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南方周末》報道——“遲到的紅衛兵道歉信”感慨萬分，欣喜、憧憬、擔憂同時襲來。
欣喜的是，當年的紅衛兵在自己步入晚年的時候，道德終於覺醒了！我一直認為，道德隻能靠自身的力量來約束自己，強製的道德製裁毫無效果可言。80年代中期清理“三種人”時，不少當年的打砸搶分子為了入黨升官也假惺惺地道歉懺悔，像鄧小平那樣寫下保證書，可是一旦大權在握就又肆無忌憚，如今貪汙腐敗分子中不少就是這樣的人，難道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憧憬未來，我們常常感慨德國人對二戰的懺悔。在德國，從民間自發的反省到政府總理對波蘭人民下跪，而我們自己的政府和“偉光正”的黨是否也會有勇氣對人民懺悔道歉？
固然，文革的帳不能一古腦的算在黨和政府頭上，畢竟沒有人拿著刀槍逼著紅衛兵殺人放火，就像《南方周末》報道中提到一個14歲的少年隻因“他那時候欠了老師三篇作文，革命來了，作文不用再交了”而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在那種大氣候裏，如果我自己早出生10來年，我說不定也是其中一員。
但是，又是誰造就了那個大氣候呢？誰親自發動領導了那場“大革命”呢？如果說個人的道歉是道德問題，那政府和政黨的反省就不僅僅是道德問題了。
我擔憂的不僅僅是政府何時能道歉。有一句名言叫做“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這話雖然不太中聽，但不無道理。
今天雖然有人道歉了，但隻是成千上萬紅衛兵中的寥寥數人。報道說：
“目前公開懺悔的幾個人，多是當年“犯錯不大”的。沒有打過人，更沒有命案。‘隻有犯錯不大的人，才好寫這信——壓力輕些。’更多的人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裏，則一直保持著沉默。和西方人因宗教而懺悔不同，北京曾經傷害過李煌果老師的郭燦輝先生提及，有了兒孫之後，是他們醞釀給老師道歉的原因。這是一種中國式的情感，不能心裏藏著愧疚去教育兒孫。”
道歉豈能為了兒孫？我們不必因宗教道歉和懺悔，但是為了真理為了正義我們必須有勇氣麵對自身的過失。也許那些沉默的人已經在家裏關起門來思過了，但真正的懺悔不是把自己關在黑屋子裏“閉門思過”，關起門來永遠看不清自己的罪惡，我們要麵對受害者，像那些正義的德國青年那樣去以色利做義工，我們能為文革受害者做些什麽？
說到這裏，不得不再老生常談，反思一下我們的傳統文化。
易中天說過，在儒家文化裏，“認錯是要有資格的。資格，就是‘君子’。認錯曾經是一種貴族待遇，也是一種貴族精神。……至於小人，則根本就不存在認不認錯的問題。他們隻有一條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沒資格‘自裁免辱’。這就叫‘禮不下庶人’。”
“秦漢以後，貴族慢慢地沒有了。最後隻剩下兩個等級：皇帝和臣民。於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員，所有人都沒資格認錯，隻能“認罪伏法”。甚至沒有罪，也要聲稱有罪，比如上奏時口稱“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無罪而稱死罪，哪有真實可言？不過一種“姿態”。真正的錯誤，也就不會有人去認。結果，認罪也好，認錯也好，便都變成了“表演”。”
其實，幾千年的“德育”隻告訴我們什麽是“道德”，我們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善”與“惡”，不懂真理為何物。用“君子”和“聖人”的準則來要求普通人並不能真正使人心向善，做不到，隻好虛偽了。
什麽是“惡”，傳統文化似乎隻告訴我們兩條：淫（萬惡之首）和不孝（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於是看個《西廂》就算“淫”，而扒光衣服躺在冰河上為母親求魚才是“孝”。反觀基督教把“殺人、偷竊、奸淫、作假證和貪戀別人財物” 明明白白列為“惡”，隻要不做惡，人性之善自然就會彰顯。
相反，不知道什麽是“惡”，隻知道“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是道德上的“忠”、“義”，就可以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那樣殘酷無情了。
話說回來，遲到44年的道歉畢竟開了一個好頭，一切都還不太晚。讓我們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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