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在麵包店裏就近用過午餐就回家收拾行李，卻不經意地聽見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新聞。這令我刹那之間當眾流下眼淚。
據說80年代的一次討論中，劉曉波先生曾指出國人專意欽慕這個獎項的心態為"幼稚"。但是，他卻成了第一位身在大陸本土而獲得該獎的中國人。多麽諷刺。
那夜無眠。忘了怎樣把各種旅途用品胡亂塞進行李箱，也忘了向花坊姐姐討要聯絡地址。坐在客廳裏一遍一遍聽新聞，各類報道及評論令人心潮起伏、難以平靜。網上甚至隨即出現了08憲章中英德對照版本。
第二天開車去慕尼黑，整個上午聽新聞說劉霞女士失去了聯係，下午才聽說出現在遼寧境內、預備第二天探監告知獲獎消息； 也聽到了德國總統Wulff對她的高度評價以及向她的致意。
伴隨著新聞，這一路的心情可謂跌宕起伏、憂喜交織，不知什麽時候開始胃疼起來，幾乎伴隨了整個旅程。
休息了一晚從慕尼黑機場出發，工作人員打出登機牌之後，卻猛然發現我沒有簽證，而她分辯不清Republic Korea與 People's Republic Korea的關係。
電腦檢索無果，她拉上同事一起去給倫敦總部的Britisch Airline打電話，並且安慰我說：別著急，主要是North Korea太好了，舍不得公民輕易出行。
我笑笑，並不焦急。因為這本護照而遇到的波折，委實算不上是第一次。
上上個月，因為德韓之間文件的差異，和一位女法官在激烈爭辯中相互摔了話筒。不過，最後卻是我大獲全勝。顯然，比護照更重要的東西，是維護自己正當權利的素養與意識。
而這一點，發給我護照的那個社會已經切實教會了我，沒有因為我是在自己的祖國連舉權都沒有的草民而緩行。所以走遍世界各地，隻要是同樣的民主社會，就從來沒擔心自己會吃虧。那本護照對我而言，惟有珍惜。
登機之後，麵臨另外一個大問題：飛機延遲起飛40分，而在倫敦的預定轉機時間卻隻有一個小時。不過，幸運的是，銜接航班湊巧也會延遲半小時。
與其他幾位旅客飛奔至中轉處，工作人員一看登機牌就聲稱太晚，隻能改簽第二天。我認為這種態度太輕率，回過身向另一位女性工作人員提出質疑。她猶豫了一下，打開Express通道說：那你們試試吧，祝你們好運。
結果是： 等我們順利到達候機廳，銜接航班還在候機。大家不由得慶幸我的堅持，並且感歎英國人的通融精神。不過，這樣的事情似乎也不太容易在德國發生，那裏的地勤人員想必早已通過對講機獲得精確的航班信息。
飛機降落在舊金山，海關處白發蒼蒼的老先生對我笑道：歡迎你回家。
我們不由得一愣。先生解釋說：我們都是外國人。
出了海關，心裏很錯愕，懷疑全世界的窮苦人都聚集在了美國，機場裏滿是一群群衣衫邋遢、嘰嘰喳喳大聲說話的印度人阿拉伯人。
領取了租來的車駛到酒店，整頓行李後沿著Market Street 一路走到China Town，除了震驚，還是震驚。似乎第一次見到街上如此多的乞丐或流浪者，相比之下，德國不僅數量少、並且衣冠也整潔。並且，他們至少會懷抱吉他或者牽條狗狗或者推銷一份小報。不過轉念一想，這些流浪者至少沒因城市形象而強遭轉移，不由得又感歎於這座城市的寬容與大氣。
不知為什麽，此時才忽然記起了這首歌：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You're gonna meet some gentle people t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