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社會、專製社會都是自我封閉的社會，暴政與謊言是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阿倫特以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作為樣本，她寫完這本書的時候對中國還有點擔心，擔心毛澤東的中國會成為下一個德國或蘇聯的複製品，她擔心的時候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不過，她的這種擔心最終還是成了現實。這個現實並不比德國或蘇聯所做的惡行差到哪裏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澤東把中國與世界隔離，把上層與下層隔離，把他自己與外部隔離，實行的是專製主義，奉行的卻是民粹主義，實現了專製與民粹的完美結合。這種體製的最大的特點是，由於黨政意識形態高度統一，所以不能對這種體製進行任何批評。其背後的強製邏輯更是登峰造極，反對毛澤東就是反對黨就是反對政府就是與人民為敵，反過來也是一樣，反對人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反對黨就是反對毛澤東。對意識形態的任何質疑就是對政府、對黨、對毛澤東的質疑，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澤東。為此犧牲生命的人數眾多，著名的有張誌新、林昭、遇羅克。
民主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開放內容之一就是向批評開放。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喪鍾就要敲響了，資本主義就要滅亡了，資本主義才會得到了改良和完善。與此同時，西方其它派別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判至今不絕於耳，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群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知識分子一直對西方的價值觀、製度、政策等進行批判，這些批評有的無中生有，有的被無限誇大，有的批評甚至會帶來社會的混亂，有的就是偏見和道聽途說，但就是一個憲法的言論自由，使得所有麵向價值、製度、政策、政府、政黨的批評都暢通無阻。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批評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而是所有人的權利。正是因為西方五花八門的馬克思們對西方進行徹底而無情地批判才使西方茁壯成長，一個弊端百出的社會轉變成一個健康的社會，使西方充滿自信。
向批評開放，是人的尊嚴的展示。凡是向人類尊嚴開戰的製度都是壞製度，凡是尊重人的尊嚴的製度都是好製度。人的尊嚴不僅僅在於吃喝玩樂、吃好喝好，更在於每一個人在權力麵前的態度，或者是權力在人民麵前的態度。如果一個人在權力麵前不低三下四、奴顏婢膝，批評理直氣壯，那不但是言論自由的權利問題，更是一個人尊嚴的展示，試想一個億萬富翁如果對權力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那隻能說是一個富豬，而不是一個富人，豬的快樂總是建立在人們餐桌的基礎上的。如果權力者使盡混身解數去討好人民，知道權力的來源和歸宿都是來自於人民，知道權力者的合法性基礎都來自那一張小小的選票，這張選票不是通過舉手一致獲得，而是有一部分成秘密地投了反對票或讚成票，知道權力的興衰成敗不取決於上級權力而是取於選民，那他就不得不聽民眾的批評。向批評開放，是權力者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要知道，權力者也是人，求助於善良的本性、良好的意願以為權力者向批評開放隻是胸懷的展示，而不是責任和義務，不是對政治太天真就是被權力者所蒙蔽。道理極為簡單，簡單到常識是：沒有人願意接受批評，沒有人願意被別人批評。有哪一個權力者不愛吹牛?毛澤東的一錯再錯到了“文化大革命”還是“就是好”不離口，朝鮮人把共產主義糟蹋得就剩米飯泡牛肉湯了金家父子不是還說他們的思想能走向世界嗎?
向批評開放是成本最低、收益最低的開放。不管是經濟人還是政治人，都有一個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分析和選擇。如果從事政治成本高收益低，那麽從政的人就會減少，馬克思的巴黎公社之後，無論是西方社會還是東方社會都難再有複製，就是從政的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即使是政治家也難以在巴黎公社施展才華，一個不走程序的隨時撤換就讓那些政治家望而卻步，巴黎公社一覽無餘的公開性原則也沒能施展拳腳。隻有在尊重民主程序之後再向批評開放，批評才會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才會有低成本高收益。盡管有時某個民選的權力者因為批評下台或狼狽不堪，但這是民主的代價。與其它社會相比，民主代價低、成本低、社會收益高、社會和諧。向批評開放，權力者上台和下台成本都很低，上台是和平的上台，不是流血和暴力衝突的上台，下台不會被流放、不會被槍斃、不會被審判，下台可以過著和普通公民一樣休閑的生活，比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可以放放風箏，美國前總統卡特可以當個木工，克林頓可以建個圖書館。還可以發揮政治的餘熱，卡特下台之後致力和平獲得了和平獎，克林頓到朝鮮把本國的記者領回美國。而不向批評開放的成本卻是流血、暴力、死亡、審判，如希特勒、斯大林、齊奧賽斯庫等。總之，不向批評開放的權力者都沒有什麽好下場。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中國向批評不斷開放的三十年。這三十年的批評，有的時候是進一步退兩步，有的時候是進一步退一步，有的時候就是退步。但批評並沒有停止，沒有停止的批評就是進步，因為因批評而產生的觀念傳播出去了，觀念的進步是最大的進步。比如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開始產生的時候就受到各個階層人士的批評，這種批評受到權力強有力支持下的反批評，可就是在互相批評中，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開放思想取代了封閉思想，民主思想取代了專製思想，多元文化取代了一元文化，社會和諧理念取代了社會衝突理念，法治思想取代了人治思想，就是人權和尊嚴也登堂入室。“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概念雖然還沒有退出曆史舞台，有一些人還揮舞著這一旗幟，但三十年之後人們終於看清了其臀部印有封建的印章。曆史就願意和人們開個玩笑，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實質就是想把中國封建化，追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不斷減少過程也就是社會不斷進步的過程。
在向批評開放的過程中，網絡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些通過上訪得不到解決的問題，一些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難以傳播的事件，一些腐敗的官員，一些群體性事件，一些破壞基本程序的作法都通過網絡的批評得到比較好地解決。比如楊佳案、周久耕案、鄧玉驕案、開胸驗肺案、釣魚執法案、礦長助理案以及最近發生的“我爸是李剛”案等。如果沒有向批評開放，社會的批評沒有得到釋放，社會可能因為一個小小的事件就會呈烽火燎原之勢，社會會迅速休克，政治會迅速潰敗。
阻礙向批評開放的是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集團。與網絡相反，那些傳統的媒體，因其固有的封閉性，不但沒有扮演向批評開放的媒介和橋梁，反而成了向批評開放的阻力、障礙甚至絆腳石。傳統不時舉起反批評的武器，轉移人們批評的視線，混淆視聽。為了避免人們的批評，傳統媒體充當了娛樂的角色，甚至不惜通過鼓吹“三俗”來代替批評。翻開傳統媒體，人們會經常莫名其妙地看到，某些影視名星的奢華消費竟然成了傳統媒體的頭條，全然忘記了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質量。支持傳統媒體的基本力量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分子、貪汙受賄分子、權貴資本分子，GDP分子，意識形態分子，他們是向批評開放的主要障礙。
向批評開放是社會進步的標誌。當今世界，凡是文明的國家，都向批評開放，凡是不文明的國家，都向批評開戰。文明與批評同步，與社會發展同步。沒有批評的社會僵化的社會，是描繪進步的社會。通過經濟發展擠占批評的空間，把批評放在可有可無的位置，甚至通過經濟發展與批評做政治交易，有悖於公平正義，有悖於文明發展的世界潮流。
向批評開放則兩利，一利於公民二利於權力者。不開放則兩傷，對於公民來說，不向批評開放，就是向自己做人的尊嚴開戰;對於權力者來說，不向批評開放，就等於向自己開戰，換成“文化大革命”的語言就是自絕於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