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和傳統
現代化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怪物，它像一輛飛車，一經發動便再也無法停止下來，它必須保持高速運轉，人們不知道它將開到何處，也不知道它是沒有刹車的，沒有人能夠駕馭它。今天的世界經濟除了保持高速增長，已別無選擇。不如此，社會難以穩定。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手段，一是靠製造消費，二是靠發動戰爭。任何停滯，即便是放慢的選擇都會造成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對抗。
現代化在本質上是理性化。現代性發展所基於的邏輯是，人的能力是無限的，經濟和科技是可以無限發展的，由發展產生的問題是可以通過經濟和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的。
常常能聽到的一個論調是說中國的文化傳統裏沒有邏輯縝密推理成分。而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正是這種西方文化中的分析思維傾向。分析思維把所有外部世界以及人類本身都當作分析的對象，以自我為中心製造出一係列的二元對立：主觀與客觀，現象與本質，精神與物質、理性與非理性，邏輯推理與經驗感知，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發展與停滯 ……。分析思維帶來了西方科學的繁榮，也導致了極端主義和無限發展傾向，產生出各種形式的分離、分解、分割。導致物質與精神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人與社會的分離，人的身心的分離……。二元對立思維導致了西方理性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生，而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結合正是造成今天人類和自然一切災難的根源。
理性主義產生於十七世紀以笛卡爾、培根、牛頓為代表的哲學和現代科學。理性主義主張用思辨和推理來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識來理解和驗證自然，通過發展來擴大知識。西方的理性是工具理性，這種理性就人類、自然和生命的本質而言，就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而言，它是違背人性和自然的，是最大的非理性。
理性主義讓各種形式的唯物論占了上風，從根本上把人引向物質，最終形成一種致命的物質發展傾向。現代資本主義正是依靠這種個人欲望得到發展。科技與資本的結合標誌著現代化的開端。
人類中心主義則將人視為宇宙的中心和目的，認為人是所有價值的來源，自然隻是被利用的對象，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科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整個世界是為人類而存在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可操縱的——這些就是迄今為止人類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思想基礎。
以理性主義、物質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的整個現代價值體係是導致人類生態危機和人的全麵異化的最終根源。科技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所產生的物質力量正在毀壞自然，它所產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毀人類亙古以來的傳統和人類的終極價值。就如馬爾庫塞所說，“這個社會作為整體卻是非理性的。它的生產率對於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破壞性的，它的和平要有經常的戰爭威脅來維持……”。
現代性與“後傳統”
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把當今社會表述為“後傳統”社會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將“後”與“傳統”相連是想告訴我們什麽？
人們習慣於把“傳統”作為一個“過去”的概念來理解。而事實上傳統是一個開放的動態係統，它在時空中延續和變異，它存活於現在，連接著過去，也包蘊著未來。因此我們才有可能在現實中(為現實乃至為未來) 來研究傳統。傳統不是來自於久遠存在的簡單事實，而是緣於不斷的闡釋，正是這種闡釋將現在與過去連接起來。
傳統的規範或道德內容，使它們具有約束性。傳統所表現的不僅是一個社會中“正在”如此做，而且是“應該”如此做。探討現代社會和現代性離不開對傳統的思考。這不僅因為我們需在與傳統的對比中認識現代性，而且因為二者確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如同天玄地黃，陰陽兩道那樣的相輔相依。
現代性在消解傳統的同時又重建了傳統。吉登斯說：“堅守傳統和再造傳統是權力合法性的中心內容，也是國家把自己強加給“臣民”所不可缺少的基礎。”現代性摧毀傳統，然而現代性與傳統的合作對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又是至關重要的。吉登斯將現代社會的早期發展稱為早期現代性，也就是貝克(U.Beck)所說的“簡單現代化”階段，這個時期現代性與傳統實際上處在一種共生狀態，它們之間是緊密相聯的。傳統在現代性的初期發展中始終占據著中心位置而發揮作用，作為過去與現在的媒介，它在現代社會的建構中被不斷地建構和重新建構著。
全球化給人們帶來的是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所謂“被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科學理性一直被現代人奉為圭臬。而當今連科學本身也變成了一種傳統。作為現代性核心要素和工具的科學，也正在麵臨著與傳統同樣的命運。“沒有什麽是神聖的”就此而言，科學權威也不例外。知識所能帶來的確定性已成為一種神話：我們越是試圖開拓未來，未來似乎就越是讓我們吃驚。因而，吉登斯把現代性喻為在全球範圍內的一個巨大實驗，人無法控製其結果，也無法估計它在多大程度上會超出我們的控製。但是，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我們卻都被卷了進去。當前人們對科學發出的疑問正類似於現代化過程中對傳統的質疑。
傳統與自然之間有著直接的相似或互補關係。通常所謂“自然的”就是存在於人類幹涉範圍之外的。傳統一經被建構篩選之後，則具有了保守的本質，準確地說它常常處於人類活動的“操縱之外”。然而現代文明的曆史進程正是人類活動不斷地且加速度地侵入自然的過程，即自然逐漸解構的過程。今天我們可以非常真實地感覺到自然的終結。與自然逐漸解構的過程相伴的正是傳統的消解。
現代性未能完全擺脫傳統，或者說傳統在早期現代性階段依然延續著並按其原有邏輯生長著；而現代性發展的後果，即進入所謂高度現代性以來，社會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現出斷裂的特性，從而使我們麵臨我們不能完全理解更無從控製的現象和過程；同時也使我們的行為陷入無常規可循的境地。這種情形或許是吉登斯將現代社會稱為“後傳統”社會的主要原因。
傳統和現代性
究竟是我們改造了傳統還是傳統消融了我們？是外部力量和強力意識形態摧毀了傳統還是傳統同化了那些力量？作為文化結構的傳統與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又是如何互動的？
公元前五世紀左右，在古希臘、中國、印度、這些地域， 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獨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個時代，被稱之“軸心時代”。“長久以來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僅存的古老文明，曆史上的元蒙和滿清外來統治並不能摧毀中華文明的傳統。近代從1840年鴉片戰爭始，以堅船利炮做後盾的西方文化，促使中國傳統文化發生震蕩裂變。辛亥革命，和隨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對儒家傳統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定隻有“科學”與“民主”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效仿西方，否定傳統，在近百年中，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而上世紀末的全球化終於將中國卷入了現代化過程。
我們顯然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吉登斯說：後傳統社會是一個終結，但也是一個開端，它會變成什麽樣子呢？這種社會秩序是一個全球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社會紐帶不是從過去繼承而來而是必須被製造出來—，這種社會是無中心的，因為它聚焦於新型的相互依賴關係。
無須贅述，可能性和現實性是兩碼事。但無可避免的是西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模板，這個模板要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與特定的傳統文化、曆史、製度發生碰撞和改造。
傳統具有一種有機特征：它們發展並成熟，或者衰微“死亡”。傳統也具有整體的實在性。傳統是有上下文的，是一個文化的結構整體。這就意味著，不能實用主義地從中抽取某些“精華”而摒棄自認為的某些“糟粕”。這種“取”和“棄”不僅對設定的目的徒勞無功，而且可能導致整個文化大廈的傾覆。因此，我們仍然需要整體的傳統。傳統也是動態的，它是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地被建構和被重新建構，並不存在一種經世不變的固化的傳統。傳統並不存在“精心保護”的問題。
模式並不存在。“現代化”事實上是屬於每一個社會從自身的傳統、曆史、價值中去索求解決危機以及進步的過程。傳統並不是畏縮、封閉、偏執與過時的代名詞。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並非從屬於雙向的、對立的邏輯，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互動過程。
西方資本主義體係一度給整個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結構，資本主義社會嚴酷的權力和社會關係沒有道義的成分。資本主義文明最主要的基因，是將實力征服理念尊奉為國家關係價值觀的核心。由於這一本質因子的裂變，由此引發了二次世界大戰。對內的殘酷原始積累，對外的戰爭征服和暴力掠奪。對人類存在構成災難的，就是資本主義文明自身孽生的無限度的貪欲。
今天人類麵臨的各種的災難，是西方文明的擴張和過度開發的結果，文明發展並沒有改變人類麵對的難題。巨大浪費與極度匱乏並存，貧富兩極怵目驚心。強者忙於巧取豪奪，弱者的反抗在不斷蔓延。西方文明打破了整個人類的自然進程，造成了人類曆史在短短幾百年中的突變。
麵對如此的整體性困境，世界陷入了一種萬事無解的局麵。政治臣服於資本，政治家們沒有自覺感知的揭示，也沒有奔走呼籲的天下意識。即沒有高遠的視野、也沒有開闊的胸襟來平衡人類的利益與價值觀念的衝突。頻頻舉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會議，圓桌上爭論的仍然是中世紀地主一樣的利益細節糾葛。
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導致的各種現代危機——資源危機、生態的危機、以及基於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的西方價值危機。世界已不堪承受現代範式的發展。西方價值已成了人類的危險之源，身為西方人的湯因比就認為，西方文化對整個人類來說，“在物質上是個災難，在道德上是一種罪惡。”
世界文明的發展陷進了極其罕見的沼澤期，人類文明怎樣才能走出這一困境？
東方價值能做什麽？
東方價值的整體觀認為曆史的演進不是線性，而應該是循環的。東方價值認為，萬事萬物在時空上都是相互聯係，互為因果的。一切行為都會產生後果。影響到自身和周圍。這些影響是直接或間接的，暫時或長遠的。這種整體的價值觀念是東方一切認識和判斷的起點。
東方智慧是關於生命、自然，關於終極價值的智慧。東方智慧的精神高於物質，並按照這種價值來設計社會秩序，安排社會生活。東方的知識是關於如何將外在自我轉化為內在自我；東方價值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斷完善，而不是物質的無限發展。
東方價值重精神、輕物質。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利潤和積累，而是為了需要。東方價值是有節製的，因為它的價值是一種精神取向，一種內心敬畏。東方價值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秩序，商人和科技人才不可能成為社會主流，這也是對科技和商業的製約。東方價值同西方的發展、創新、速度、效率價值是對立的。
東方固有的經濟是自然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育之以時，用之有節。”隻有在自然經濟狀態下，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與自然的修複才能達到基本平衡，由自然經濟產生出來的是樂天知命的心態。東方的智者認為，隻有自然經濟和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可以給人帶來安定，才是可持續發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
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入侵，東方社會將繼續遵循自然和精神取向緩慢演進，明清之際的中國人文學者都已經在探討有關社會的發展，新時代的意識已經開始在自覺地孕育。那種糾纏於“為什麽東方社會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為什麽中國會出現超穩定的封建社會結構？”之類的討論，完全是用西方的價值觀來看中國，顯得既狹隘又無知。
偉大的傳統遭遇現代的挑戰，現時的東方國家隻能按照現行規則，無可避免在現代範式上追趕西方，以從根本上取得與西方平等對話的權利，進而在觀念上影響世界。
東方國家在近代一直在進行著艱難的製度選擇，在節節敗退中堅守自己的價值。每一次曆史關口的選擇都與其文化價值相關。如何使東方在發展過程中保持平衡，以重建東方文化的主體意識一直在考驗偉大的東方智慧。
中國社會的發展，還處在早期現代性階段，傳統的東西與現代性共存共生。長久以來，乃至當下仍然不絕於耳的對於傳統的藐視，勿庸贅言，那種西方式的衝動。就如魯迅先生所喻拔著自己的頭發想要離開地球一般。
用什麽來約束市場和科技的盲目發展？用什麽來抑製如此眾多人口日益膨脹的物欲？現代性認為現代化帶來的災難隻能依靠進一步發展科技和強化市場職能來解決；而東方的邏輯則是，人類如果不改變目前這種以物質追求和個人發展為目標的價值取向，不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人類麵臨的各種災難隻會日益加深。
與西方民主和科學共同發展起來的是過度的個人主義，漫無限製的功利精神，日益繁複的訴訟製度，緊張衝突的異化心理。世界並不是越現代越好，也並非現代人更富於智慧。人類要想擺脫困境，必須重建人類價值，重建世界秩序：改變生產與生活方式，實現財富的合理分配。
中國文化的基因是內斂有節製的。中國在過去幾千年裏對周圍乃至整個世界的影響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證明了這種價值的曆史合理性。儒家傳統雖然在近代遭到了重創，但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人雖喪失了他祖先的俊偉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無論如何還有一點不同處。”隻要我們找回了傳統，也就找回了強國富民的精神之源。在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上，東方有足夠的智慧和耐心。
現代化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怪物，它像一輛飛車，一經發動便再也無法停止下來，它必須保持高速運轉，人們不知道它將開到何處，也不知道它是沒有刹車的，沒有人能夠駕馭它。今天的世界經濟除了保持高速增長，已別無選擇。不如此，社會難以穩定。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手段，一是靠製造消費，二是靠發動戰爭。任何停滯，即便是放慢的選擇都會造成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對抗。
現代化在本質上是理性化。現代性發展所基於的邏輯是，人的能力是無限的，經濟和科技是可以無限發展的，由發展產生的問題是可以通過經濟和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的。
常常能聽到的一個論調是說中國的文化傳統裏沒有邏輯縝密推理成分。而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正是這種西方文化中的分析思維傾向。分析思維把所有外部世界以及人類本身都當作分析的對象，以自我為中心製造出一係列的二元對立：主觀與客觀，現象與本質，精神與物質、理性與非理性，邏輯推理與經驗感知，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發展與停滯 ……。分析思維帶來了西方科學的繁榮，也導致了極端主義和無限發展傾向，產生出各種形式的分離、分解、分割。導致物質與精神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人與社會的分離，人的身心的分離……。二元對立思維導致了西方理性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生，而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結合正是造成今天人類和自然一切災難的根源。
理性主義產生於十七世紀以笛卡爾、培根、牛頓為代表的哲學和現代科學。理性主義主張用思辨和推理來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識來理解和驗證自然，通過發展來擴大知識。西方的理性是工具理性，這種理性就人類、自然和生命的本質而言，就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而言，它是違背人性和自然的，是最大的非理性。
理性主義讓各種形式的唯物論占了上風，從根本上把人引向物質，最終形成一種致命的物質發展傾向。現代資本主義正是依靠這種個人欲望得到發展。科技與資本的結合標誌著現代化的開端。
人類中心主義則將人視為宇宙的中心和目的，認為人是所有價值的來源，自然隻是被利用的對象，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科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整個世界是為人類而存在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可操縱的——這些就是迄今為止人類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思想基礎。
以理性主義、物質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的整個現代價值體係是導致人類生態危機和人的全麵異化的最終根源。科技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所產生的物質力量正在毀壞自然，它所產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毀人類亙古以來的傳統和人類的終極價值。就如馬爾庫塞所說，“這個社會作為整體卻是非理性的。它的生產率對於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破壞性的，它的和平要有經常的戰爭威脅來維持……”。
現代性與“後傳統”
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把當今社會表述為“後傳統”社會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將“後”與“傳統”相連是想告訴我們什麽？
人們習慣於把“傳統”作為一個“過去”的概念來理解。而事實上傳統是一個開放的動態係統，它在時空中延續和變異，它存活於現在，連接著過去，也包蘊著未來。因此我們才有可能在現實中(為現實乃至為未來) 來研究傳統。傳統不是來自於久遠存在的簡單事實，而是緣於不斷的闡釋，正是這種闡釋將現在與過去連接起來。
傳統的規範或道德內容，使它們具有約束性。傳統所表現的不僅是一個社會中“正在”如此做，而且是“應該”如此做。探討現代社會和現代性離不開對傳統的思考。這不僅因為我們需在與傳統的對比中認識現代性，而且因為二者確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如同天玄地黃，陰陽兩道那樣的相輔相依。
現代性在消解傳統的同時又重建了傳統。吉登斯說：“堅守傳統和再造傳統是權力合法性的中心內容，也是國家把自己強加給“臣民”所不可缺少的基礎。”現代性摧毀傳統，然而現代性與傳統的合作對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又是至關重要的。吉登斯將現代社會的早期發展稱為早期現代性，也就是貝克(U.Beck)所說的“簡單現代化”階段，這個時期現代性與傳統實際上處在一種共生狀態，它們之間是緊密相聯的。傳統在現代性的初期發展中始終占據著中心位置而發揮作用，作為過去與現在的媒介，它在現代社會的建構中被不斷地建構和重新建構著。
全球化給人們帶來的是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所謂“被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科學理性一直被現代人奉為圭臬。而當今連科學本身也變成了一種傳統。作為現代性核心要素和工具的科學，也正在麵臨著與傳統同樣的命運。“沒有什麽是神聖的”就此而言，科學權威也不例外。知識所能帶來的確定性已成為一種神話：我們越是試圖開拓未來，未來似乎就越是讓我們吃驚。因而，吉登斯把現代性喻為在全球範圍內的一個巨大實驗，人無法控製其結果，也無法估計它在多大程度上會超出我們的控製。但是，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我們卻都被卷了進去。當前人們對科學發出的疑問正類似於現代化過程中對傳統的質疑。
傳統與自然之間有著直接的相似或互補關係。通常所謂“自然的”就是存在於人類幹涉範圍之外的。傳統一經被建構篩選之後，則具有了保守的本質，準確地說它常常處於人類活動的“操縱之外”。然而現代文明的曆史進程正是人類活動不斷地且加速度地侵入自然的過程，即自然逐漸解構的過程。今天我們可以非常真實地感覺到自然的終結。與自然逐漸解構的過程相伴的正是傳統的消解。
現代性未能完全擺脫傳統，或者說傳統在早期現代性階段依然延續著並按其原有邏輯生長著；而現代性發展的後果，即進入所謂高度現代性以來，社會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現出斷裂的特性，從而使我們麵臨我們不能完全理解更無從控製的現象和過程；同時也使我們的行為陷入無常規可循的境地。這種情形或許是吉登斯將現代社會稱為“後傳統”社會的主要原因。
傳統和現代性
究竟是我們改造了傳統還是傳統消融了我們？是外部力量和強力意識形態摧毀了傳統還是傳統同化了那些力量？作為文化結構的傳統與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又是如何互動的？
公元前五世紀左右，在古希臘、中國、印度、這些地域， 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獨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個時代，被稱之“軸心時代”。“長久以來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僅存的古老文明，曆史上的元蒙和滿清外來統治並不能摧毀中華文明的傳統。近代從1840年鴉片戰爭始，以堅船利炮做後盾的西方文化，促使中國傳統文化發生震蕩裂變。辛亥革命，和隨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對儒家傳統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定隻有“科學”與“民主”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效仿西方，否定傳統，在近百年中，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而上世紀末的全球化終於將中國卷入了現代化過程。
我們顯然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吉登斯說：後傳統社會是一個終結，但也是一個開端，它會變成什麽樣子呢？這種社會秩序是一個全球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社會紐帶不是從過去繼承而來而是必須被製造出來—，這種社會是無中心的，因為它聚焦於新型的相互依賴關係。
無須贅述，可能性和現實性是兩碼事。但無可避免的是西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模板，這個模板要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與特定的傳統文化、曆史、製度發生碰撞和改造。
傳統具有一種有機特征：它們發展並成熟，或者衰微“死亡”。傳統也具有整體的實在性。傳統是有上下文的，是一個文化的結構整體。這就意味著，不能實用主義地從中抽取某些“精華”而摒棄自認為的某些“糟粕”。這種“取”和“棄”不僅對設定的目的徒勞無功，而且可能導致整個文化大廈的傾覆。因此，我們仍然需要整體的傳統。傳統也是動態的，它是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地被建構和被重新建構，並不存在一種經世不變的固化的傳統。傳統並不存在“精心保護”的問題。
模式並不存在。“現代化”事實上是屬於每一個社會從自身的傳統、曆史、價值中去索求解決危機以及進步的過程。傳統並不是畏縮、封閉、偏執與過時的代名詞。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並非從屬於雙向的、對立的邏輯，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互動過程。
西方資本主義體係一度給整個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結構，資本主義社會嚴酷的權力和社會關係沒有道義的成分。資本主義文明最主要的基因，是將實力征服理念尊奉為國家關係價值觀的核心。由於這一本質因子的裂變，由此引發了二次世界大戰。對內的殘酷原始積累，對外的戰爭征服和暴力掠奪。對人類存在構成災難的，就是資本主義文明自身孽生的無限度的貪欲。
今天人類麵臨的各種的災難，是西方文明的擴張和過度開發的結果，文明發展並沒有改變人類麵對的難題。巨大浪費與極度匱乏並存，貧富兩極怵目驚心。強者忙於巧取豪奪，弱者的反抗在不斷蔓延。西方文明打破了整個人類的自然進程，造成了人類曆史在短短幾百年中的突變。
麵對如此的整體性困境，世界陷入了一種萬事無解的局麵。政治臣服於資本，政治家們沒有自覺感知的揭示，也沒有奔走呼籲的天下意識。即沒有高遠的視野、也沒有開闊的胸襟來平衡人類的利益與價值觀念的衝突。頻頻舉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會議，圓桌上爭論的仍然是中世紀地主一樣的利益細節糾葛。
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導致的各種現代危機——資源危機、生態的危機、以及基於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的西方價值危機。世界已不堪承受現代範式的發展。西方價值已成了人類的危險之源，身為西方人的湯因比就認為，西方文化對整個人類來說，“在物質上是個災難，在道德上是一種罪惡。”
世界文明的發展陷進了極其罕見的沼澤期，人類文明怎樣才能走出這一困境？
東方價值能做什麽？
東方價值的整體觀認為曆史的演進不是線性，而應該是循環的。東方價值認為，萬事萬物在時空上都是相互聯係，互為因果的。一切行為都會產生後果。影響到自身和周圍。這些影響是直接或間接的，暫時或長遠的。這種整體的價值觀念是東方一切認識和判斷的起點。
東方智慧是關於生命、自然，關於終極價值的智慧。東方智慧的精神高於物質，並按照這種價值來設計社會秩序，安排社會生活。東方的知識是關於如何將外在自我轉化為內在自我；東方價值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斷完善，而不是物質的無限發展。
東方價值重精神、輕物質。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利潤和積累，而是為了需要。東方價值是有節製的，因為它的價值是一種精神取向，一種內心敬畏。東方價值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秩序，商人和科技人才不可能成為社會主流，這也是對科技和商業的製約。東方價值同西方的發展、創新、速度、效率價值是對立的。
東方固有的經濟是自然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育之以時，用之有節。”隻有在自然經濟狀態下，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與自然的修複才能達到基本平衡，由自然經濟產生出來的是樂天知命的心態。東方的智者認為，隻有自然經濟和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可以給人帶來安定，才是可持續發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
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入侵，東方社會將繼續遵循自然和精神取向緩慢演進，明清之際的中國人文學者都已經在探討有關社會的發展，新時代的意識已經開始在自覺地孕育。那種糾纏於“為什麽東方社會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為什麽中國會出現超穩定的封建社會結構？”之類的討論，完全是用西方的價值觀來看中國，顯得既狹隘又無知。
偉大的傳統遭遇現代的挑戰，現時的東方國家隻能按照現行規則，無可避免在現代範式上追趕西方，以從根本上取得與西方平等對話的權利，進而在觀念上影響世界。
東方國家在近代一直在進行著艱難的製度選擇，在節節敗退中堅守自己的價值。每一次曆史關口的選擇都與其文化價值相關。如何使東方在發展過程中保持平衡，以重建東方文化的主體意識一直在考驗偉大的東方智慧。
中國社會的發展，還處在早期現代性階段，傳統的東西與現代性共存共生。長久以來，乃至當下仍然不絕於耳的對於傳統的藐視，勿庸贅言，那種西方式的衝動。就如魯迅先生所喻拔著自己的頭發想要離開地球一般。
用什麽來約束市場和科技的盲目發展？用什麽來抑製如此眾多人口日益膨脹的物欲？現代性認為現代化帶來的災難隻能依靠進一步發展科技和強化市場職能來解決；而東方的邏輯則是，人類如果不改變目前這種以物質追求和個人發展為目標的價值取向，不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人類麵臨的各種災難隻會日益加深。
與西方民主和科學共同發展起來的是過度的個人主義，漫無限製的功利精神，日益繁複的訴訟製度，緊張衝突的異化心理。世界並不是越現代越好，也並非現代人更富於智慧。人類要想擺脫困境，必須重建人類價值，重建世界秩序：改變生產與生活方式，實現財富的合理分配。
中國文化的基因是內斂有節製的。中國在過去幾千年裏對周圍乃至整個世界的影響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證明了這種價值的曆史合理性。儒家傳統雖然在近代遭到了重創，但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人雖喪失了他祖先的俊偉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無論如何還有一點不同處。”隻要我們找回了傳統，也就找回了強國富民的精神之源。在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上，東方有足夠的智慧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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