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一個真實的北洋時代
按：以往的軍閥和五四研究，由於種種有意或無意的原因，史實被扭曲，人物臉譜化。以下為張鳴《北洋裂變：五四與軍閥》的序言和後記，首發在天涯，有興趣者不妨一看。
1.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關係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為人忽視了，好像五四期間，這些政壇上的要角，全體失蹤了一樣。另外，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麽回事？怎麽動員的，怎麽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係，跟軍警又是怎麽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塗賬。
2.其實，五四對於中國政治的走向，不僅在直皖之爭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進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國最終走到今天，原因其實很多，五四絕非根本性的推動力。
我為什麽研究起五四來
張鳴
我為什麽會研究起五四來？這是的確是個需要追問的問題。雖然說，我這個人研究曆史，或者說琢磨曆史，沒有科班出身的人那麽多界限，經常在晚清和民國之間跳來跳去，東撈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條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這種野路子出來的人，沒有家法，也就沒有限製，也不想有限製。但是，對於五四，我卻一直沒有熱情，相關的史料也摸過一點，但興趣就是提不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著一個成見，認為五四跟太平天國一樣，下手的人太多，大魚早都撈沒了。
事情的轉機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學期的課，每周一次，時間空得很，因此跟那裏的有關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紀》雜誌的編輯黎耀強先生。等我回大陸之後，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不知怎麽想起要找寫五四的稿子。然後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勸誘我寫五四。我說，你就是喜歡在大陸找人，大陸史學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幾個，怎麽會找到我的頭上？他說，別的人路數我都熟悉，能寫成什麽樣子，我現在就可以估計出來，唯獨你可以寫個跟別人筆下不一樣的五四出來。這麽一來二去，人都是喜歡被恭維的，慢慢就動了心，開始認真摸這方麵的研究，摸史料。摸了一陣之後，我發現，別看五四研究者甚眾，著述甚夥，但打周策縱、彭明起，大家關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後就是文學，說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幾位。即使寫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縱和彭明，也較少涉及這場政治運動的政治關係。好像隻有台灣的呂芳上，談到了五四跟國民黨的關係。但是，跟五四關係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為人忽視了，好像五四期間，這些政壇上的要角，全體失蹤了一樣。另外，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麽回事？怎麽動員的，怎麽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係，跟軍警又是怎麽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塗賬。
所以，我興趣來了，感覺還是有空子可鑽，有魚可撈的。
等到我下決心，真刀實槍開始鑽空子或者說撈魚的時候，發現事情遠沒有我想象的那麽簡單，光資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還好，一些喜歡曆史的學生，幫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練，還是得你自己，一點點做。心情時好時壞，幹勁時小時大。就這樣，陸陸續續做了4年，直到2009年歲末，才初步有了眉目。
這期間，經曆了五四運動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熱，好在民間還是小熱了一回。大概有些熱心人痛感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消亡，傳統主義者要回歸傳統，製禮作樂，自由主義者要尋找曆史資源，建構中國式的憲政理論。大家回顧曆史，翻庫倒貨，把壞賬都算在了五四頭上。我正在看這方麵的史料，雖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現在的文化狀況，其實賴不到多少在五四頭上。餘英時先生說過，他跟陳獨秀和胡適先生是同鄉，“並且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我在離陳獨秀的出生地 [ 懷寧 ] 隻有六七英裏遠的一個小村住了八年 [ 1937—1945 ] 。陳獨秀我隻聽說過一次，那是指責他——後來我發現這指責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我也曾在鄰縣桐城住了一年 [ 1945—1946 ] ，桐城派文學已遭五四新文學的領袖們，特別是錢玄同 [ 1887—1939 ] 批判，但在那裏我仍被鼓勵用古文寫散文和詩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陽這些大城市，我才開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論的影響。在戰後的幾年 [ 1946—1949 ] ，就我的記憶所及，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反偶像崇拜的反傳統主義都沒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經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運動或者馬克思主義總體上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有多大。”1其實，多少了解一點五四以後的曆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或者確切地說列寧主義，或者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其實不是通過五四，而是通過後來的革命發生的作用。但這種革命能夠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說，即使沒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樣有這樣的結果。十月革命後，共產主義革命延伸到落後國家，是一種趨勢，很多沒有發生類似五四運動的國家，一樣發生了革命。五四對於後來的革命，僅僅是說部分地催生出一點“左傾”的意向，即使這個意向，也受到另一種意向，全盤西化的平衡。最終革命鬧起來，而且成功，中間有著太多的因素，五四這根火柴跟後麵的燎原大火之間，不存在對應的因果關係。不管怎麽說，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已經通過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係列群眾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從結構上改變了。最大的變化是，知書達理的精英，幾乎被掃蕩幹淨，剩餘的也斯文掃地。讓1949年前的餘英時先生寫古文的農村環境，如果不能說完全蕩然無存，也所存無幾。中國社會，讀過“老書” [ 某些傳統猶存的農村，對文言文的說法 ] 的人，已經所剩無幾，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孑孓無存。嚴格地講，盡管五四後白話文的教育開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還都是讀過老書的。令傳統真正失落的，還是革命和後來的政治運動。
當然，盡管在有些人後來看來，五四運動盡管作為政治事件，對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種幹擾，但這場政治運動，對於教育和文化的改變，其實相當的大。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盡管反對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學生喜歡，但畢竟是一場沒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戲。隻是到了運動之後，這場文化運動聲音才被放大出來。政治運動過後，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學，才成了氣候。教育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造，白話文被學校接受。中國的大學，也就是在五四之後，才真正像個樣子。西式的學科分類體係，五四之後，才算真正在中國紮根。五四運動過後，當時中國的教育家蔡元培、蔣夢麟，都曾擔心獲得勝利的學生，會因此而心浮氣躁，荒廢了學業，轉而投身政治。2後來的曆史證明，這樣的學生是有的，而且數量不小，20世紀中國的革命家，無論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參加運動的學生還是回到了書齋，或者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軌道 [ 曹汝霖後來的續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 ] 。中國的大學，因為這些追求學問的人，沿著蔡元培開創改革的道路，越走越遠，蔡元培之後的教育家，無論梅貽琦還是蔣夢麟還是張伯苓，甚至黃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實論教育的創新和實踐，貢獻都比蔡元培的貢獻要大得多。
說也奇怪，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此前在新文化運動中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學生，就會自動放棄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下麵，抵製日貨，將不肯服從的商人的自由剝奪，逼他們交出貨物，不服從則抓起來戴高帽子遊街。對他們來說，這樣做，並沒有心理上的障礙。因為一個是小我，一個是大我，後者事關民族大義。運動過後，一部分從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樣是為了國家和民族解放，放棄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實際上是基於新文化運動同樣的理由，全盤接受另一種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後的中國政局，西化和激進，成了主基調。即使國民黨上台，一個不喜歡五四的半傳統主義者蔣介石當家，這個趨勢也沒有停止。襲承打倒孔家店傳統的學生，在孔府門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子見南子》，孔家人告狀告到蔣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沒有把支持演戲的曲阜師範的校長怎麽樣了。受到行政院長汪精衛支持的衛生部長，居然下令廢止中醫，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呼籲落在實處。逼得全國的中醫團結一致，鬧起來一場大的群眾運動，才算讓衛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實際上，民國時期中醫一直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況。學界的傳統主義者，陳寅恪、錢穆、馬一浮等人，靠著自身的學問，和國府中蔣介石的支持，才在國學的名目下掙得了一席之地。但就總體而言，學界的天下，依然西風獵獵，包括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化。隻是，即使最激進的西化論者，也沒法在學術和教學過程中，真的把傳統拋棄。
這樣的五四新傳統，在革命中和革命後的中國，其實蕩然無存。吊詭的是，革命後的大陸，年年都紀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實根本就沒有蹤影。不僅德先生、賽先生不見了，連新文化新文學也沒剩下什麽。當年新文學的健將，不是三緘其口，就是想說也說不出什麽來。而在國民黨的台灣，五四的地位很低，沒什麽紀念，但那裏五四的新傳統卻還在。當然，五四之前的老傳統，也在。現在的人們動輒談論台灣的雷震的遭遇，欷歔不已。但是試想一下，這個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陸，命運將會怎樣？
五四運動的發生，國人委實有點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日本的乘虛而入，後來也不至於有山東問題。當然，也正是因為一戰，中國才有了參戰之爭，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協約國一邊，最終為中國贏得了戰勝國的名義，也為自己贏得了一塊大勳章，但是，恰因為這空頭的勝利，讓國人興奮不已，結果到了巴黎開會，才發現自己原來還是原來的那塊砧板上的肉。所謂戰勝國，無非擔了空名。由熱及冷的落差，引起國人的大憤怒。自我檢討的結果，段祺瑞集團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過——當然，的確也有可罪之處。五四運動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麵，弄臭了皖係，卻給了直係一個機會，因此他們加入運動的合唱，最終導致你未唱罷我登場。北洋軍閥分裂，直皖開戰，皖係倒台。
在民族主義的喧囂麵前，運動走向勝利，為此付出代價的，不僅僅是幾位留學日本的文官。同樣是民族主義的喧囂，也導致了輿論和青年向左轉。就那麽巧，運動的溫度還沒有降下來，這邊蘇維埃俄國站穩了腳跟，想要尋求突破，打破孤立，於是接連發表兩次對華宣言，宣稱要放棄一切在華特權，而且要把沙俄時代從中國掠去的一切還給中國 [ 掠去的實在太多了 ] 。這樣令國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會上的屈辱，恰好形成過於鮮明的對照。連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孫中山、陳炯明甚至吳佩孚都一時難以抵擋誘惑，更何況一腔委屈的青年學生？五四過後，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停下腳步，出於群眾運動的緣故，轉向了社會改造。我們看到，無論教授還是學生，大家都在麵向下層。教授做俗文化、底層文化的研究。而學生則從平民演講，走到平民夜校。進而進行社會改造的實驗，引進新村主義，辦工讀互助團，甚至給自己設計一個烏托邦的菜園子。這樣的嚐試，不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輩的引導，而且連北大校長蔡元培也給予支持。
就這樣，五四對於中國政治的走向，不僅在直皖之爭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進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國最終走到今天，原因其實很多，五四絕非根本性的推動力。也可以說，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卻沒什麽過錯，說到底，自古以來，隻要國家有了這樣危難 [ 至少當時人認為，山東丟給了日本，中國也就亡了。他們當時忘記了，山東在日本人手裏，已經有好幾年了 ] ，學生都會這樣做的。五四人的榜樣，就是北宋末年起來抗爭的太學生，這些太學生的領袖陳東，經常被五四青年在遊行的時候抬出來自況。他們的精神，古代時稱之為什麽，實在不好說，而在五四時期和現在，人們稱之為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個有魅力的東西，不僅軍閥的政爭，誰占了民族主義的製高點誰就勝利，就連後來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推行共產主義革命，民族主義也是契機和動力。盡管在歐洲，共產主義者是沒有祖國的。可是在中國，一切都不一樣了。最終，民族主義和社會改造的結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國的共產主義紅色革命。
當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遺憾。五四期間上海十幾萬工人的罷工，我明知道不是由於學生鼓動的結果。而且，我還看到許多學生勸說工人不要罷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響在滬的西方人生活的電車、電話電報以及鐵路工人的罷工，是學生特別不希望的。3雖然，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上海的幫會正在分化整合過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卻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幫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層次之分，但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在幫，雖然分屬各個不同的幫夥，但不在幫就很難立足。事實上，五四之後，中共開展工人運動，還是得借助幫會的幫助，否則工作就難以開展。我也在五四期間籌備工會的露臉名單上，看到了諸如聞蘭亭、盧達夫、劉聘卿這樣的知名幫會中人的名字。也在後來的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這些“工人團體”中發現後來露臉的何長發、王小福以及陸蘭亭、楊金榮、汪根生、李桂標這樣一些幫會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幫會裏同姓名的人。盡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麽一點。五四運動的健將之一，當時的北大學生張國燾，後來回憶說，當年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在上海，跟這些工人團體有過接觸。其中我提到的中華工業協會，他還在裏麵做過短時間的總幹事。他說，這個協會號稱有過萬會員。“可是經我實地調查，所謂會員也不過時僅僅見諸名冊而已。實際上隻是這個工廠有幾個人，那個工廠有幾個人，多數的會員甚至不知道是屬於哪個工廠的；也有很多會員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頭因同幫的關係介紹參加進來的。”4如果這些大名頭的工人組織，是幫會辦的，那麽，這些組織應該隻是些招幌，真正組織動員工人機製是什麽？幫會在罷工中是怎樣工作的？海外漢學著作《上海罷工》中，提到國民黨統治時期，上海好些罷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後的組織者，也是杜月笙。那麽，當初五四的罷工，是不是就是此後一係列罷工的預演？
我也知道，幫會盡管屬於第三社會，但卻一直熱衷於洗白自己。不僅在經營產業方麵洗，在政治上也洗。在曆次涉及民族大義的場合，一向都有不錯的表現。五四之後的五卅運動，“一?二八”抗戰，以及抗戰爆發後的淞滬抗戰，無役不從。曹汝霖自己回憶，在五四之後，他去上海，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這青幫三巨頭見了他，但卻把他帶來的警衛的四支好槍給吞了。5可見有意刁難。在幫會請人寫的《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中，開首就是“洪門發揚民族精神歌”。6幫會這樣做，肯定有他們的強大的動機。畢竟，在中國的曆史上，唯有民國時期，幫會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憑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隻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幫會，還是有黑社會的背景，幹點露臉的好事，尤其是爭民族大義的好事，對他們有極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麽說，幫會跟五四上海罷工的關係，我沒有弄清楚，很遺憾。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問題，希望以後的年輕學人們，會有興趣做這個題目。
寫五四跟我此前若幹所謂的學術專著一樣，我都是希望寫成一個散文體的東西。曆史研究不比別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價值。即使沒有這樣的追求，讓現在的我板起麵孔，正襟危坐，寫一些特別學術的文字，如果沒有人拿槍逼著，我肯定是不幹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沒有按學界的慣例，先來學術史爬梳，再寫研究思路，然後再理論預設。我就是一個事一個事地寫下來了，說完這個說那個，雖然裏麵有個線索和脈絡，但外表看，就是一個一個的事。為了跟我以往的曆史文化隨筆相區別，我加了注釋，以示言有所本。其實，我的隨筆也一樣言有所本，斷沒有這個膽量胡說亂道。但是，我隻是個學界的小人物，寫隨筆，隨便一點也就罷了，這本書從開始我就是按學術書來寫的，所以，非加注釋不可。說白了，就是讓注釋給我做個證明，說明我沒有亂說。我也知道，這樣寫，也許兩麵不討好，學界認為我胡鬧，而一般的閱讀界又覺得過於囉嗦。但以我現在的心境，也隻能這樣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隻是，寫完這本小書之後，我得到了一個教訓，或者說經驗，千萬不要認為什麽領域已經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曆史更是如此。我們趕上這樣一個時代，即使是學者，大家都喜歡做前人做過的事情，在前人的題目下，添加一點東西。因此，留下的大塊空地，在哪個事件上都很多。隻要有水，大魚沒有小魚還是會有的。下功夫撈，總能撈到點什麽。
後記
拖了4年，才把書寫出來，對於當時約稿的香港中大出版社的編輯，還有後來等著我出書的大陸諸位出版界的朋友，都是一種遺憾。我知道，他們原本是期待我能趕上五四90周年的檔期的。無論在哪裏出書，趕上時機，對於書的銷售大有好處。可惜，我寫不出來。
我這個人寫東西，向有快手之稱。很多約稿，甚至約稿者說完了，回到家，我的稿子已經到了。因此，也有人批評我的東西粗。快，就難免粗，但是，如果能慢一點，我還是樂意慢的。磨得好一點，少一些不必要的瑕疵，誰不想呢？可是，我就是這個毛病，一般的情況下，寫東西犯急，答應了就得馬上寫，能在一兩個鍾頭寫出來的，磨上一兩個月，也那個樣，好不了多少。但是，寫得快，關鍵是要有心情。
我是個幹粗活出身的人，寫字這個活計，跟幹粗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幹粗活沒心情也能幹，無論割豆子還是扛麻袋，反正機械地做就是。一般情況下，任憑連長、指導員怎樣鼓動，也難以心情愉快，但任務卻都能完成。可是，寫字這活，沒心情無論如何都幹不了。別人怎樣我不知道，如果讓我硬幹，肯定一塌糊塗。就跟我下圍棋似的，高興的時候可以殺敗高手，沒心情之際逮誰輸誰。
不幸的是，這4年，我心情好的時候不多，於是，活就這麽拖下來了。拖到現在，嚴格地說，還是有些部分實際上沒做完。也就隻能這樣交差了。非常感謝張彥麗和張廣生夫婦，為我提供了有關日文材料。感謝田仲勳、張楠迪揚、任智勇、胡其柱、付金柱等同學，為我尋找資料。這本小書能夠完成，沒有他們的幫助，難以想象。我的女兒張心遠，也審閱了部分書稿，幫我做了修改。同時也感謝廣西師大出版社的劉瑞琳和曹淩誌，以及另一位出版圈裏的好朋友尚紅科，如果沒有他們的督催，也許這本書現在還出不來。當然，最該感謝的是現在為香港中華書局的編輯黎耀強先生，如果沒有他，我根本不會有寫這本書的念頭。
寫書始終是個令人遺憾的事，什麽時候不交稿，什麽時候覺得還需要修改。等到變成鉛字，肯定還會發現很多毛病。但是寫出來了，就交給讀者了。為喜歡自己文字的人寫東西，一向是我的心願，但願，這本小書，不會讓喜歡我的讀者失望。
是為後記。
張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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