍的大道旁。他讓我回去，我站住了，看著他心事重重地離去。他走遠了，看不見了。 我在外麵待了很久，才慢慢地回到家裏。一進門，赫然看見那個小罐子還放在桌上！忘了，父親忘了帶他喜歡的金鉤豆瓣。
我知道那天所有去五七幹校的人都要經過航空路口，這是市委的統一安排。我們住的電業新村離那裏不遠。我抱起罐子拔腿就跑。 跑了一裏多路，就見航空路口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高音喇叭播放著革命歌曲。一輛輛解放牌汽車披紅掛彩，載滿了去五七幹校的人們。車上的人胸前都掛了大紅花，手裏揮舞著毛主席語錄本。我抱著罐子鑽進了夾道歡迎的人群，在過往的車輛上尋找著父親，想把裝有金鉤豆瓣的罐子交給他。 我在人群裏擠著鑽著，目不轉睛地看著過往的車輛。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去五七幹校是很光榮的，要有人歡送。我的爸爸沒有人歡送，我的媽媽遠在幾百裏的地方。沒有人歡送爸爸，連他想要的金鉤豆瓣都忘了帶走。我當時是多麽地希望看見父親，交給他這罐金鉤豆瓣。到了通山後，沒有了金鉤豆瓣，他拿什麽下飯？我急得快要哭了。 看呀看呀，有幾次遠遠地看著有點象爸爸，等車子走近了發現又不是爸爸。慢慢地我開始失望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所有的解放牌都通過了，人群都散了，鑼鼓聲沒有了，高音喇叭不唱了，隻有我，還抱著小罐子站在航空路口。一個小男孩滿心蒼涼地站在那裏，他的父親去了遙遠的地方。 我已經記不起後來是如何處理那個小罐子的，但有一點很確定，父親在通山沒有吃上金鉤豆瓣。 二十多年後，當我已經是當年他那個年齡的時候，向他提起過那罐金鉤豆瓣。他說那天他乘車經過航空路口時，心裏不存希望，但還是努力想從人群裏發現我們兄弟。他沒有看見。
文革後，父親一切才開始正常。由於業務精通，一九七九年他被派往瑞典驗收由電力部引進的大型電力設備。當了二十多年的技術員，短短數年間連升數級，最後以教授級工程師退休，終於有了一個圓滿的人生和事業。同事們和家人都為他高興。我們兄弟也都爭氣，文革一過都考上了大學，學有所成。我留學美國，取得了碩士博士學位，在美國從事醫學科學研究。小弟也是武漢一家醫院的兒科主任了。 在父親去世一個多月前，我從美國給他打電話，夥同家裏人要給他祝壽，要在武漢市最好的飯店給他慶祝七十大壽。我已經訂好了飛機票，專程回國為父親祝壽。可是我又一次落空了。他沒有等到這一天就走了。他大概是又忘記了。一個大男孩又一次失望地難過地站在路口，滿心蒼涼，他的父親去了遙遠的地方。再也不會回來了。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原文載於美國《世界日報》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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