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太知道季羨林，隻依稀聽說他在胡適時代就已是北大的教授。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他寫了《牛棚雜憶》後。敢於寫這樣一個敏感的主題，是需要勇氣的。後來不是有人批評他心胸狹窄，不該揪住往事不放嗎。我是主張有冤必訴、有罪必討的，因為隻有這樣，才可能真正防止類似罪惡的發生。對那些勸說受害者要遺忘、要寬容的人，我都一概看作有意無意地在為罪惡開脫。再後來又聽說季羨林要辭“國學大師”的稱號，就更引起我的尊敬。現在多少人都想在自己名字上加“著名”的前綴，加“大師”的桂冠，而一個真正有學問的老教授，卻公開聲明辭去大師的稱號。這是對眼下浮誇逐名的世風，一個無情的冷嘲。
最近讀了一本季羨林著的《學問之道》，沈陽出版社出的。說是他著的，也不全正確，因為還有兩位編者，他們收集了季老的文章，作了些刪節，匯以成書。書初版於2001年，想季老一定看過，但似乎未曾有精力作認真的編排，因而內容重複較多，有時給人一種說了又說的感覺。
讀完這本書，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季羨林辭國學大師辭得對。書中季羨林對自己一生的研究列了十四項，分別是：印度古代語言特別是佛教梵文，吐火羅文， 印度古代文學，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異和共性，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德國及西方文學，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散文和雜文創作等。從中可看出，他可稱為中國的印度學大師，佛學大師，但不能稱為中國的國學大師，因為他對中國的國學，如經、史、儒、理、詩、詞、文、賦，話本，書畫等等都沒有深入專門的研究。他不及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甚至陳垣的弟子啟功先生。他辭國學大師，辭得坦蕩磊落，難能可貴。
季羨林雖然不能稱為國學大師，但他是一位大師級的人物。他留學德國十年，對印度文字特別是吐火羅文的研究，多有獨到之處，為當世所看重。他治學嚴謹，弄不懂的問題，終生都在腦子裏琢磨。他翻譯的印度古代梵文史詩《羅摩衍那》全本共七卷，恐怕是世上絕無僅有的全譯本。而這卻是在牛棚裏，以及被罰在門房間看門時，孜孜不倦地完成的。我由此想起司馬遷被宮刑後而成史記，蘇東坡被放逐後而出名篇。季羨林繼承了中國書生那種曆盡磨難而剛直不屈的骨氣，一種現在已日見淡亡、因而也日見可貴的骨氣。
季羨林很崇尚剛直不阿的骨氣。他欣賞《三國》裏的禰衡，因為他敢於擊鼓罵曹。他推崇章太炎，因為他敢於到中南海去罵稱帝的袁世凱。至於當代人中，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有文引了他的話：”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懷。我佩服的就是敢頂，敢頂是中國的士”。同在這篇文章中，也披露了季羨林最看不起的人，一是郭沫若，一是馮友蘭。
讀完這書，我在想，什麽是季羨林一生最遺憾的事？恐怕還不是文革中的受難，而是歸國後不能從事自己迷戀的學術研究。他在德國十年，師從名師，研究印度的古代語言，卓有成效。歸國後到北大，一周後即被聘為正教授。但校內資料匱乏，隻好作些翻譯工作。解放後更陷入會議的漩渦中。他說“如果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建立“開會學”博士點，我將是第一個合格的博導”。這種自我調侃，反映的正是內心的苦惱。後來當他興致勃勃地將他翻譯的《羅摩衍那》第一卷，送給他德國當年的導師時，老導師板起臉說他：“我們是搞佛學研究的，你怎麽弄起這個來了？”季羨林真是無言以對。直到最近幾年，才有了些條件讓他搞研究，而他，如他所說 “人已垂垂老矣”。
2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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