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歲半的時候從北京回到上海,迪對一切感到陌生:上海人的語音語調,家裏暗棕色的的配套家具,房間裏的氣氛,都和迪住過的另外一個家是那麽的不同。迪親的衣服櫃子滿滿的,打開櫥門,一股蟑螂丸的味道撲鼻而來。
最讓迪好奇的,是一位張姓阿姨。張阿姨比迪媽大十歲。她生於廣東,是父親的姨太太的孩子。十七歲的時候,因為和自己母親慪氣,離家出走。她在上海當過交際花,沒有大紅,卻在舞廳認識了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國民黨軍官,兩人一見傾心,她做了他的妾。
第一次見到張阿姨,迪能感到她打扮的和街上的女人不太一樣。迪父也嘲笑過她穿的一種裙子,說上麵迭花太多,不夠大氣。迪母瞪他一眼說:“你懂什麽?這些都是老貨。”後來迪明白,張阿姨要保持她與眾不同的身份感。
她的過去,聽迪母提起過:那個國民黨軍官對她極好。給她不少的零用錢。有一次,當炸彈丟下來的時候,那位軍官撲到她的身上,為她遮擋危險。
至於這件事情發生在哪一年,哪一場戰爭,迪媽是不屑搞清楚的。轉述的時候。迪母的眼睛瞟向迪父,順口說:“儂看,格樣子的男人好伐?”
迪一放學回家,張阿姨也到了。一到迪家就朝窗門口的大衣鏡走去,對著鏡子裏的做出不同內容的微笑,又擺出不同的pose。當迪母從洗手間出來,張阿姨臉上的微笑便消失了。迪注意到,她的鼻梁很明顯地比一般的中國人高,出過國門的迪父很自信地認為那是希臘式的鼻梁,但又說她的臉型略略長了一點,似乎有點破壞了那種精致的希臘風格。
張阿姨和迪親之間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有時候。迪父看見張,總顯得不太高興,也許是因為迪母常常因為聊天而忘記做晚餐。迪父覺得一家人老出去吃飯,不像做“人家”的。迪母說;“那儂做飯。你做伐?” 迪父撇嘴說;“a-la男人不下廚房的。”
迪初中就住讀了,一周回家一次。難得見到張阿姨了。寒假的一天,迪去看望小學語文老師。那天她在學校值班,她們聊了一些體己話。老師說好幾次看見迪母和一個有神精病的女人在淮海路上走,要迪勸告她母親不要和這樣的女人來往。老師說,每天這樣在淮海路上逛的神經兮兮的女人大約有十二個。迪聽了,心像被一捆稻草堵住。她想過要向迪母轉達老師的意思,但覺得對迪母這麽說話有些不恭敬。不過,“神經病”這個稱呼讓迪記得很牢。
上高中時,迪問過迪母張阿姨的軍官丈夫後來去了哪裏。迪母說,他在建國後被關了些年,後來放出來了。有一天,張阿姨在外灘附近,看見一個坐著修皮鞋的鞋匠,認定是他,但沒有招呼他。迪聽了很失望。既然那個男人舍得為她犧牲生命,張阿姨怎麽可以不和他相認?迪母說,她也不清楚。不方便問,想來她也有難處吧?張阿姨已經是一名工廠的工人,自食其力了。
迪想過把張阿姨和她和軍官的故事寫成一個短篇小說,但覺得她老公的形象太模糊了。迪對張阿姨觀察得比較仔細。很明顯的,她對有點帥的青年男子感興趣。她們樓裏有個長相不錯,沒有考上大學的年青男人,曾經明確表明很欣賞張阿姨的身材。迪母也知道他們偶爾會相約去大都會跳交際舞。張阿姨還告訴迪母,小趙說她的腰身“jiejie細”(上海話,很細的意思吧?)
回想起來,張阿姨總是麵帶歡欣,好像沉浸在回憶中。一直讓迪迷惑的,是她的丈夫是否真的在炸彈來臨的時候用身體擋住她。在她長大成人之後,迪覺得那可能是張阿姨的幻覺。
迪姆到美國的時候,告訴迪張阿姨瘋了。問她怎麽瘋的?她說不太清楚,據說是她是有過一個孩子的,一直寄養在廣東的鄉下,有點白癡兮兮的。一直沒娶上媳婦,不到四十歲就死了。張阿姨後來一點點不行了,開始是說居委會監視她,派人在淮海路上跟蹤他。後來在淮海路的商店裏唱起歌劇江姐裏的《紅梅讚》,載歌載舞。再後來,在那個沒考上大學的青年家的樓下叫他的名字,問他是不是真愛過她。居委會仁慈地把她送進上海精神病總院。
大學畢業那年,迪回國探親。上海已經化了濃妝,迪還能找到家門。最高興的是去餐館吃飯,還四處打聽廣東早茶。迪父終於在貴都飯店找到早茶。迪問起父親關於張阿姨的現況。迪母給迪五百美金,說是要給張阿姨的。迪父神情黯然地說,她已經離世。說她進了醫院後,神經病更加嚴重了,常常說有人在她的飯裏下毒,不肯吃飯,還和護士扭打。晚期曾經被送入一級病區。回美國後,迪將她的情況如實告訴母親,迪母不勝唏噓。埋怨迪父沒有及時告訴他。迪父解釋說,是怕迪母傷心。再說她的情況特殊,作為朋友幫不上忙。迪姆罵完後,喃喃自語:好友的凋謝令人心驚。
這個曾經讓迪著迷過的一個creature, 有一天突然令她感到心痛。無法忘記的,是她在迪家的大衣鏡子前麵的笑容和擺出來的身段。若幹年後,迪實在忍不住地把張阿姨的一些生活片段擺進她的一本小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