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運動”與“爵士時代”
1910年代，林徽因，短裙打扮。
林徽因，1904年六月生於浙江杭州，隨祖父母居住。5歲，由大姑母林澤民授課發蒙。8歲，移居上海，入虹口愛國小學學習。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職，舉家遷往北京。她就讀於英國教會辦的北京培華女中。
林徽因(右一)就讀於英國教會辦的北京培華女中的校服
1920年4月，林徽因隨父遊曆歐洲，在倫敦受到房東女建築師影響，立下了攻讀建築學的誌向。
1920年代穿短襖套裙的婦女
從1920年代開始，世界才真正意義上告別了19世紀，邁入了20世紀。
朝氣蓬勃的“新中國”迎來了它的第一次破蛹，便是“五四運動”。它是20世紀頭20年以來“諸子放恣，處士橫議，百家之言盈天下”的一次行為釋放。天下青年蠢蠢欲動，開始追求著“新生活”。甚至當時正值青春期的宣統皇帝溥儀也戴上西洋眼鏡、讀《新青年》、做新詩、學英文、夢想出國留學。
二十年代的女性，也呈現出一派與過往截然不同的新氣象。中國傳統的“批風抹月，沾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梁啟超語)才女形象，遭到了“新思潮”衝擊。“新女性”們喊出了“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口號。這些接受過“新思潮”洗禮的女性開始從精神到肉體地認識自我。她們解開束胸馬甲，從傳統家庭裏出走，像男人一樣去讀大學，躋身於主流運動中去，追求自己的愛情，擁有自己的事業。
二.剪掉頭發 穿上男裝 戴上眼鏡
1919年，北平的《晨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論婦女們應該剪頭發》，這位撰文的黃女士道：“女人比男人不自由的地方——因為女人受了頭發的束縛……男女平權，剪發不應是男人特有的權柄，男人所作的事女人沒有不能的。”
這篇文章隻是當時眾多提倡短發的報刊文章中的一篇。這些文章痛陳長發之弊，短發之利，女子剪短發成為了進步的象征。一時間，街上剪短發的女子，有如過江之鯽。
1920年代梳短發的名媛陸小曼
不過，女人畢竟愛俏，她們在短發上翻出很多花樣來。是時，還沒有電發機，愛時髦的女子，用鐵質的手工燙發夾把短發燙出彎曲的波浪。沒有此設備的女子，甚至把火鉗、剪刀在火盆上烤熱來製造彎曲卷發。
到20年代後期，還流行一種由好萊塢默片明星Louise Brookes興起的“頭盔式的短發”。Louise Brookes這種平齊劉海、腦海短如男發的假小子發型，即適合東方人的發質，又叛逆性感，還帶著幾分頑皮，即使現在看來也相當摩登富有個性。革命僅僅剪發還不夠。新潮女子們還矯枉過正地穿起了男裝，並視之為摩登。
張愛玲的《更衣記》中提到“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清朝，提倡複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遊行隊伍裏，有女子穿長衫的；參加集會，有見女子穿短衣戴禮帽的；還有梳著分頭、一身西裝出入的(如聯華電影公司的女星袁美雲)；而很多名媛更愛以獵裝示人，標榜摩登個性(如楊耐梅1927年主演的電影《湖邊春夢》中扮相)……
袁美雲《化身姑娘》定型照
1920年代女明星楊耐梅的《湖邊春夢》(1927年)
不少有錢人家的小姐，幹脆讓下人呼她們“二爺”、“三爺”，孔祥熙家的二小姐孔令侃就是直叫人家喚他少爺，畢生長衫西裝著身，讓人莫辨雄雌；而張學良少帥的那位小情人天津趙家四小姐趙一荻，當年在上海讀中西女塾時，初見她這位叔叔輩的戀人就是一身男裝打扮。
宋美齡與垂垂老去的孔令侃(右)、孔令偉(孔二小姐)，1987年農曆春節於士林官邸合影。
趙四小姐男裝照
當時女子在配飾上有兩件“法寶”：“白絲巾”與“眼鏡”。白絲巾是時髦女性的標準配置：陰丹士藍布衫，脖子上絲巾散散鬆鬆圍上一圈。以至於現在我們回憶起“五四”，都說是圍白絲巾的五四青年。而這眼鏡則算是一件奢侈品了。
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多次提到“眼鏡”的裝飾：《五四遺事》中的密斯周“戴的是圓形黑框平光眼鏡”,《心經》中許小寒的同學鄺彩珠“戴著金絲腳的眼鏡”，《金鎖記》中芝壽結婚時也要“戴著藍眼鏡”。可見眼鏡有在當時真是極端時髦的配飾了。眼鏡代表著學識、進步和西洋做派，而且價格不菲。因此，當時的摩登女性對之無不向往了。
三.天乳運動與性啟蒙
1.天乳運動與新式內衣
“婦女解放運動，須要從自身的乳房解放做起。”
自古以來，女性的身體是最讓人諱莫如深的地帶。女性的胸部更是與私處一樣，被傳統文人以為淫穢之物，提它不得。因此，一種以平胸為美的價值觀，令女子們都以帛束胸，泯滅性別的魅力。
民國前女子這樣束胸
民國初年，一種由“捆身子”內衣演變而來俗稱“小馬甲”的內衣。
1910年代西方的胸罩式樣
1927年7月27日，廣東省革命政府頒布了《禁革婦女束胸》的決議案，“今後婦女解放運動，須要從自身的乳房解放做起。”並以三個月為限，全省女性禁止束胸，違者50銀元以上處罰。法案一出，在全國範圍內一場“天乳運動”。
此時，上海才創刊不久的時尚雜誌《良友》刊出了一期文胸專題，介紹歐洲女性胸罩的式樣與使用方法。對於當時，這就像一顆重磅時尚炸彈，在時髦女性中開了花。滬上百貨公司紛紛引進這些“舶來品”，並將其擺放在櫥窗最醒目位置。太太小姐、新女性、交際花，無不爭相搶購至脫銷。
1920年代上海櫥窗裏的西方文明，奧地利畫家希夫作。
此時，胡適剛剛回國，在中西女塾畢業典禮上，做那個著名的“大奶奶主義”的演講。他提出“中國現在的女學生如不解放胸部，將來就不配做母親，是種族上一個很大的問題。……沒有健康的大奶奶，就哺育不出健康的兒童！”
胡適與上海中西女塾學生
廣告總是能第一時間反映時代的審美動向。此時的招貼畫、月份牌，出現了半裸美人，以薄紗、布帛略蓋胸部，呈現出豐腴性感的審美趣味。甚至很多廣告商以西洋名畫中的裸女為基礎，換以中國美人的頭部，以招攬生意。這在1925年之前是難以想象的，此前的美人圖皆是平胸削肩、不露半寸肌膚的調調。
1930年代的煙畫，廣告上女子以公然袒露胸懷於眾人麵前以為美。
而就在20世紀之前，女子還會“因一隻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將它砍掉”為美德。
乳罩廣告廣而告之
2.性博士與裸體模特的啟蒙課
“性就像水，人要學會遊泳”——張競生
自1916年陳獨秀主張“男女社交公開”，1918年周作人介紹謝野晶子《貞操論》到國內，新青年們基本上一致達成了貞操是以由“自由戀愛”產生的“靈肉一致”為前提。“性”這種傳統中不堪言的“淫穢”事物也開始在媒體中被關注、被討論。
1926年，北京上海發生了兩個轟動性的桃色新聞：從巴黎回來的在北大開課的“性學博士”張競生“公然”出版了《性史》一書來談“性的美好”；“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慫恿”第17屆西畫係的學生在課堂上使用裸體模特來進行寫生，並舉辦畫展公開這些“裸體淫畫”。
裸畫風波
兩案一出，社會嘩然，報刊學界紛紛撰文聲討。張競生的《性史》被禁，劉海粟則差一點被當時占領上海的軍閥孫傳芳抓起來了。其實，他們隻是比那個“談性色變”的時代超前了幾步而已。
不過，這對於民眾，這不啻於一場性啟蒙。據林語堂說，《性史》開賣之時，買書的賣書的忙成一團，警察要用水管子衝散人群。被禁後，地下作坊盜版翻印不計其數。《國民日報》的副版上也開始介紹起“曲線美”的概念了。
到20年代末，市麵上的廣告招貼、月份牌開始凸顯女性的身體曲線，審美上開始與西方看齊。這些廣告畫麵上呈現出立體的西洋技法繪畫風格，女子各個凹凸有致，大膽地強調“性別魅力”。
張愛玲的《更衣記》中雲：“現在要緊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雲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裝束卻反之，人屬次要，單隻注意詩意的線條，於是女人的體格公式化，不脫衣服，不知道她與她有什麽不同。”
阮玲玉是最早戴“義乳”的中國婦女之一。
戴上義乳的阮玲玉旗袍合身，胸乳圓潤，與旗袍的曲線結合的近似完美。
於此同時，女性們也開始露出自己的肌膚：高聳的領子開始變瘦、變低、最後變成“雞心”、“烘月”，露出了脖子、胸部；半透明的“喬其紗”、“印度紗”大行其道，女人們用它做袖子、領襟、裙邊，半虛半掩地露出胳膊、胸口和大腿。到了20年代末，“玻璃絲襪”更是代替了機織襪受到追捧。女人們開始熱衷於炫耀性地打扮，統統“薄、露、透”起來。
四. “娜拉”出走了！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號”發表了易卜生的三部劇作，其中《娜拉》的影響最大。新女性們都期望獲得“亦夫婦，亦朋友，亦伴侶”的自由戀愛婚姻。
“離家出走”在當時的“反儒教道德”“反家長專製”呼聲中，就被認定是一條擺脫“封建之家”，實現婚姻自由、自由戀愛以及“新家庭”的道路。於是，一大批女孩兒，拎著包，披著夜色，進城/出國上學了，去追求所謂的“男女社交公開”
1.黃素瓊：張愛玲那位出走的小腳母親
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就是這樣的一位新時代女性，黃素瓊的婚姻生活一直不幸福，生活在一個衰敗的大家族裏，整天對著吸大煙的丈夫。她沒有像一般的女性那樣忍受自己心裏的痛苦將就她的一生，她選擇了出逃。
1924年，黃素瓊借口小姑需要監護便一起出國了，成為中國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她在英國很快就從中國的小腳女子，進化成了西洋式的美婦人。
1930年，她攜異國男友歸國，向丈夫提出了一張離婚協議。
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上世紀30年代中葉在法國
2.文繡：末代皇妃的革命
次年，已退位的宣統皇帝溥儀身邊也爆發了一場“妃革命”，他小老婆文繡的向他提出了離婚。
溥儀、宛容、文繡(後排)
文繡與溥儀的“離婚證書”
她在給自己族兄文綺的信中說：“查民國憲法第六條，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獨居，未受過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師商榷別居辦法，此不過要求遜帝根據民國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遺體受法外淩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誣妹逃亡也、離異也、詐財也……理合函請我兄嗣後多讀法律書，向謹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觸犯民國法律，是為至盼……”
不過，與黃素瓊相比，文繡的生活就過於淒慘了。沒有生存技能，文繡坐吃山空，最後死於貧病當中。
出走，選擇自己喜歡的人結婚，對於當時女性是一件時髦又揚眉吐氣的事情，雖然她們並沒有想好出走以後怎麽辦。
3.潘玉良：從歌妓到女畫家
潘玉良也許稱不上20年代最著名的女性，也算不上是20年代人們眼中的時尚偶像。但，她的複雜性足以讓她來講述這個時代：晚清青樓歌妓的秘史、糾纏於舊式丈夫與同班男畫家之間的多角戀愛、裸體作畫、出走海外……
潘玉良
她原名楊秀清，幼年被賣入青樓做歌妓，喚名張玉良。17歲被一個開明知識分子、蕪湖海關監督潘讚化贖出納為小妾，改姓潘。1919年考入上海圖畫美術院(後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畫，同學們都叫她Miss潘。當任的校長就是劉海粟。據說在Miss潘進校之前，還當過劉海粟的第一任“人體模特”。
潘玉良自畫像
Miss潘在瀘上讀了兩年書，考取了公費留學，遠渡重洋到巴黎讀油畫，與未來的大師徐悲鴻同班。畢業後，她又去羅馬進修，以一幅《鏡中裸女》在那裏拿了枚金獎。
1928年潘玉良(左四)和巴黎中法大學部分旅滬同學合影。
潘玉良(中)在巴黎畫室
潘玉良女士畢業禮及展覽作品受意大利政府獎狀之攝影
歸國後，潘玉良作為名震中國美術界的新派人物，在美專藝大做油畫係主任，時年34歲。
30年代潘玉良(前排左一)與友人攝於上海
1937年，由於不堪忍受潘家大夫人的打壓，選擇了和“娜拉”一樣地出走，此後一直旅居巴黎。
歌妓、洋學生、女畫家，這個浪漫故事的主人卻不是你想象中的美人。她不是鞏俐也不是李嘉欣。潘玉良長得很不漂亮，“真的是很醜，醜到什麽程度，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是有回頭率的，不是因為漂亮，是因為長得實在不怎麽樣。長得怪，穿的也怪。”女畫家周小燕這樣回憶起1943年的潘玉良。
這樣的一個長相不漂亮、出身微賤的女性，在一個男權社會中，如何來改變自身處境？
潘玉良這位“娜拉”用繪畫來獲得了她的新生。也許，潘玉良的畫作在現在看來，她的油畫基本功並不紮實，存在著透視不準、解剖混亂、色彩表現力不足、材質使用不當等問題，但她依靠這項技能，博得了社會的認可，即使後來流落法國，斷了資金來源，也生存了下來。
在那個舊時代，潘玉良從一名以色事人的歌妓、依靠男人生活的小妾，到洋學生，到一代女藝術家、一個脫離封建家族的職業女性，她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女性自我尊嚴的重樹。
此文轉摘自搜狐女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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