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複仇的讚美詩”

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複仇的讚美詩”

蘆笛


從政府成立那天，布黨便顯示出了與眾不同的鐵腕。 1917年12月，罷工在彼得格勒的印刷廠爆發，列寧當即下令，罷工工人應作流氓處理。如果罷工繼續下去，就該逮捕他們。他責備蘇維埃政權太軟弱了，下令 對公民實行係統的“登記與監督”，以刑罰作為威懾手段，強迫所有的人勞動：

“這個登記與監督製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個人都應 當有麵包，有象樣的衣著鞋襪能讓他到處走動，有個溫暖的住處，應當自覺地工作；無賴（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閑逛而應該關在監牢裏，或是以從事最 沉重的強製勞動服滿刑期；這些無賴的命運也理所當然是富人的命運——所有試圖規避社會主義規定與法律的富人都該有同樣下場。” [1]

1917年12月25日，列寧在《如何組織競賽？》一文中再次強調必須鐵腕鎮壓所謂“流氓”（亦即罷工工人）：

“ 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幣的兩麵，他們是資本主義哺育出來的兩種主要的寄生蟲；他們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這些敵人必須置於全民的特殊監視之下，必須為他們最 輕微的違反社會主義社會的法律和規定而受到無情懲罰。在這方麵表現出任何軟弱，猶豫或溫情脈脈，都是對社會主義的巨大犯罪。” [2]

在 同一篇文章中，他還製定了對“富人、流氓以及逃避工作的工人”的各種懲罰措施：將其投入監牢；令他們去掃廁所；在他們刑滿被釋後發給“黃卡”，以便所有的 人都將其作為具有特殊危害的人加以監視；從每十個閑人中抽出一個來當場槍決；可改正的則交保釋放。這些措施中，最結棍的還是對閑人逢十斃一，而這種野蠻規 定居然也就收在《列寧全集》中，用以指導全世界的無產階級！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蘇維埃政府目前的任務》中，他強調指出：“專政 是鐵的權威，在鎮壓剝削者以及流氓的時刻，它必須具有革命的大膽、迅速與無情。”“任何工廠、農場、企業中一切違反勞動紀律的人都對饑餓與失業負有罪責 ”，“我們必須知道怎樣發現這些有罪的人，將其送交審判，予以無情懲罰。”[3] 當工人遵循多年來的傳統，不顧布黨禁令，在5月的“聖尼古拉節”休息而不來上班時，他拒絕向傳統屈服，命令：“與‘尼古拉’ 節妥協是愚蠢的。我們應該讓契卡全部出動，槍斃那些因為‘尼古拉’節而不來上班的人。”他還要求，類似的“預防性暴力”也該在耶誕節和新年前準備 好。[4]

1918年8月8日，列寧在黨內通信中強調以大規模的恐怖“恢複革命秩序 ”：

“我們必須采取根本行動：大規模搜查，槍斃擁有武器的人，大量除去孟什維克和不可靠的人，撤換倉庫的衛兵，代之以可靠的人。”[5]

對工人如此，對農民又如何？由於布黨對糧食購銷實行國家壟斷，農民不願以賤價出售糧食，城裏出現糧荒，列寧便於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裝搶糧隊到農村去搶奪糧食：

“（人民委員會）向全俄糧食供應委員會以及糧食供應人民委員部提出：加緊派出政治委員們以及人數眾多的武裝工作隊，采取最革命的措施，進行運載、征集和分配穀物等的運動；加強與投機倒把者的無情鬥爭，直接向地方蘇維埃提出就地槍決抓到的投機倒把分子與破壞分子。”[6]

列寧還命令在農村成立所謂的“貧農委員會”，由所謂“貧農”作臥底，領著“餘糧征集隊”去搶劫村裏的“富農”。餘糧征集隊再把搶來的糧食分一點給那些所謂“貧農”，作為對他們的獎賞。

當 時俄國農村已經搞過土改，地主階級已不複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給村民，每戶農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農村的貧富差別是勤勞與否造成的，所謂“富農”其實 是勤農；而所謂“貧農”則是惰農。布黨卻依靠這些遊手好閑、好吃懶做的鄉村二流子去搶奪勤勞苦幹的農民，列寧甚至鬧出理論笑話來，硬把“富農”說成是“農 村的資產階級”，這完全是對馬克思階級劃分理論的放肆嘲弄，與毛澤東異曲同工。與中國的痞子運動相似，俄國農村的“貧協”成了個藏垢納汙的去處，鄉村二流 子們仗恃政府的武力撐腰，在村裏作威作福，魚肉鄉民，不但敲詐所謂“富農”，而且敲詐到中農頭上去，醜聞頻出，連布黨內部都嘖有煩言。列寧隻好在這政策實 行了大約一年後下令解散農村的“貧農委員會”。但他對農村“富農”們的莫名其妙的仇恨並未消散。

布黨的暴政激起了農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薩地區的農民不堪布黨強搶穀物，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布黨派出部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在此期間，列寧向奔薩地區領導發了幾份電報。蘇聯解體後，這些電報被公諸於世。

8月11日列寧發的電報如下：

“同誌們！應無情鎮壓五個富農地區發生的暴亂。整個革命的利益需要這麽做，這是因為與富農的‘最後的決戰’現在正在各地展開，必須為此樹立個榜樣。

1、吊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們的名字。

3、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

4、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

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裏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他們正在被絞死，並將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農們。’

收到電報後回電告知並報告執行情況。

你的，

列寧

找到一些真正堅強的人” [7]

8月19日，列寧又發電催促：

“古別爾尼亞執行委員會奔薩抄送古別爾尼亞共產黨委員會

關於你們最後到底采取了什麽嚴厲措施，去無情鎮壓五個區的富農並沒收他們的穀物，我至今毫無所聞，對此我極端憤怒。你們的無所作為是犯罪。應將所有的努力集中於一個區，將該區的所有剩餘穀物都搶光。任務完成後電覆。” [8]

本人的翻譯水準太差，無法傳達出原文的神韻來，例如上述第一份電報中那段話，英文譯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施虐狂的語氣，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傳達出來的，起碼我沒本事傳達。尤其是人民顫抖著喊出來的話，無論怎麽挑選字眼，都無法再現列寧想象中的那種恐懼入骨的呐喊，更無從表現出伊裏奇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的強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點是列寧完全顛倒了的價值觀。在他看來，搶光農民的糧食、餓死他們不是犯罪，不這麽做才是犯罪行為。這恰是國際共運的最本質特點，它顛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價值觀。

早在納粹出世之前，布黨就發明了人質製度，並大規模槍斃人質，而伊裏奇乃是最熱心的提倡者，並作了雄辯論證：

“將幾十個或幾百個煽動者（不管他們是罪犯還是無辜，是有意還是無意）投入監牢好些，還是損失幾千名紅軍戰士和工人好些？我絕對明確地認為，第一種更好。讓我被指控為犯了死罪和踐踏了自由吧——我承認有罪，但工人將因此獲益。” [9]

所以，隻要以工人階級利益的名義，便可濫殺無辜。列寧生怕他的同誌不明白這點，多次諄諄告誡他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與選舉無關的無限暴力：

“專政就是直接依賴於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力量的權力。” [10]

“……蘇維埃正是由這種專政（亦即一個不是基於法律而是直接建立在武裝群眾的力量上的權力）構成。” [11]

.“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科學術語，它指明了起領導作用的階級，以及稱為專政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國家權力，亦即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選舉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體居民中某一特殊階層的武裝力量上的權力。” [12]

“專政意味著基於力量而不是基於法律的無限權力。在內戰中，任何勝利的權力隻能是專政。” [13]

這 些話其實說得不完整，“無產階級專政”豈止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它同樣也不受任何傳統道德觀念與一切文明原則的約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讀書眉批中指出的那 樣：“軟弱、懶惰與愚蠢是惡德，除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14] 因此，為文明世界一致譴責的殘暴、嗜殺、狠毒無情、欺騙、狡詐、背信棄義等等，隻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激賞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愛、 富於同情心、憐憫心等等，都被布黨視為“軟弱”，乃是最大的惡德。

伊裏奇的教導為同誌們牢記在心，捷尓任斯基也力主抓捕人質：

“最有效的措施——根據你給出的名單，在資產階級中抓捕人質以補償資產階級造成的損失……。逮捕所有的人質以及嫌疑人，並將其關押在集中營中。” [15]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是列寧最好的學生，都深得“革命堅定性”的要旨，是列寧要找的那種“真正堅強的人”，因此都臨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難的任務，兩人的解決問題的手段一模一樣——殺人殺到“階級敵人”魂飛膽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為止。

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列寧在1918年6月間把斯大林派到伏爾加流域的察裏津去，那兒是俄國的傳統糧倉。斯大林到那兒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在黑市上抓到的做買賣的人、“反革命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保皇黨人，等等。

法 國小說家、俄共黨員Henri Barbusse 當時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憶道：“沒有一天當地的契卡總部不槍斃人。”夜裏，卡車的引擎持續空轉，好讓引擎的轟鳴壓下槍聲和受害人的尖叫聲。死者被裝進麻 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難者的親屬們便到處尋找掩埋的痕跡，把親人們刨出來重新安葬。 [16]

斯大林確實做到了他在給列寧的電報中作出的保證：“放心好了，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不久後，大批糧食便源源不絕地運往莫斯科。

托 洛茨基也是個“真正堅強的人”。內戰爆發後，他出任革命軍事人民委員，受命組建紅軍，去鎮壓白黨的武裝反抗。當時沙俄的軍隊早已不複存在，布黨控製的一點 武裝鎮壓手無寸鐵的百姓猶可，要去與白軍作戰則根本沒用。托洛茨基於是把沙皇軍隊的舊軍官們找來，稱之為“軍事專家”，把他們的家屬當成人質扣押起來，派 他們上前線去指揮作戰。他還發明了政委製度，給每個軍事指揮官派了個政委，規定任何命令沒有政委的副署就無效。於是具有戰鬥力的紅軍就這麽從無到有地組建 起來了。

這些都還在正常範圍內。在整頓軍紀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堅強”的本色。他規定，對於脫逃、不守軍紀以及怯懦，其懲 罰都是槍斃。他強調指出：“訓練我們的軍隊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就是任何過錯都不能不懲罰，犯錯之後必須立即懲罰。”[17] 他把列寧提出的“十個閑人中挑出一個來槍斃”的懲罰措施用於管理軍隊，在打了敗仗的部隊中每十人裏挑出一個來槍斃。政委的職責之一就是負責斃人。如果他本 人被上麵發現不夠盡力，就連他也要被槍斃。因為槍斃了許多政治委員，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爾什維克們，但列寧堅定地站在他一邊。

因此，從布黨上天那天起，紅色恐怖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它本身就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頭子捷爾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記者問時說的那樣：

“ 我們本身就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必須說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時代，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的敵人作鬥爭，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們判案 很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在逮捕罪犯與作出判決之間隻需一天。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當罪犯麵對證據時就坦白認罪了。還能有什麽爭辯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 量？” [18]

但布黨公開宣布要在全國實行“大規模的紅色恐怖”，還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兩樁暗殺案。

1918年8月30日，列寧到莫斯科一家工廠去向工人演講。演講結束後，他走向自己的豪華轎車，卻被一個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處向他連開三槍， 有兩槍打中了他。殺手被該廠的工人製服，交給了契卡，而列寧的司機則把伊裏奇拉回了克裏姆林宮。因為害怕再度遭到暗殺。列寧沒到醫院去，而是把大夫召進宮 來作了治療。“紅色經典電影”《列寧在1918》提供的官方版本與真實經過也差不多。

那殺手名叫卡普蘭，是社會革命黨人，也是個老革 命。社會革命黨人幹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殺。這卡普蘭當年就曾因謀刺沙皇政府的高級官員而被判終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獲釋。她在牢裏搞壞 了眼睛，幾乎等於個盲人。然而她被捕後卻把事情全攬在自己身上，說那是她一人幹的，與他人無關，而且拒絕說出手槍是誰給的。就連神通廣大的契卡都無法粉碎 她的堅強意誌，逼她供出同夥來，隻好在三天後把她槍斃了。這案件到現在也有爭論，因為卡普蘭幾乎是個盲人，要完成暗殺任務簡直就沒有可能。然而也有學者認 為就是她幹的，說正因為她幾乎是盲人，才會在距離三步之處開槍還無法殺死列寧。本人覺得這似乎不太有說服力：既然幾乎是盲人，她還怎麽能認出誰是列寧？但 此事與主題無關，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頭子烏裏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殺。那殺手是為了他的朋友和軍官被無辜處決而複仇。[19] 這兩件暗殺案，便成了布黨公開推行“紅色恐怖”的借口。

從這點上最能看出新舊政權的本質區別來。前文介紹過，1881年，俄國的改革明君亞曆山大二世被民意黨人炸死。當時大臣們極度悲憤，曾考慮過是否實行連坐法，以後不管哪個革命黨人犯罪，都要讓所有的革命黨人負責，但他們畢竟有所不為，最後還是沒敢這麽做。 [20]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樣了。列寧傷勢未愈便下令：“必須秘密和緊急地準備恐怖。”[21] 據此，1918年8月 31日，《真理報》莊嚴宣告：

“如果我們不想讓資產階級毀滅我們，我們就必須毀滅他們，這個時刻已經到來。我們的城市必須無情地清除腐惡的資產階級。所有那些紳士們都是算帳的對象，任何對革命階級構成危險的人都要毀滅……工人階級的讚美詩將是仇恨與複仇之歌！” [22]

9月1日，布黨的報紙《紅色報》（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宣布將在全國實行大規模紅色恐怖，並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莊嚴誓言：

“ 我們將把自己的心化為鋼，讓它在自由戰士的苦難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錘煉。我們將讓我們的心變得殘忍、堅硬與不可感動，使得憐憫無法進入我們的心髒，使得它 們在見到敵人的血海時絕不發抖。我們將打開那血海的閘門，絕不憐憫，絕不饒恕，我們將成百成千地殺死敵人。讓他們在自己的血裏淹死。為了列寧以及烏裏茨 基、季諾維也夫和弗洛達爾斯基的鮮血 ，[23]讓資產階級的鮮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鮮血，盡可能多的鮮血。” [24]

9月3日, 捷尓任斯基在《消息報》上號召：

“讓工人階級用大規模的恐怖粉碎反革命妖魔！讓工人階級的敵人知道，任何攜帶槍支的人被抓到都將被就地槍決，任何膽敢散布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最微不足道的謠言的人，都將被立即逮捕並投入集中營！” [25]

9月中旬，季諾維也夫宣布要消滅一千萬人：“在蘇維埃一億人口中，我們將與九千萬一道前進，對其餘那些人，我們沒有什麽好說的，他們必須被消滅。” [26]

這 可不是虛聲恫嚇。共產黨人曆來是“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烏裏茨基被刺案發生後，契卡立即槍決了500名人質，他們的全部罪責就是“ 被推翻的階級的代表人”，還在喀琅施塔德槍決了400名前軍官。同月，根據列寧開出的名單，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長和高官， 765 名沙俄軍官在莫斯科被槍決。 [27]

布黨當時貼出的傳單，標題是：“對白色恐怖的回應”

9月5日，蘇俄政府三位高官聯銜下令實行紅色恐怖，命令全文如下：

“經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家委員會建議

決定

1918年9月5日

關於紅色恐怖

人 民委員會在聽取了‘全俄打擊反革命、投機與犯罪非常委員會’[28] 主席關於該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後，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以恐怖手段確保後方至為必要；必須派出盡可能多的黨內同誌去加強‘全俄打擊反革命、投機與犯罪非常委員 會’的工作，以確保將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階級敵人關進集中營，槍斃一切與白色組織有聯係和密謀暴亂的人；必須公布所有被處決的人的名字以及對他們采取措施的 理由。

司法人民委員
Д•庫爾斯基
內務人民委員
Г•別特洛夫斯基
人民委員會執行長
В•伯恩其-布魯耶維奇” [29]

內務人民委員別特洛夫斯基並下達了《關於人質的命令》：

“ 立即逮捕各地蘇維埃已知的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必須將大量的資產階級分子抓為人質。若對方顯示最輕微的抵抗意圖時，則應槍斃所有的人。各地執行委員會應在這 方麵發揮特殊的主動精神。公安部門和緊急委員會應采取一切措施查清和逮捕所有嫌犯，並無條件處決一切參與反革命與白衛軍活動的人。……在大規模實施恐怖時 決不能有最輕微、最輕微的猶豫！” [30]

《契卡周報》為下級機關給出了執行槍決和監禁的指導方針：

“一、槍決適用範圍：

1、列在為契卡批準的特殊名單上的全部前憲兵軍官。
2、搜索結果提示有可疑活動的一切憲兵和警察官員。
3、一切沒有許可證而擁有武器者，情有可原者例外（例如蘇維埃革命黨或勞動組織的成員）。
4、一切有參加反革命活動嫌疑的持有假證件的人。若案件難以決定，應報契卡作最後審查。
5、出於犯罪目的與蘇維埃俄國境內與境外的俄國和外國的反革命及其組織來往。
6、一切中派和右派社會革命黨的活動成員（注：活動成員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城市與地區的管理機構成員，武裝民兵成員，以及為黨執行聯絡通訊任務，執行任何命令的戰鬥組，在各個別組織之間執行任務的人，等等）。
7、一切反革命黨派的活動成員（憲政民主黨、十月黨，等等）。
8、死刑案件必須有俄國共產黨參與討論。
9、隻要三個委員一致同意，槍決即可執行。
10、若俄國共產黨委員會代表提出要求，或俄國契卡委員會成員意見不一致，必須上報全俄契卡決定。

二、逮捕後囚禁於集中營：

11、一切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以及其他旨在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活動，而又未被處死的人。
12、檔案可疑，而又沒有確定職業的所有前軍官。
13、所有的資本家與地主反革命的著名領導人。
14、所有的前愛國和反動組織成員。
15、全體（無一例外）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和右翼人民社會主義黨人，憲政民主黨人和其他反革命。至於社會革命黨的基層工作人員，在他們簽署聲明譴責其中央機構的恐怖主義政策，對英法軍隊的觀點以及與英法帝國主義達成的一般協議之後，可以縮短關押期限。
16、孟什維克黨的活動黨員，根據第六段腳注中列出的方法處理。

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大規模搜查與逮捕。被捕的資產階級應被宣布為人質並被關押在集中營中，從事強迫勞動。為了恐嚇資產階級，還應該將他們驅逐出住宅，隻給他們很短的搬出時間（24-36小時）。” [31]

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革命法庭的第一任主席達尼謝夫斯基指示部下不得遵守法律：

“軍事法庭不應以任何法律標準為指針。這是一個在激烈的革命鬥爭中建立的懲罰機構。” [32]

烏克蘭契卡主席馬丁•拉基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在《紅色恐怖報》上指示下屬，告訴他們紅色恐怖的真實涵義就是濫殺無辜：

“不要去檔案中尋找罪證，查看被告是否以武器或言論起來反抗蘇維埃，而要去問他屬於哪個階級，他的背景，教育，職業是什麽。這些才是決定被告命運的問題。這就是紅色恐怖的涵義與本質。” [33]

在內戰爆發後，他又敦促部下擺脫一切法律程序的約束，不必審判，隻管放手殺人：

“ 內戰沒有什麽成文法……我們不但要擊敗現在的敵人，而且要顯示，不管是誰膽敢舉刀反抗現存製度，他就一定要被刀殺死。這就是我們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 內戰中處置資產階級的規則。…… 我們還沒有學會這些規則。他們成百上千地殺死我們，而我們卻在委員會和法庭的冗長的討論後，一個個地處決他們。在內戰中沒有審判敵人的餘地。這是一場生死 鬥爭。如果你不能殺死他，他就要殺死你。如果你不想被殺，那就去殺人！” [34]

在這些號召的鞭策激勵下，各地的契卡競相比賽殺 人。據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披露，當時最常見的告示是：“隻要有反革命活動的任何輕微跡象，下列人將立即被槍決”，接下來的就是長長的人質名單。他從秘檔中找 到的一份《契卡周報》中說：“在許多城鎮中，大規模處決人質已經得到執行。這很好。在這種問題上，不徹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隻能惹惱而不能削弱敵人。” [35]

根據《契卡周報》和其他官方文獻列出的集體槍決名單，紅色恐怖發動後的頭兩個月內便有一萬到一萬五千人被處決。隨著內戰展 開，大量的俘虜、嫌疑人和人質因為屬於“有產階級”而被處決。1919年2月至6月間，在哈爾科夫一地即有2千到3千次處決，同年12月，該城被布黨再次 占領後，又有1千到2千次處決，在頓河畔羅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1920年1月的處決次數為1000，在奧德薩，1919年5月至8 月為2200；在1920年2月至次年2月為1500-3000；在基輔，1919年2月至8月間至少為3000；在克拉斯諾達爾，1920年8月至次年 2月至少為3000；在庫班省的小城阿爾馬維爾，1920年8-10月間即有2000-3000次處決……。而這些隻是部份名單。 [36]

五 山城（Пятигорск）的契卡組織了“紅色恐怖日”，一天內便處決了300人。契卡通常命令當地共產黨組織為他們準備處決名單。一位契卡人員說，“這 種令人不滿意的方法招致大規模的報私仇。……在基茲洛沃茨克，因為想不出什麽更好的主意來，於是便決定殺死住在醫院裏的人。 [37]

1920年底，在弗蘭德爾將軍被擊敗後，布黨誘騙其殘部投降，保證赦免他們。但在誘降成功後，克裏米亞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庫恩•貝拉經請示列寧批準[38] ，下令以槍斃或吊死方式，集體處決了5萬名白軍戰俘與平民。[39]

處 決通常在監獄裏的地下室內執行，有時也在城郊。被處決者被扒光衣服，由劊子手們分享其衣物和財物。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機槍掃射打死，或是被個別地用左輪槍 打死。被個別槍決者在進入地窖時，行刑者即用槍對準其頸後開槍。地下室裏到處是屍體，浸透了血液。在城外處決者則被卡車拉到行刑的地點，有時被命令為自己 挖墳墓。[40]


據目擊者報告：

“整個寬大的汽車間的地上都是血，血、顱骨和一綹綹頭發以及其他人的遺體混合 堆積成了幾英寸深的可怕的物質……牆上有幾千個彈孔，濺滿血跡，沾著腦漿與頭皮……，一個長約十米，寬與深均為四分之一米的槽內盛滿了血……在這個恐怖的 地方的附近，在同一房子的花園內，匆忙地掩埋了127個屍體，那是最近一次屠殺的產物……所有的屍體的頭顱都被砸碎了，許多屍體的頭顱甚至是扁平的。有的 屍體完全沒有頭，但那頭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園的一角，我們見到了另外一個較早的墳墓，大約有80個屍體……肚子被劃開的屍體，其他則是殘 缺的屍體，有的被徹底地糟踐過。有的眼睛被挖出了……頭，臉，脖子和軀幹都被刀傷覆蓋……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兒童。一個女人和她八歲的女兒用繩子綁在一 起，兩人身上都有槍傷。

在省契卡我們發現一個椅子（在哈爾科夫也是這樣），類似牙醫用的那種，隻是有更多的皮帶把受害人捆在上麵。整 個水泥地板都被血液淹沒。那血染的椅子上沾著人皮和帶發頭皮的殘留物……在縣契卡也同樣如此，同樣是為血液、骨頭與腦漿覆蓋的地板，等等……這個房間裏引 人注目的是一塊木板，緊挨著它是一個類似活板門的陷坑（яма），受害人的頭被放在木板上，顱骨被撬杠撬開，腦立即便從破碎的顱骨中落入陷坑，那陷坑裏滿 滿的全是腦漿。” [41]

這並非個例，使用令人發指的酷刑是布黨在全國的普遍實踐：奧德薩的契卡人員將白軍軍官用鐵鏈綁在木板上， 緩慢地送入熔爐或盛滿沸水的儲槽，或是用絞盤撕為兩段；在哈爾科夫，活剝頭皮以及活剝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飯——將受害人手上的皮剝下來做成“手套”；沃羅 涅日的契卡人員將赤裸的受害人放進裏麵全是尖釘的大桶，然後再滾動之；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契卡人員把受害人釘上十字架或是用石頭活活砸死；察裏津與卡梅申 流行“鋸骨頭”； 波爾塔瓦和克列緬丘格的契卡人員將神職人員軀體刺穿，活埋暴動農民；奧廖爾的契卡喜歡將受害人剝光衣服，把他們綁在冬天的街頭上，再向他們赤裸的身軀潑冷 水，直至他們化為‘冰雕’[42] ； 在基輔，契卡人員將老鼠籠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門那兒，打開籠子門，再用火加熱鐵絲籠子，老鼠便不顧一切地齧咬撕開受害人的肛門，鑽入受害人的腸子逃生。這 酷刑可以持續幾小時，有時甚至持續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43]

根據總統平反政治迫害受害者委員會負責人亞曆山大•雅科夫列夫 院士的證詞，神職人員受到的酷刑是最殘暴的：教士、修士被釘上十字架，被投入沸騰的瀝青大桶中，被活剝頭皮，被絞死，被迫飲下融化的鉛作的“聖餐”，被投 入冰洞淹死……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職人員被處死。 [44]

暴行同樣施加到那些“反革命”婦女身上，在沃羅格達的拘留所，幾乎所有的女囚都被看守強奸了。 [45]

根據俄國曆史學家拉津斯基的調查，契卡當時流行的做法，便是將某個丈夫抓來作人質，等他的妻子上門來用自己的肉體贖回丈夫的性命。此時喝得爛醉的契卡官員便把那丈夫叫來，請他參加他們與那妻子的狂歡。 [46]


那麽，屠殺對象是些什麽人？除了富人和白軍外，尚有廣大人民，正是革命歌曲所唱：“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消滅敵人！”

○ 對產業工人：

1919年3月16日，契卡部隊攻入普梯洛夫工廠，逮捕了900多名罷工工人，此後數日內未經審判即處決了其中200 多人。1919年春，圖拉、奧廖爾、特維爾、伊萬諾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市發生了多次罷工。饑餓的工人要求獲得與紅軍戰士相當的糧食定量，也要求廢除共產黨人 的特權，實行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所有這些罷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槍決的方式無情鎮壓下去。 .[47]

在阿斯特拉罕市，罷工工人與聲援他們的紅軍戰士們一道被押上駁船，脖子上被拴上石頭，然後被成百成百地投入伏爾加河淹死。僅1919年3月12日到14日，便有2000到4000人被槍決或淹死。一同被殺的還有600到1000名資產階級分子。 [48]

1919年底，烏拉爾地區爆發大規模罷工，引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領袖列寧同誌的無比關懷。他於1920年1月29日發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說：“我感到震驚的是，你竟對此事掉以輕心，不立即以顛覆罪大批處決罷工者。” [49]

就連拒絕在星期天上班，也被譴責為“波蘭間諜策劃的反革命陰謀”。1920年6月6日，拒絕在星期天上班的女工們被逮捕並送往勞改營。 [50]

在一係列大規模逮捕人質、監禁、流放和槍決後，罷工終於停止了，共產黨人終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沒有罷工的工人階級樂園。

○ 對農民：

蘇 維埃暴政連素來溫順服從的俄國農民都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暴動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其中規模最大、組織最好的是1920-1921年間塔姆波夫的農民暴 動，起義遍及全省並蔓延到鄰近的沃諾涅日省。起義農民組成了聲勢浩大的自衛軍，稱為“綠軍”，既反抗紅軍，又反抗白軍，目的是保護自己的家園不受這政治兩 極的糟踐，起義者的口號是：

“將紅黨打白，將白黨打紅！”（“Бей красных пока не побелеют, бей белых пока не покраснеют！”這話很難翻譯，原意是“打擊尚未流血流白的紅黨［流血流幹了，自然也就白了］，打擊白黨直到他們變紅［打出血來，自然也就紅 了］）

“建立沒有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

“為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而戰！”

“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


綠軍的旗幟

起義遭到了布黨的殘酷鎮壓。早在全麵暴動爆發之前，布黨便在該地大肆屠殺，下麵是幾份地方契卡的報告：

“1919 年4月30日，塔波夫省。4月初，列別江斯基縣發生逃兵與富農反對征用人員和馬匹以及麵包定量的暴動。暴動口號是：‘打倒共產黨人！打倒蘇維埃！’暴動者 摧毀了四個區的蘇維埃，毒刑拷打七個共產黨人，並將他們活活鋸死。內務212部隊出動幫助鎮壓暴亂，逮捕了60人，就地槍決50人，燒毀了暴動發生的村 莊。”

“1919 年6月11日， 沃諾涅日省。情況已改善。諾沃霍別爾斯克縣的暴動可以視為被肅清。從飛機上投下去的炸彈燒毀了特列提亞克村——暴動的巢穴。行動在繼續中。”

“雅羅斯拉福爾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區的暴動已被鎮壓。逃兵們的家屬被抓為人質。當我們開始槍斃每家的一個人時，綠軍便從樹林裏走出來投降了。作為示範，34名逃兵被槍決。” [51]

在 鎮壓塔波夫州農民暴動中，估計有約10萬農民起義者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處決[52] 。契卡的一份報告說：“與匪幫有關的最近的親族，不分男女老幼，全體被扣為人質。集中營裏接收了大量的幼兒甚至嬰兒。”[53] 某些學者估計僅在1921年9月間，便有7萬人被監禁（不包括位於暴動發生地區諸如塔波夫的幾個集中營關押人數）。集中營內的惡劣條件導致極高的死亡率， 此外尚有‘重複性的屠殺’。霍爾莫戈雷（Холмогоры）的契卡將捆縛著的囚徒投入附近的德維納河淹死 [54]。在將城市放棄給白軍前夕，有時以大規模槍決囚徒“清空” 整個監獄。 [55]

那位後來成了蘇聯第一批元帥之一、至今還被歌頌為蘇聯軍事天才的圖哈切夫斯基，殺起平民和戰俘來也同樣能幹。在鎮壓塔姆波夫暴動中，他命令：

“被擊潰的匪幫的殘餘現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氣肅清這些森林，使用毒氣時，必須能確保它能散開並殺死一切藏在那兒的人。”

為此目的，他給負責指揮的軍官送去了250桶氯氣。在整個戰役中，圖哈切夫斯基動用了4萬5千名士兵，706挺重機槍，鐵甲列車，以及18架飛機，用毒氣與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區的一大片土地成了無人區。 [56]

○ 對逃亡的紅軍戰士：

1919年到1920年間，有3百多萬紅軍戰士逃亡。契卡部隊在1919年逮捕了約50萬逃兵，於1920年逮捕了將近80萬逃兵，還建立了專門針對逃兵的部隊。[57] 成千上萬的逃兵被處決，他們的家屬常被抓為人質。列寧親切指示：

“在命令逃兵自動歸隊的七天限期滿了後，必須加重對那些不肯改悔的人民事業的叛徒的懲罰。他們的家庭以及任何被發現以無論哪種方式幫助他們的人，都將被視為人質，並給予相應處置。” [58]

1918年9月，僅在俄國的12個省中，就有48,735 名逃兵與 7,325名匪徒被逮捕，1826名被殺死，2230人被處決。 [59]

紅色恐怖一直延續到內戰結束，此後又在30年代大規模地複興。作為蘇維埃政權維持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其實從未停止過，與蘇維埃政權同壽。直到蘇聯解體，這段血腥曆史才得以曝光，並由官方正式定性。1992年11月30日，俄羅斯憲法法院發布第9號決議，指出：

“無產階級專政、紅色恐怖、強行除掉剝削階級、所謂的人民的敵人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等概念，導致了20-50年代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摧毀了公民社會的結構，釀成可怕的社會分裂，造成幾千萬無辜人民喪生。” [60]

就連那個不遺餘力洗刷布黨和斯大林罪行、美化蘇聯曆史、並全麵複辟舊製度的普京，也不得不在2007年承認，蘇聯實行了37年的鎮壓——“隻需回憶一下在內戰期間槍決人質，毀滅了幾個社會階層：神職人員、俄國農民和哥薩克就夠了。” [61]

這些官方聲明沒有指出的，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事實：蘇俄的紅色恐怖，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機器全麵強力推行的有組織的恐怖活動。

如所周知，法國大革命也實行過令人發指的恐怖，但那與布黨推行的有組織的恐怖貌似而實非：它基本是暴民出於對反革命報複的恐懼心理自發實行的，是所謂“群 眾恐怖”而非“國家恐怖”。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等人不過是適逢其會，扮演了傳統的暴君角色罷了。正因為他們沒有個革命黨去係統策劃、組織、推行恐怖， 因此在人民厭倦了無休止的屠殺、羅伯斯庇爾兄弟又被處決後，恐怖也就自然停止了；後者則根本不是暴民衝動產物，而是經過統治集團事先冷靜謀劃，作為根本國 策，通過自己嚴密掌握的各級權力組織，像發動策劃精密、組織完備的軍事行動（military campaign）那樣，自上而下向全國推行的。

這 在世界史上從無先例，即使是從事恐怖活動的革命亂黨（諸如民意黨、社會革命黨、中國的同盟會等）也沒這麽幹過。他們的恐怖活動以個別方式進行，其暗殺對象 是政府高官，從不針對百姓。是布爾什維克黨人首次全麵係統地推行恐怖主義，將它變成專門用於鎮壓百姓、維持統治的手段，甚至是統治的內容與人民的生活方 式，為此投入了隻有國家才可能擁有的強大暴力資源，發明了一係列慘無人道的製度，諸如建立集中營、大規模抓捕並槍斃人質、大規模流放與強製性奴隸勞動等 等。這些製度中，隻有建立集中營在曆史上有過先例：在美西戰爭和英國的波爾戰爭中，美軍和英軍都建立過集中營。但那是一時性措施，目的是隔絕居民與遊擊隊 的來往，並不是將集中營作為懲罰營或死亡營，但都還備受當時輿論的譴責。至於其他滅絕人性的製度則完全是布黨首創。

不僅如此，這些發 明雖然後來被納粹在一定程度上襲用，但除了屠殺猶太人外，納粹從不以這套邪惡製度作為統治本國人民的手段（他們也用不著這麽幹，蓋納粹與布黨不同，深獲德 國人民的竭誠擁戴），不但不在本國內使用，就連在西線占領國家也沒有使用過，隻是在東線占領國家對所謂“亞人類”使用過。其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在海德裏希 被刺後大規模槍決捷克人質，與烏裏茨基被刺後布黨的反應相似——兩人都是秘密警察頭子，被刺都帶來大批無辜百姓喪生。但即使如此，兩者仍有重大區別：納粹 殺的是異族，而布黨殺的是同族；納粹在抓到殺手後便釋放了人質，而布黨槍斃人質的製度一直推行到內戰結束，毒刑拷打家屬，以迫使受害人認罪更是30年代大 清洗的基本手段。可笑的是，世人隻知道奧斯維辛的毒氣室、“刺花燈罩”、焚屍爐，以致“法西斯”成了“滅絕人性”的代名詞，卻不知道規模和程度遠遠超過納 粹、而且曆史更悠久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暴行。

這是為什麽？為什麽人類可以墮落到如此難以想象、難以置信的殘暴程度？俄羅斯民族到底出了什麽問題，以致不但會犯下遠遠超過納粹的暴行，而且至今還有大批人頌聲不絕，無限懷念那美好的年代？

已 經有過許多曆史學家試圖回答這沉重的問題。多位學者認為，以恐怖手段實行統治是世界上所有共產政權的共同特點。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將人的性命視 為構建美好的新世界可以甚至必須付出的合理代價，說白了，也就是不把人當人，而是當成實現某個遠大理想所需的工具和原材料。

這些學者 從偉大革命導師的親切教導中找到了根據。Richard Pipes引用了馬克思語錄：“現在這代人與被摩西領出荒野的猶太人相似。他們不但必須征服一個新世界，而且必須毀滅，以便為適宜生存於新世界的人們騰出 地方。”[62] Edvard Radzinsky則注意到，在馬克思語錄“隻有一種方法能縮短和減輕舊社會死亡的痙攣與新社會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旁邊，斯大林加了個批 注：“恐怖是到達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63] 類似地，Robert Conquest認為“對於意識形態激勵出來的不顧現實可能性，迅速地大規模改造社會的意圖而言，史無前例的恐怖必須被看成是必要的” 。[64]

這 些見解都極為精到，然而竊以為，學者們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共同點：那就是兩者都是“科學理論”，兩者都對“客觀規律”的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 論是共產黨人還是納粹黨人，都認定“鐵的客觀規律”是無情的、不可改變的、預先注定的。在這偉大的“客觀規律”麵前，沒有人的位置，人不過是那類似“天命 ”的神聖的客觀規律行使其意誌的無足輕重的工具而已。兩者的基本思路毫無差別，結果也同樣滅絕人性，隻是各自認定的“科學原理”不同而已。

因 此，在納粹，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等“亞人類”由“客觀規律”決定了不配生存，隻配被“主子種族”無情消滅，消滅他們就是行使“客觀規律”；而在布黨，剝削階 級也同樣不是人，同樣由“客觀規律”決定了不配生存，隻配被“代表曆史潮流”的“先鋒隊”無情消滅，消滅他們就是行使“客觀規律”。兩者都在人類曆史上第 一次將一部份人類開除“人籍”，把他們當成可以任意虐殺的劣等生物，並試圖使用“科學原理”證明這種慘無人道的獸行的“科學合理性”。兩種主義都是人類能 發明的最邪惡的學說。

布爾什維主義走得比納粹主義更遠之處，是納粹還停留在“科學論證”階段，而布黨則把它升華為宗教，把濫殺無辜人 質、虐待囚徒與戰俘、槍斃罷工工人、搶光農民糧食、燒毀村莊等獸行提煉為宗教美德，甚至用作衡量革命意誌是否堅定的標準，從而徹底翻轉了文明世界的道德 觀。如上文所引列主席的多條語錄反複表明的，在他看來，誰若不夠傷天害理，喪盡天良，誰就是對革命犯罪。這世上也隻有共產黨，才會把仇恨和複仇當成宗教讚 美詩（Гимном，亦即英文之Hymn，又譯“聖歌”）。

若幹學者也注意到了紅色恐怖發生的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布黨得不到多數人民 支持，若不采用恐怖手段就不能保住政權。[65] 上文介紹過，在全國普選中，布黨隻得到了將近25%的選票。在布黨執政後不久，各地便爆發罷工，哪怕是在紅色恐怖期間，大規模的罷工仍然不斷爆發，全靠布 黨果敢屠民，殺得工人階級魂飛膽裂，這才算把罷工無情鎮壓下去。不難想象，換任何一個不敢大膽屠殺百姓的黨派上去，早就垮台了。這也是納粹不必在國內使用 類似恐怖手段的原因——他們獲得了絕大多數德國人民的支持。

Orlando Figes更指出，紅色恐怖其實是暴力奪權的必然結果。他披露，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曾警告過，在列寧“使用暴力奪權並拒絕了民主之後……布爾什維克被迫日益轉向恐怖手段，以此使政治批評者們住嘴，並使一個他們無法用別的手段控製的社會屈服”。[66]

的 確，這確實是暴力革命的必然結果。在俄國尤其如此，蓋布爾什維克黨人若真如他們聲稱的那樣，代表大多數俄國人民的利益，那就根本沒有必要使用暴力奪權，去 全國大選中競爭就是了。然而即使是在他們奪取了政權後，也隻能贏得約四分之一的選民支持，可見何等不得人心。如果不使用暴力奪取政權，他們就絕無可能上 台，而若不使用暴力殺光殺怕反對者，他們也隻會迅速喪失政權。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不講起碼文明規矩和體統的“超限戰”的偉大勝利，他們的主觀優勢也就在 於此，換任何一個不敢斬盡殺絕濫殺無辜的政黨去，都絕無可能上台，更不可能治國達70多年。

但這些作者都沒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麽這種邪惡勾當會被俄國人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人發明出來？Why Russia？Why the Russians？難道這隻能用偶合來解釋？

雖 然推測曆史事件的必然因素總難免“先射箭，後畫靶”之譏，但我仍覺得，俄國人發明這套邪惡製度確有傳統因素。列寧並非毛毛雨，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或地獄裏 送出來，待考），他是前文介紹過的特卡喬夫與涅恰耶夫的忠實傳人，俄國文化中確有滋生這種邪惡怪物的深厚土壤。其原因我已經在論俄羅斯文化與民族性一節中 講過了：俄羅斯從未有過歐洲式的文藝複興運動，缺乏人文主義（humanism）與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的傳統，相對於集體利益， 個人的價值、尊嚴、財富乃至命運一錢不值。俄羅斯文學大師都是良心家，然而他們隻有人民的良心，沒有個體的良心，隻有對祖國命運和對人民的關懷，沒有對個 體的關懷，而那“人民”並不如同西方那樣，是可以落實到每一個人頭上去的具體概念。令詩人涅克拉索夫詠歎傷心的，更多的是“祖國母親”那個抽象觀念：

“在悲傷絕望的時刻，祖國母親
我想到你向前飛行！
即使你們中的許多人注定要受苦受難，
然而你卻絕不會死，我深信。

……

你貧困
你富饒，
你強大
你無能，
俄羅斯母親！”[67]

所以，隻要俄羅斯母親永生，而且強大富饒，許多人受苦受難又算得了什麽？或許，這就是至今許多俄羅斯人還在懷念那個邪惡的時代的緣故吧？不管怎樣，列寧代表 著俄羅斯文化之一種，起碼不是個別現象。若像某些學者那樣光是分析他和斯大林的心理變態，那就未免過於簡化了最終席卷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國際邪教運動

為學者們忽略的（或許是為了“政治正確”的緣故而故意忽略）的另一個原因，是俄國人具有一種特殊的狡猾。他們把這種狡猾稱為“亞洲人的狡猾”（赫魯雪夫就 在其回憶錄裏罵過“亞洲人的狡猾”），其實完全說反了。真正的歐洲人或許沒有這種狡猾，但全體亞洲人加在一起，每人都抱著祖傳的《孫子兵法》去，恐怕也不 如列寧或斯大林萬分之一，隻配被他倆賣了，還跑得屁顛顛地幫著數錢。我看此乃俄羅斯人的獨門神功。

這種獨門神功的精妙之處，是它對人 性的弱點參悟之透徹令人不寒而栗。上引偉大革命導師列寧同誌的光輝語錄就多次顯示了這一點。他深知“沒有人不是懦夫，關鍵在於施暴的烈度”的偉大真理，知 道所謂“有壓迫就有反抗”不過是林思雲一類智障兒童才會說的譫語，要將少數人的暴政強加到絕大多數人頭上，還能紅色江山萬年長，統治者就必須敢於並善於與 一切法律、道德、感情的束縛徹底決裂，用慘絕人寰的手段殺人，殺到連最無畏的勇士都乖乖化為俯首帖耳的懦夫。他知道，再勇敢的人也有死穴，捏住他們親人的 性命便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之上也”。就是為此，列主席才反複強調抓捕槍斃人質的偉大意義，強調不但要吊死人質，而且一定要把他們吊在周圍幾百公裏 的人民都能看見的地方，以使所有的人都被嚇得靈魂出竅，從此再不敢違抗布爾什維克主子的任何命令。這偉大戰略果然顯了神效。如前文所引契卡報告表明的：“ 當我們開始槍斃每家的一個人時，綠軍便從樹林裏走出來投降了。”

在內戰期間，列寧反複使用了這一獨門神功。當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庫有受到白軍攻擊的危險時，他向巴庫當局下令：“立即準備好一切，在有受到進攻的危險時，就將巴庫燒成平地”。他還讓當局將這決定寫成告示，在城內到處張貼，以嚇阻城內敢於與白軍合作的人。[68]

當白軍將領尤登尼奇威脅著彼得格勒時，列寧下令：

“必須逮捕全體憲政民主黨黨員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以先發製人地打擊密謀。他們——整個一群人——有能力幫助密謀者。不逮捕他們就是犯罪。讓幾十幾百個知識份子在牢裏服刑要比一萬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69]

“極為重要的是幹掉尤登尼奇（說的就是幹掉：給他一個徹底的打擊）。如果（他的）攻勢已經開始，能否動員二萬工人和一萬資產階級分子，將大炮放在他們後麵，槍斃數百人，以此給尤登尼奇一個巨大的衝擊？”[70]

這 些文獻因為內容實在敏感，一直到蘇聯解體才終於曝光。同時曝光的，還有列寧就如何鎮壓舒亞（Шуе）發生的僧侶反抗事件，於1922年3月19日寫給政治 局的信。列寧本人也知道那內容見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開頭說明隻許政治局委員傳閱，不得以任何理由複製。委員們若有什麽評論就直接寫在那份文件上。蘇聯 解體後這密件才得以曝光，這兒摘譯兩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結論：現在我們必須最決絕地、最無情地粉碎黑色僧侶百人團（черносотенцы духовенства），必須以如此的殘暴鎮壓他們的一切抵抗，以致他們幾十年內都不會忘記。”

“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槍斃的反動僧侶代表和反動資產階級分子的數量越多越好，因為以這種方式，我們將給這些‘聽眾’準確地上一堂課，使得他們在幾十年內都不敢夢想任何形式的抵抗。”[71]

這 就是捷爾任斯基同誌說的“有組織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嚇得一切膽敢持異議的人肝膽俱裂，終生不敢抵抗，隻敢乖乖臣服。必須承認，這套手段確實行之而有奇 效，它也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真實涵義，而這就是為何共黨國家都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國家政權的柱石。離開有組織的恐怖，共黨政府連一天都無法 維持下去。

紅色恐怖的必要性並不限於此。托洛茨基在解釋為何要謀殺沙皇一家時，說：“它能向我們的隊伍擊一猛掌，告訴他們再也沒有了 回頭路。前麵不是全麵勝利，就是全麵災難。”[72] 因此，紅色恐怖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咱們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狀”戰略——逼著或誘導大家都去犯罪，最後就斷了眾人的回頭路，隻有跟黨幹到底。

如同在中國戡亂戰爭（我黨所謂“解放戰爭”）中後來發生的那樣，這投名狀戰略是一種惡性互動的罪犯戰略，一旦一方開始有組織的恐怖，必然引來對方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因而刺激出雙方的深仇大恨，使得獸行越來越瘋狂。

在 俄國內戰中，白軍也照樣搞白色恐怖，照樣大規模槍斃、活埋戰俘，甚至使用諸如挖眼、斷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戰俘，使得本來就是野蠻世界的俄羅斯徹底淪為 中世紀殺戮場。但白軍有著個致命的弱點：他們不懂“階級鬥爭”學說，總覺得對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總是把仇恨發泄在猶太人身上（因為當時俄共領 袖中有許多猶太人，而且俄羅斯人有深厚的仇猶傳統）。而布爾什維克則根本不管是同族還是異族，隻要不是“階級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該被屠宰野 獸，被無情掃除的垃圾。

總而言之，俄國內戰是人類曆史上非常殘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過《靜靜的頓河》的讀者都該有點印象。哪怕從高爾基的小說中都能看出革命前俄國普羅大眾的野蠻獸性來。當這種沉睡的獸性被布黨政府有意識地激發出來並加以嫻熟的駕馭與利用，那就隻能造出一個人間地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