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自飄零水自流

花自飄零水自流

　　李國文：新時期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短篇小說集《危樓紀事》、《沒意思的故事》等。長篇小說《冬天裏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近年致力讀史隨筆和散文寫作，著有《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說較早地以時空交錯的宏大結構反思“文革”曆史，反映改革開放；其隨筆談古論今，犀利辛辣，深受讀者喜愛。
　　
　　李清照，是個命運不濟的才女。她的這句詩，幾乎像讖語一樣，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試想，一朵飄零的落花，跌進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際遇，難以自主的命運，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寫照麽？
　　
　　紅藕香殘玉簟秋，
　　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
　　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這是她的早期作品，當作於１１０３年（北宋崇寧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歲，也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花自飄零水自流”，實在是句極不吉祥的讖詩，像埃及金字塔裏那條法老的咒語“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得好死”那樣，其應驗之靈之準，使得她的一生，簡直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而且，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

　　這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個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絞肉機中，一個無辜女詩人的悲劇。
　　故事得從１１００年（元符三年）說起，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個在中國曆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來。
　　１１０２年（崇寧元年）夏五月，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籍為“元?奸黨”。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順藤摸瓜，在劫難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黨”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
　　九月，宋徽宗禦書奸黨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師端禮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
　　１１０３年（崇寧二年）四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奸黨碑”。黨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１１０４年（崇寧三年）詔禦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１１０６年（崇寧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晝見，詔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
　　１１０８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禁至此稍弛。（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箋注》）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殺諍臣，不得殺讀書種子。是否如此，未見正史。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尚屬禮遇，不算那麽刻薄。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也就隻有宋朝的範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官，絕不是當擺設，充玩藝，起花瓶作用的閑差虛位。有職有權，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豔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閑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餘力，通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還有平反改正、落實政策一說。“元?奸黨”案，從１１０２年，到１１０８年，也頗符合當代政治運動“七八年來一次”的大限，實在讓人不禁感歎係之。曆史原來是一條環行路，敢情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麵再烙那麵，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雪，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趕上的，在哲宗朝元?年間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被打下去的噩運。

　　可是，“元?黨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才氣的文人，而“元?黨人”的對立麵，幾乎無一不是小人。一般來講，古往今來，君子是搞不過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話，無不心毒手辣，極盡刁鑽刻薄之能事。這種銘刻在石板上“元?奸黨碑”，就是中國一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隨後，在中國曆次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一手。

　　士可殺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對付知識分子，無一不是極盡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個人的遭遇。１９５７年，我到太行山深處的鐵路新線接受勞動改造。他們喝令我，必須端著飯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國文吃飯處”的木牌那兒進食。頓頓如此，天天如此，這歹毒的主意真虧他們想得出來？現在來看，他們當然不是從宋朝學來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惡的本質，都是胎裏帶來，都是無師自通自學成材的。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是不是也要捧著飯碗，到奸黨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開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麽好過的。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曆朝曆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偉大領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給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隻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捕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一個人才輩出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麽許多業餘警察的眼睛嗎？

　　我真為當代那些受到無微不至嗬護的美女作家額手稱慶，她們幸虧沒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眾多好色之徒的中國文壇，才有這份好運氣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裏，惟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太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讓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於副首相的高級幹部，隻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我不知道趙佶搞這次政治運動，會不會成立一個中央領導小組？如此今古一體的話，向來就是反蘇軾、反蜀黨、反“元?黨人”的趙挺之，這個急先鋒，不是這個機構的成員才怪？江青不就擔當過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嗎？估計，他很賣力氣，很受趙佶賞識，很快擢升為尚書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有倒黴者的同時，必有得利者。倘無論功行賞，誰肯去當打手？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麵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麵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年江青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後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弇州山人詞評》），這四字，大奇。我認為隻有個中人，過來人，才敢作此等語。因為其父王 (，藏有《清明上河圖》，嚴嵩的兒子想要，王不敢不給，但又舍不得，隻好搞了一份?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權奸嚴嵩，便找了別的借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瘐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於北宋詞林，實在是個異數。
　　她的一篇在中國文學史上，最為直言無諱的批評文章《詞論》，開頭處先講述了一個故事：
　　“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座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谘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闕，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

　　這位突兀而來的李八郎，淩空出世，滿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實也是她，震驚京師，征服文壇的寫照。
　　當這位小女子由家鄉山東濟南來到開封的時候，詞壇好比那曲江進士宴，無人把她放在眼下。當其時也，柳永，宋祁，晏殊，歐陽修，蘇軾，張子野，晏幾道，秦觀，黃庭堅……詞藻紛出，華章迭起，一闕歌罷，滿城傳寫。凡歌場舞榭，盛會宴集，勾蘭瓦舍，遊樂醵聚，或嘯，或歌，或唱，或賦，非蘇即柳，不是“大江東去”，就是“曉風殘月”，鶯鶯燕燕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為之喧鬧嘈雜，風光悉為須眉奪去，風流盡在男性世界。

　　這位新人不能不煞費躊躇了，第一，要麵對著性別歧視的詞壇；第二，或許是最主要的，來晚了的她，發現這桌文學的盛宴，已沒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學，有時比政治還勢利，比經濟還現實，錯失時機，偃蹇一生，滿腹才情，螢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機者，善哄抬者，搶風頭者，敢弄潮者，比較不那麽要臉的硬充數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別人捷足先登，後來者就隻有站著看熱鬧的份。況且，在文壇上，蹲著茅坑不拉屎的家夥，尤其不識相，哪怕連個屁也放不出來了，絕不提溜起褲子，甘心給別人讓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雲裂石，金聲玉振，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一舉點中眾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啞口無言，才會被人承認。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壇那張桌子上，擠進去一張椅子。我揣度她會覺得那很下作，因為她說過的：“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富貴”是物質，在李清照筆下的這個“富貴”，卻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壇討一口飯吃，那是巴爾紮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幹得出來的肮髒勾當，這位大家閨秀肯定不屑為之的。

　　盡管有關她的生平記載，缺乏細節描寫，更無繪聲繪色之筆墨，但從她這篇藐視一切，睥睨名家的《詞論》推斷，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寫也則罷了，既要寫，必定以驚世駭俗之氣，不主故常之變，初寫黃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讓開封城大吃一驚。

　　果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飛鴻掠影，石破天驚，“當時文士莫不擊節讚賞”（明人蔣一葵《堯山堂外記》）。
　　阮閱《詩話總龜》後集《麗人門》雲：“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雲：‘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
　　陳鬱《藏一話腴》甲集雲：“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
　　黃升《花庵詞選》雲：“前輩嚐稱易安‘綠肥紅瘦’為佳句，餘謂此篇（《念奴嬌／蕭條庭院》）‘寵柳嬌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據研究者言，同時代人對於李清照的評述，大都近乎苛刻，對其生平，尤多訾議。但從以上宋人評價，可以想象當時的汴梁城裏，這位新出爐的詩人，肯定是一個最熱門，最流行的話題。如曹植《洛神賦》所寫“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那樣令人感到新鮮，感到好奇。她的端麗形象，恐怕是北宋滅亡前，那末世文壇的最後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遠走之苦，戀念之深，綺麗的離情，委婉的別緒，無可傍依的憂愁，無計排遣的惆悵，字字句句，無不使人共鳴。全詞無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陰霾，籠罩全詞。這還不過是她飄零一生的序曲，嗣後，靖康之國滅，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艱難，孤奔之無助，更是無窮無盡的與政治扭結在一起的悲劇。甚至直到最後，死在哪年？死在哪裏？也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

　　盡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給文學史的不多的詞，很少的詩，極少的文章，無一不精彩，無一不出色。甚至斷簡殘篇，隻言片字，也流露著她的睿智。在中國文學的天空裏，李清照堪稱是女性文人中最為熠熠發光的星。

　　“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明人楊慎《詞品》）

　　“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張端義《貴耳集》極推崇其元宵《永遇樂》、《聲聲慢》，以為閨閣中有此文筆，殆為閑氣，良非虛美。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為詞家一大宗也。”（清人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個作家，一個詩人，能給後人留下充分的話語餘地，說好也罷，說壞也罷，能夠有話好說，那就不簡單，可謂不虛此一生。作品問世，不是馬上嗚呼哀哉，不是轉眼煙飛焰滅，而是說上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像李清照這樣，才是所謂真正的不朽。至於時下我等廁身之文壇，耳聞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無論個人吹出來的，還是哥兒們、姐兒們捧出來的，無論怎樣厚顏無恥，大言不慚，至多，隻能說是一種樂此不疲的文學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這首很政治化而無任何政治蛛絲馬跡的《一剪梅》，長期以來，是被看做一首閨情詩，一首思婦詞，被人吟哦傳誦。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還有編輯多情加上的題注：“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甚至還有更豔麗的演義，那塊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跡的此詩真本，到了元代，還被畫家倪雲林所收藏雲雲。如果真是這樣羅曼蒂克的話，那倒是適合拍好萊塢愛情電影的上好素材。

　　其實，這是麵對政治迫害的戀戀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訣別。不能抗命的無法逃脫，難以名狀的淒涼情緒，無可奈何的強迫分手，心碎鬱悶的長遠相思，就絕非泛泛的離情別緒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層次的悲恨怨憤。要真是“花自飄零水自流”，花歸花，水歸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無事的。可是，落花無意，流水有情，“雙打辦”也好，“清奸肅黨辦公室”也好，頻頻敲開她家的大門，不斷關切她何時啟程。於是，“遠遊”的，隻能是她。告別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齊州章丘，也就是山東濟南，飲她飄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時，北宋當局的腐敗政權，也開始江河日下地向滅亡走去。
　　也許一個臨近衰朽沒落的政權，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淩，越是國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窮，越是起勁地窩裏鬥。這種力氣沒處使隻有自相殘殺的遊戲，也是中國曆史上屢見不鮮的場麵。

　　而積弱的宋朝，到了中後期，舉國上下，不務正業，投入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的“黨爭”，耗竭國家之元氣，傷害國民之精神，製造人群的分裂，最後隻有不可收拾的亡國一途。尤其可惡的，正是這場“黨爭”，把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的優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稱為民族精魂的文學巨人，都卷了進來，一個個打得不可開交，一個個活得精疲力盡。求生尚且艱難，何暇顧及為文，遂釀成文化生機的停頓，文學發展的凝滯。

　　試想，在這場由皇帝發動的小人結群，君子蒙難，豺狼當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戰中，大廝大殺，徒費歲月的文人們，縱有蓋世的天才，也被無用功消耗殆盡，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蟲豸們吞噬一空。
　　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給北宋那些文學大師，相對平穩，無須旁騖，得以專心致誌寫作的時間；如果給李清照一個沒有驚慌失措，沒有危機四伏，能夠有充分發揮其文學才華的空間，以鍾靈毓秀之心，作美輪美奐之文；如果，說到底，沒有從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學生產力發展，長達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宋代文人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應該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遜色，說不定如盛唐那樣，也有一個盛宋的文學氣象。

　　真是那樣的話，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於隻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給後世了。

　　然而，悔則何益？“花自飄零水自流”，也隻能是無奈無聊的空歎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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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李清照.謝謝分享. -簡丹兒- ♀ (0 bytes) () 04/23/2010 postreply 08:04:46

• 千古絕唱從來都是伴著千古遺恨。 -依依漢南- ♂ (0 bytes) () 04/23/2010 postreply 16:2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