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幾天在網上讀了很對王勵山快意恩仇的評論，思緒從《第一滴血（The first blood)》，想到了《複仇議》，然後到了孔夫子的“君子從心所欲不逾矩”。
一、無法融入美國社會，藍博用他在越南常用的軍事知識，打得警察血肉橫飛，狼狽不堪。
藍博，退伍越戰軍人，多年在越南戰爭中洗禮，已無法融入美國社會，重返原居的故鄉小鎮，又遭小鎮警長諸多挑剔及無理指責。最後，他無法忍受。他要站起來對抗警長的挑釁，還要對抗警長召來的大批特警。
影片的情節生動、緊張。從山野叢林到城郭村巷，藍博像一尊戰神，藍博用他在越南常用的軍事知識，打得警察血肉橫飛，狼狽不堪。一向平靜的小鎮頃刻間變成了戰爭的海洋。越戰是一場失敗的戰爭，越戰的士兵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受到了人們的誤解和不公正的待遇。影片已超現實的手段，使社會積怨，通過藍博這樣一個形象，得到了最大的釋放。
如果不是有血海深仇，誰能赴湯蹈火？每個人對現實的敏感不同，王勵山的感受很難說不和藍博相通。把人逼上絕路的人，不應當得到諒解。已經殺了，這案子怎麽判？
二、國法不可不依，血仇不可不報，誰是誰非？柳宗元和大詩人、大才子陳子昂打起了筆墨官司。
大號螞蟻網友在《文化走廊》貼了一文，評析了徐元慶謀殺案。文章寫得洋洋灑灑，引經據典，邏輯清晰。徐元慶謀殺案對王勵山案也有啟迪。
死者趙師韞當年在任上殺過一個叫徐爽的人，徐爽有個兒子名叫徐元慶，處心積慮要報父仇，於是改名換姓，在驛站裏當了個服務生。——徐元慶很聰明，因為驛站本來就是各級官員出差歇腳的地方，隻要有耐心，總有一天會等到仇人的。果然讓徐元慶等到了，已經高升為禦史的趙師韞就這麽在驛站裏送了性命。
大詩人、大才子陳子昂對此案的看法是：“徐元慶蓄意謀殺，案情清楚，按照國法應該被判處死刑，國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這小子是為父報仇，情有可原，孝義感人，所以建議在殺了他之後再大張旗鼓地表彰他一番。”
幾十年後，柳宗元是在翻閱曆史卷宗的時候看到了徐元慶謀殺案的相關文件，對當時的判決大為不滿，於是就針對著陳子昂的《複仇議》寫了一篇批駁之論。
柳宗元說：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當真犯了法，論罪當死，趙師韞殺他隻不過是執行國法，那麽殺他的就並不是趙師韞本人，而是國家大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徐元慶謀殺趙師韞就分明是仇恨國法，這性質可就變了，可就不是為父報仇了，而是犯上作亂了。那麽，判處徐元慶的死刑自然是理所應當的，又憑什麽還表彰他呢？
可是，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犯法，趙師韞殺他隻是出於個人恩怨，隻是為了逞逞官威，這就是趙師韞的不對了，濫殺無辜嘛！徐元慶想為父親鳴冤，可是官場一片漆黑，官官相護，可憐徐元慶一介草民，上告無路，上訪無門，這時候，他還能怎麽辦呢？
三、孔子到了七十歲，更通世事，人變得豁達。他認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把人生總結為“欲”與“矩”。我們到了一個新的環境，這個環境有其特有的文化和人事。這些文化和人事，就是“矩”。
母親幾十年前養過一群來亨雞，其中一隻產蛋量很高，每天產一個蛋，連續三個星期。母親很喜歡那隻雞，就在那隻雞的頭上塗了一個紅色的頂。第二天，那隻雞的頭被啄的血肉畝模糊，死在那裏。母親心疼了好一陣子。
紀曉嵐的後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把掃帚在廁所裏，很長很長時間。得天地之靈氣，成了精。在那裏生活得很快活。又過了許久許久。這把掃帚不甘寂寞，在掃帚把上開了一朵小紅花。掃帚的主人見了，以為是妖邪，碎做燒材。在灶火中，聽到了那把老掃帚的哭聲，主人心又不忍。
社會隻是一個環境，人生活在其中。人對環境不該有怨恨。王勵山不適應那個環境，藍博也不適應那個環境。對徐元慶謀殺案的判決，也是大環境的裁決。隻有人不適應環境，環境卻不會錯。我們每時每刻地呼籲、創造更適合於人生存的環境。卻不可天真地認為理想就是現實。王勵山的事情不應當發生，藍博的事情不應當發生。
母親的來亨雞死於一個紅頂子，掃帚死於一朵小紅花，我們中國人在美國社會也是與眾不同啊。人家會慢慢地認識我們，我們也會慢慢地認識他們。一百年前，八國聯軍用火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我們把傳教士用火燒成了烤肉。從那時起，我們慢慢地走向世界，被世界所認可。
融入社會才能改變之。改變世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幾代人的努力，不是一個人的戰爭。個人英雄主義是要付出代價的，行動之前要考慮清楚。後果很可能與願望相反。子曰：“君子從心所欲不逾矩”。隻有不逾矩，才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不是妥協，“不逾矩”，才能“從心所欲”，才能改變社會。祝大家職場愉快。
一、無法融入美國社會，藍博用他在越南常用的軍事知識，打得警察血肉橫飛，狼狽不堪。
藍博，退伍越戰軍人，多年在越南戰爭中洗禮，已無法融入美國社會，重返原居的故鄉小鎮，又遭小鎮警長諸多挑剔及無理指責。最後，他無法忍受。他要站起來對抗警長的挑釁，還要對抗警長召來的大批特警。
影片的情節生動、緊張。從山野叢林到城郭村巷，藍博像一尊戰神，藍博用他在越南常用的軍事知識，打得警察血肉橫飛，狼狽不堪。一向平靜的小鎮頃刻間變成了戰爭的海洋。越戰是一場失敗的戰爭，越戰的士兵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受到了人們的誤解和不公正的待遇。影片已超現實的手段，使社會積怨，通過藍博這樣一個形象，得到了最大的釋放。
如果不是有血海深仇，誰能赴湯蹈火？每個人對現實的敏感不同，王勵山的感受很難說不和藍博相通。把人逼上絕路的人，不應當得到諒解。已經殺了，這案子怎麽判？
二、國法不可不依，血仇不可不報，誰是誰非？柳宗元和大詩人、大才子陳子昂打起了筆墨官司。
大號螞蟻網友在《文化走廊》貼了一文，評析了徐元慶謀殺案。文章寫得洋洋灑灑，引經據典，邏輯清晰。徐元慶謀殺案對王勵山案也有啟迪。
死者趙師韞當年在任上殺過一個叫徐爽的人，徐爽有個兒子名叫徐元慶，處心積慮要報父仇，於是改名換姓，在驛站裏當了個服務生。——徐元慶很聰明，因為驛站本來就是各級官員出差歇腳的地方，隻要有耐心，總有一天會等到仇人的。果然讓徐元慶等到了，已經高升為禦史的趙師韞就這麽在驛站裏送了性命。
大詩人、大才子陳子昂對此案的看法是：“徐元慶蓄意謀殺，案情清楚，按照國法應該被判處死刑，國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這小子是為父報仇，情有可原，孝義感人，所以建議在殺了他之後再大張旗鼓地表彰他一番。”
幾十年後，柳宗元是在翻閱曆史卷宗的時候看到了徐元慶謀殺案的相關文件，對當時的判決大為不滿，於是就針對著陳子昂的《複仇議》寫了一篇批駁之論。
柳宗元說：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當真犯了法，論罪當死，趙師韞殺他隻不過是執行國法，那麽殺他的就並不是趙師韞本人，而是國家大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徐元慶謀殺趙師韞就分明是仇恨國法，這性質可就變了，可就不是為父報仇了，而是犯上作亂了。那麽，判處徐元慶的死刑自然是理所應當的，又憑什麽還表彰他呢？
可是，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犯法，趙師韞殺他隻是出於個人恩怨，隻是為了逞逞官威，這就是趙師韞的不對了，濫殺無辜嘛！徐元慶想為父親鳴冤，可是官場一片漆黑，官官相護，可憐徐元慶一介草民，上告無路，上訪無門，這時候，他還能怎麽辦呢？
三、孔子到了七十歲，更通世事，人變得豁達。他認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把人生總結為“欲”與“矩”。我們到了一個新的環境，這個環境有其特有的文化和人事。這些文化和人事，就是“矩”。
母親幾十年前養過一群來亨雞，其中一隻產蛋量很高，每天產一個蛋，連續三個星期。母親很喜歡那隻雞，就在那隻雞的頭上塗了一個紅色的頂。第二天，那隻雞的頭被啄的血肉畝模糊，死在那裏。母親心疼了好一陣子。
紀曉嵐的後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把掃帚在廁所裏，很長很長時間。得天地之靈氣，成了精。在那裏生活得很快活。又過了許久許久。這把掃帚不甘寂寞，在掃帚把上開了一朵小紅花。掃帚的主人見了，以為是妖邪，碎做燒材。在灶火中，聽到了那把老掃帚的哭聲，主人心又不忍。
社會隻是一個環境，人生活在其中。人對環境不該有怨恨。王勵山不適應那個環境，藍博也不適應那個環境。對徐元慶謀殺案的判決，也是大環境的裁決。隻有人不適應環境，環境卻不會錯。我們每時每刻地呼籲、創造更適合於人生存的環境。卻不可天真地認為理想就是現實。王勵山的事情不應當發生，藍博的事情不應當發生。
母親的來亨雞死於一個紅頂子，掃帚死於一朵小紅花，我們中國人在美國社會也是與眾不同啊。人家會慢慢地認識我們，我們也會慢慢地認識他們。一百年前，八國聯軍用火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我們把傳教士用火燒成了烤肉。從那時起，我們慢慢地走向世界，被世界所認可。
融入社會才能改變之。改變世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幾代人的努力，不是一個人的戰爭。個人英雄主義是要付出代價的，行動之前要考慮清楚。後果很可能與願望相反。子曰：“君子從心所欲不逾矩”。隻有不逾矩，才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不是妥協，“不逾矩”，才能“從心所欲”，才能改變社會。祝大家職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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