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十年代初大學畢業，被分到貴州一個偏僻的小縣城，沒幾天就在街上看到一位年過中年的男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貴州當地人。他穿一件白汗衫, 一條寬大的褲子, 一雙黑布鞋。天上是明晃晃的太陽。他手上拿一把芭蕉扇, 舉在額頭上遮陽。當地人夏天戴鬥笠, 從不用扇子遮陽， 隻有江南人， 特別是江南的老人才喜歡這樣做。一打聽, 果然他來自上海， 姓張, 人稱張伯伯。
張伯伯原本在上海一家銀行做事。五四年政府第一次號召支內， 就點上了他, 叫他去支援貴州。他不肯去, 舍不得離開上海。但不去不行， 因為他老實， 老實人總受欺侮。領導叫他全家都遷到貴州去, 他至死不肯。上海人就是這麽愛上海， 喝過黃浦江的水， 拂過南京路的風，一顆心就忠貞不渝地貼在了這片土地上。他最後以壯年之身， 拋妻別子， 隻身來到貴州。他把根留在上海, 隻要根在, 他相信總有一天還會回去的。
張伯伯在縣城財政局工作, 單位分給他一間房, 木板房。房內一床一桌一椅而已。他似乎很滿足，因為白天有地方坐，晚上有地方睡，想給老伴寫信，也有張桌子。他每年去上海探一次親， 探親假每次隻有十二天，住不到半個月就得回來。夫妻倆兩地相思, 很快白了頭。但他們不後悔， 他們得守住這根， 這紮在黃浦江畔的根。
當我們畢業後剛分到縣城時， 看到張伯伯， 就像看到親人； 他看到我們， 就像看到兒女。他教我們如何用報紙糊板壁糊窗, 如何用三片瓦起灶做飯, 如何自己做臘肉香腸。他燒得一手好菜, 常請我們到他那兒作客， 飯後，就聽我們暢談上海： 談黃浦江的輪渡， 南京路的高樓； 談城隍廟的五香豆， “哈爾濱”的奶油蛋糕； 談七寶的大曲, “吳良才”的眼鏡, “亨達利”的鍾表, “大光明”的電影……。張伯伯一邊聽， 一邊微笑。在這歡樂的滬語吳音之中， 他孤獨的心感受到了家庭的溫馨。
張伯伯在貴州小縣城工作了二十五年, 才熬到退休。由於根在上海, 終於重歸故裏。臨別時， 我想起唐人詠蘇武的兩句詩：“回日樓台非甲帳, 去時冠劍是丁年”， 頗為他難過。他卻一臉是笑， 一臉輕鬆，因為他終於卸下了一付多年的枷鎖，可以回去了, 回到他夢魂纏繞了二十五年的大上海了。
後來我考上了研究生，離開了那縣城。再後來又出了國。直到曆史的車輪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我回上海看望父母，遇到幾個當年同在貴州的朋友，提起張伯伯，聽說他還健在，就一起去看望他。他那時已是望九之人，竟還那麽硬朗，上下樓梯，不柱仗，不要攙扶。他那天高興極了，還記得我們很多人的名字，談了不少往事，臨別時挺豪邁地叫我們等他九十歲時，再去看他。他九十大壽時，確實很多人都去了，我卻沒有能去。聽去了的朋友說，老人那天請大家美美吃了一頓，卻拒絕收禮。我寄了一張賀卡，他還特地寫了信來感謝。一顆慈祥的老人的心，令人感動。
現在張伯伯終於離我們而去了。每當我想到他時，就會問自己，他這一生究竟算幸福嗎？也許定義上的幸福與否並不重要，隻要他自己感到滿意和如願，也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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