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殺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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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獻忠殺人考

張宏傑

　　張宏傑蒙古族，1972年生，1994年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就職於渤海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作家協會理事，遼寧文學院合同製作家。曾獲遼寧文學獎、東方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等多個文學獎項，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等多部著作。
　　
　　一
　　
　　崇禎十七年（1644）六月二十一日，重慶通遠門外的廣場上，三萬七千名明軍聚集。他們被編成百十個長隊，魚貫前進，到隊伍前的木案處，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隻手應聲而斷，留在案上，手指還在抖動。血如噴泉一樣從斷臂上噴出。執刀士兵一腳踢開他，喊道：“下一個，快點！”
　　這是明末農民起義軍張獻忠部在處理被俘明軍。六月二十日，張獻忠攻破重慶城。這是他入川之後的第一個大勝仗，全軍上下，興高采烈。張獻忠特別指示，雖然明軍曾經頑抗，但八大王此次寬大為懷，俘虜一個不殺，僅剁手為戒。
　　這些俘虜沒有理由不慶幸。但還有人希圖進一步的僥幸。農民軍明令伸右手，有人卻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攔住：“右手！”
　　於是兩隻手都廢掉了。
　　這些斷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們把恐怖像瘟疫一樣傳播到了四川省的各個角落。
　　
　　二
　　
　　明末農民軍領袖張獻忠雖大名鼎鼎，我們對他本人的了解其實很少。史家的筆墨都消耗在張的“殘酷好殺”上，關於其他事跡，鉤稽所得，寥寥無幾。
　　我們所能確切知道的是他出生於一六〇六年九月。那一年是明萬曆三十四年，正是萬曆皇帝的消極怠工愈演愈烈趨於極致的年代，明王朝的滅亡已在此時埋下伏筆。
　　他是延安人，是的，“陝北老鄉”，黃土高原上裹著白羊肚手巾麵孔黧黑兩頰酡紅一笑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的陝北青年。
　　出身當然是貧苦了。祖上是軍籍，也就是職業軍人，那個時代軍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賤業，“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到父親這一輩好不容易脫身出來，做了個走鄉串寨賣些針頭線腦的小販，母親則在農閑時節織炕席到集上去賣，補貼家用。從小應該挨過餓，受過凍，吃過苦，受過地主家的孩子欺負。這都是很保險的推測。
　　據說是和李自成一樣，被爹媽強扭著脖子送進私塾讀過兩年書。無奈天性和書本不親，坐不住。在私塾兩年和同學打了無數的架，大字卻沒記住幾個，父母無奈，隻好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裏的半大後生們廝混。
　　陝北定邊，民風剽悍，人們農閑之餘，愛舞刀弄棍，不隻為防身，也是一種娛樂。獻忠於此道頗有天分，練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膽大。“身材魁梧，剽勁果俠，聲如巨雷，麵目微黃”，朋友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黃虎”。野史說他，“陰謀多狡”，“及長，益無賴”。很快他就打遍四鄰八鄉無敵手，成了年輕後生裏“有號”的人物。農村文化生活貧乏，沒事時隻能糾集幾個同樣好勇鬥狠的朋友，到鎮上的小酒館，像《水滸》裏那樣，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兩角濁白酒，吃得酒酣耳熱，吹吹牛，“教量些槍棒”，說些“江湖上好漢們的勾當”，“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回來捎半斤殘酒，順路偷隻雞，偷幾把蠶豆，找個人家賭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媽一頓痛罵，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三
　　
　　考察張獻忠的性格，我們應該注意到以下事實：在投奔起義軍前，張獻忠的生活一直是失敗的。
　　張獻忠投身起義以前的確切經曆，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裏我僅僅打撈上了四個漢字：“捕快”、“邊兵”。
　　他的學生時代顯然不成功，大字沒記住幾個，因為愛打架，沒少挨老師的板子。進入官府，成為捕快，這對社會底層出身的他，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好機會，然而他沒能把握住，屢屢違犯紀律，最終被革職。走投無路投了軍，在軍營中他又不遵守軍紀，犯下了死罪。因為軍官陳洪範為其說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軍棍，被關入獄中。出獄後，窮無所歸，正值各地起義軍蜂起，遂投入起義軍中。
　　結合他後來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判斷，張獻忠有著一定的反社會型人格傾向。他不甘心居於人下，有著強烈的改變命運的願望。但他又容易衝動與暴怒，情緒極不穩定，不善自我克製，叛逆心理很強，尤其不善於與上級相處。這一切導致他在正常社會中屢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繼續太平，也許他一生會在監獄中而不是馬背上度過。
　　對他來講，生在亂世，生逢其時。
　　亂世有亂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顛倒，一切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
　　由軍人而變為“流賊”，張獻忠發現，他做了一個正確無比的選擇。在官軍裏雖然也有前途，但是畢竟有著森嚴的等級秩序，有著林林總總的規矩，更主要的，有著種種讓人鬱悶的腐敗、傾軋、不公。而在起義軍中，機會似乎更為均等，也更能讓人快意恩仇。勇氣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資本，上馬殺人，下馬飲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瀟灑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誰知道明天自己還能不能活著。為什麽不趁著心雄氣壯之時，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亂世梟雄，也不枉來人世一回！
　　
　　四
　　
　　投奔義軍之初，張獻忠和李自成一樣，不過是一個小小伍長。憑著智力、勇氣和天生的領袖氣質，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時在起義軍中出人頭地，成為獨領一軍的首領。李自成號稱“八隊闖將”，張獻忠號稱“西營八大王”。
　　張獻忠、李自成出現在史書上時，前麵總是被冠以“流賊”兩個字。時人總結說：“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衍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嚐據城邑為巢穴，故曰流賊。”
　　這一總結一點也沒錯。從崇禎三年到十七年，張獻忠度過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實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間，張部在陝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廣幾省間來回大幅度高速流動，縱橫上萬裏，不斷地進攻、逃跑、轉移，從來沒有固守一地。
　　流動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躲避官軍的追擊，一是為了“打糧”，即劫掠財物，以養活部隊。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們的節日，他們縱兵大掠，把豪門富室一掃而空，滿載而歸。當官軍追得緊時，他們就潛入深山，苦挨時日。他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謀生上，久而久之，他們從一群烏合之眾變成了遊擊戰的專家。他們行動飄忽，即戰即走，在官軍的包圍之中穿插來回，波瀾壯闊，驚險重重，也刺激無比。
　　“流寇”，是中國曆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起義軍普遍采用的戰鬥方式。從唐末黃巢大起義到太平天國前期，莫不如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農民起義戰爭的必然規律。因為在起義之初，農民軍與官軍在諸多方麵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後勤。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中後勤的作用至關重要。官兵有著強大的後勤支援，有帝國通過國家機器榨取的來自全國的軍餉。而農民軍由於素質限製，即使占據了廣大的地盤，也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隊伍，通過賦稅形式給他們提供後勤。他們的後勤供應，隻能靠“搶”。而流動作戰的第一個好處是不必有後勤準備。在流動過程中，農民軍打到哪裏，就搶到哪裏，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地對他們來說，隻是一種累贅。
　　除了後勤因素外，在人數對比、武器裝備、技術素養等方麵，起義軍也常常處於官軍的下風。他們通常無力與官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因此，遊擊戰就成了他們與官軍對峙時的必然選擇。麵對強大的官軍，農民軍取勝的法寶是分合不定，出沒不常。他們的作戰方針，與後來紅軍總結的十六字訣大同小異，無非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從這個角度來說，流動作戰是農民軍不得已的選擇。然而，從另一方麵來看，這種作戰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擋的魅力。流動作戰痛快淋漓，令人上癮。長期和張獻忠並肩作戰的羅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必）專土為?”

　　毛澤東對“流寇思想”有過準確的分析。他說：
　　“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隻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隻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張獻忠部正是這樣。在起義的前十多年裏，張獻忠似乎從來沒有過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他們迷戀上了這種冒險與流浪。
　　在張獻忠漫長的起義生涯中，我們隻找到了一次賑濟災民的記錄，那是攻下武昌之後，發楚王府金銀給饑民。除此之外，曆史上記載更多的是他的燒殺搶掠。他和李自成的區別：“老百姓對李自成往往開門歡迎，對張獻忠則隻有懼怕”。閱讀曆史，我們隻能得出這樣一個感覺：張獻忠部的這些綠林豪傑們似乎視被攻下的城市為自己囊中的財產，視城中的百姓為自己獵獲的獵物。如何處置，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定。一般來講，搜集完物資之後，他們會縱火，把一座繁華的城市變成一片瓦礫——他們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給明軍。
　　
　　五
　　
　　在諸義軍領袖中，因為性情投合的緣故，張獻忠最喜招徠亡命之徒。張軍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從職業軍人轉變而來的人尤多。這使他的軍隊的戰鬥力高於其他的烏合之眾。一位明朝軍官曾說張的部隊對於作戰是習慣成自然。每個人臉上身上沒有囫圇個的，鉛子、箭頭，處處皆是。他們皆不畏死，一聽說官兵來了，都興奮異常，聽說要打仗簡直和打獵一樣的高興。官軍正在觀望害怕，他們卻毫不畏懼，老於此道。
　　因為隊伍的骨幹由農民階級的邊緣分子構成，張獻忠部在明末諸軍中把底層階級的人格缺陷表現得最為明顯。換句話說，張部是受底層文化中的負麵因素影響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農民，我們的腦海裏立刻會浮現出羅中立《父親》中那個滿臉苦難、善良、堅忍的形象。在我們的思維定式裏，“農民”這個詞總是與“淳樸、勤勞、仁義”這些美好的詞匯聯係在一起。相反，與“富貴”這個詞距離最近的，卻是“虛偽”、“殘暴”、“為富不仁”。
　　然而，隨著深入閱讀明末四川的那場大劫，我的思維定式逐漸被打破。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由農民為主體構成的底層社會文化除了我們熟知的“質樸”、“自然”之外，還有著“粗陋”、“淺薄”，甚至“野蠻”、“醜陋”和“黑暗”的另一麵。農民們被貧窮和專製統治雙重鐐銬緊鎖著。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一群“殘缺不全的人”。
　　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
　　在正統文化中，“人命”起碼從理論上，在表麵上，是天地間最貴重的事物。“天地之間人為貴”、“人命至重”、“仁者愛人”等字眼充斥在儒家經典上。專製法律雖然殘暴，但對人命還保持著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全國所判的死刑，都要呈報給皇帝，由皇帝親自校核審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層思維中人命卻是不甚值錢的東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那些專一殺人害命的人渣，如賣人肉包子的孫二娘，居然成了底層人民的英雄。
　　他人的性命，在張獻忠眼裏，隻分有用和無用兩種。年輕身壯的，可以為自己衝鋒陷陣或者當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體弱的，對自己無用，所以一律殺掉。
　　當然，不殺也可以，因為殺人是一項費時費力的活。不過張獻忠卻樂此不疲，經常殺了一通後不過癮，覺得殺得不夠多，要“補殺”。《張獻忠陷廬州紀》載，張獻忠進廬州後，起先並未大殺。第二天在城樓上發現許多火藥，“隨報，八賊即動氣，大嚷曰：‘這蠻子養不家（即養不熟），我厚待你，這火藥就該說，並無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藥來營中，放火燒樓，又傳令進城補放火、殺人、捉人，一人不許放走”。
　　
　　六
　　
　　底層文化中的另一個嚴重缺失是缺乏對婦女的尊重，張獻忠部在這方麵表現一樣鮮明。
　　正如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分析的那樣，正統文化本身雖強調男女不平等，所謂“夫為妻綱”即為明證，但是正統文化還是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強調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賞在“夫為妻綱”基礎上的夫妻間的“舉案齊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層文化對婦女，卻是赤裸裸的賤視甚至敵視。正像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裏的黑幫老大所說：“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個中國底層社會男人幾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綠林世界裏，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別無用處。《民國時期的土匪》提到，一個匪首在行軍中僅僅因為妻子小腳走得慢，就毫不猶豫地一槍把她打死。
　　明末農民軍的首領們，把這種野蠻演繹到了極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魚腹諸山走投無路時，算了一卦，結果是大吉。卜者謂，李自成有帝王之分。於是，身邊人紛紛堅定了奮鬥下去的決心。大將劉宗敏立刻“殺其二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以從者”。
　　至於張獻忠對待婦女，那就更讓人無法接受了。
　　也許是受過女人的歧視或者傷害，張獻忠對漂亮女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報複心理，他經常說，“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征戰途中，不時有部下向他進獻美女，他通常留宿幾次就借故殺掉。攻占黃州後，他集中全城的婦女，然後挑那些年老或者貌醜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輕漂亮的，強迫她們去拆城牆。這些女人平時哪幹過這樣的重活，許多人手指被磨得鮮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牆拆掉後，張獻忠又命令士兵把這些人全部殺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戰役中，因久攻不下，張獻忠聽信了一個陰陽先生的話，到周圍鄉村掠來婦女數百人，“盡斷其頭”，倒埋在城下，露出陰部對著城上，想以此來壓住城上的大炮。這個辦法當然不好用，那次戰役，張軍一敗塗地。
　　
　　七
　　
　　祟禎十六年（1643）十一月，張獻忠占領了湖南全省和江西一部。這是他到那時為止起義生涯中占地最廣的一次，按理他可以以此為根據地，以圖霸業。然而此時李自成已橫掃北中國，北京也指日可下，一統帝國的大勢已顯。張獻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隻有及早放棄這塊與李軍接壤的地方，遠離李自成的臥榻，以待將來。
　　天下易守難攻之地，無過於蜀。張獻忠是個勇於決斷的人。崇禎十七年春，他率全軍溯江而上，準備“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因此有了六月二十日重慶城破的一幕。
　　經過十多年的流動宣傳，張獻忠部的威名已經傳遍半個中國。可惜，“八大王”這三個字是作為恐怖的代名詞被廣為傳播的。在許多省份，嚇唬小孩子的最好辦法是告訴他，再不聽話，“八大王”就會從窗子外麵伸進手來，把他抓走。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張獻忠部入蜀給四川人帶來的震動。
　　和傳說中廣大人民麵對起義軍總是歡欣鼓舞不同，四川人在等待張獻忠部到來的這幾個月時間裏，受盡了恐怖的折磨。越是亂世，謠言越多，三天兩頭有消息傳過來，說張軍馬上就要到了，於是百姓們扶老攜幼，匆匆逃到山裏。然而等了兩日，卻沒有動靜。這才發覺是一場虛驚。
　　省城成都更是亂成一團。在重慶與成都兩城陷落之間的一個多月，成都居民們日夜被恐怖所煎熬。史書記載，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成都城內都是處於歇斯底裏狀態之中，三更半夜時分，經常有人因為聽到風吹草動，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於是一城騷動，人們哭爹喊娘，四處躲藏，折騰大半夜，才發現是謠傳。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巨大的恐怖高壓下，張獻忠於八月初九日幹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城，對成都人來說，幾乎是一種解脫。

　　
　　八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並沒有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後，局部的殺戮當然在所難免。按照慣例，成都城內的王公貴族們大都難逃一死，大小官員被殺得也很多，史書忠實地記載下了他們的名字。但是卻找不到普通百姓們被集體屠殺的記載。
　　據說，城破之後的第三天，張獻忠曾經“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城外的）中園，將盡屠之。俄爾天上出現一片雲彩，如同龍尾下垂之狀，張獻忠以為祥瑞，遂免死”。（《蜀難敘略》）
　　這個記載聽起來有點離奇。不過，張獻忠並沒有大量屠殺成都居民，是可以確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沒有出現人們傳說的張獻忠據有一地後必然出現的大搶大掠大屠殺現象。四川簡州的一個秀才傅吉迪親身經曆了張獻忠據蜀，後來他在年譜《五馬先生紀年》中記載了他所見的張部所作所為。《五馬先生紀年》載，攻下成都後，張獻忠曾發兵附近州縣，“謂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歸順張獻忠部。“隨後即派偽‘都司’姓吳者、偽吏目姓田者下到吾鄉‘招安’。每人給以印信‘西國順民’四字，載於背上，兵不敢亂。”
　　九
　　原來，“流賊”張獻忠改弦易轍，打算由“流賊”變為“建國者”了。
　　揮師入川之前的十四年裏，張獻忠從一個普通叛兵成長為明末兩大著名起義軍領袖之一，由一個文盲變為中國戰爭史上留下不朽聲名的卓越軍事家。在崇禎十六年以前，他的軍力和聲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為最大敵人。十年之間，崇禎帝屢檢朝廷重臣，以舉國之力，大兵重圍。而張獻忠部卻越戰越強，並且在穀城複起後到入川作戰前，幾年間一度橫掃數省，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張獻忠”這個名字成了明帝國裏最恐怖的三個字，朝廷重臣們在與他的交鋒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好下場：或者是丟官落職，或者是死於戰場，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禎帝所殺。
　　十四年間，他三次投降官軍，又三次複叛，令官軍對他恨得咬牙切齒。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戰中，他有過多次潛伏深山，身處重圍，自以為命絕於此的困窘，也有過縱橫安徽、湖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據地稱王的輝煌。飄蓬如旋風的不停息的流蕩生涯，讓喜動蕩好冒險的張獻忠，也難免厭倦了。日複一日的戰鬥和奔走漸漸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轉眼，他已經接近四十歲，已經沒有太多青春豪氣可供任意揮灑。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
　　更讓他受到強烈刺激的是東邊的李自成已經開國建府，據地稱王，兵鋒直指北京，帝王大業已見雛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樣的“流賊”，長期以來一直甘拜他的下風。“初，自成無大誌，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肯從。”然而，從崇禎十三年經曆一次大的挫敗之後，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鮮明口號，不再騷擾平民百姓，專門以劫掠大戶來充糧餉，凡是帶不走的糧食，就用來開倉賑濟百姓。並且，不再打下一個地方搶了就跑，而是派官設府，建立和擴大自己的根據地，踏踏實實地向外發展。這不，僅僅四年，李自成就從一個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的最有優勢的候選人，成為注定要在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現在，他張獻忠畏於李自成的兵勢，也不得不開始奉“大順”正朔。
　　憑什麽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張獻忠做“中國人民之主”？難道他張獻忠有哪點不如李自成嗎？
　　有充分的史料證明張獻忠天資非凡。他作戰非常勇敢，“戰輒先登”，每次戰鬥都身冒矢石，親臨前線指揮。除此之外，他的領導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頗能吃苦耐勞，“夜嚐不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當時在大西軍的外國傳教士這樣描寫：“張獻忠人甚聰明，與士卒同甘苦，自由談話，表現坦白，溫情大量，慷慨態度，且嚐與屬下飲食。”
　　官方史書說張“陰賊多智”。據曾與張朝夕相處的西方傳教士在《聖教入川記》中記載，張為人“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令兩位傳教士“亦暗暗稱奇”。
　　論智力、膽氣、武勇，他張獻忠絕不比李自成差，差隻差在胸無大誌上。檢討自己十多年的起義生涯，張獻忠再一次深刻體認到自己最大的缺點是缺乏耐心，沒有長性。性格急躁剛烈，作風簡單粗暴，隻圖眼前痛快，缺乏長遠打算。當年在學堂裏坐不住，現在已經是威風八麵的“八大王”還是沒有多大長進。
　　不能再這樣成天沉溺於打打殺殺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張獻忠隻有俯首稱臣。雖然沒有讀過什麽史書，他也知道，李自成不會仁慈地對待他這個前競爭者。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在揮師入川前，他已經下定了“煉煉坐性”，耐心建立根據地的決心。
　　進入四川之後，張獻忠深深感覺到選擇入川是對了。川兵柔脆，這一路破重慶，據成都，派兵橫掃各府、州、縣和土司，大都望風而下，“州縣爭封府庫應偽命”。短短一年之內，除了遵義(當時屬四川省)和幾個邊遠土司以外，全川已歸張獻忠所有。
　　十幾年來頭一次，穩穩當當據有一個大省，前無勁敵，後無追兵。真是爽啊！“咱老子”也該嚐嚐“撫馭萬民”的滋味了。“咱老子”這回學學李自成，穩紮穩打，數年之後，未必天下不姓“張”！想當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不就是一個要飯花子出身嗎？現在，自己這個前“捕快”、“邊兵”也要開創朝代，在二十三史之後再加他個“大西史”！
　　恰在這時，李自成被清軍擊敗，退出北京的消息傳來。張獻忠聞聽，大喜過望。現在，頭上這座大山沒了，天下重新陷入紛亂，原本張李兩家爭鬥的局麵變成了李、清、南明、張四家，自己機會大增，如何不喜！
　　自從李自成開了大順朝以來，張獻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號。兩家一直保持著表麵的和和氣氣。現在，張獻忠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聽說李自成部的馬科進入川北，他毫不客氣，親率大軍，把馬科打了個大敗，趕回陝西。這是起兵以來，張李二軍第一次公開火拚。張獻忠對這次勝利非常得意，宣布把戰鬥發生地綿州改名為“得勝州”。
　　一六四四年冬十一月十六日，張獻忠正式建國於成都，國號大西，因為過去一直奉大順軍名義，一時不好轉圜，遂以“大順”為紀年，改元大順，獻忠稱“大西王”。
　　
　　十
　　
　　成都城開始大興土木，蜀王府裏進行大規模裝修改建，作為新朝的王宮。府中正殿為承天殿，府門外廊作為朝房，雕龍繪鳳，整飾一新。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書，又將義子四人加將軍銜，封第一子為平東將軍，令率馬兵征服山東、遼東、高麗、東洋諸國；封第二子為服南將軍，征討南省及暹羅、東京、西貢、南洋、斐利該等地；封第三子為定北將軍，征伐北省諸地及內蒙古等；封第四子為安西將軍，招撫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起義者的想象力有時驚人的雷同，數百年後，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時，同樣宣布，東王的任務是管製東方各國，西王的任務是管製西方各國，以此類推。)
　　獻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儀。獻忠掀髯大笑：“起來吧，龜孫們，弄得還挺像個樣哩！”
　　與大興土木相配合，張獻忠從搶來的女人中挑了三百個，作為妃子，養在後宮。又閹了一批孩子當太監。接著，又學曆代皇帝，命人們“恭避禦諱”，不準人們使用“獻”、“忠”二字，犯者殺頭。在全四川認真檢查石碑，碑文上的“獻”、“忠”字樣一律鏟掉，弄得一塊完整的石碑都見不到。
　　儀式舉行完了，後妃、太監、名諱這些他們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須要有的把戲都弄完了，接下來做些什麽呢？畢竟開國了，大家該當皇上的當了皇上，該當大官的當了大官，那麽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時一樣，四處燒殺搶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麽，如何治理呢？
　　張獻忠果然改弦易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強調軍紀。
　　正如各種資料所反映的，張獻忠建立大西國之初，軍紀確實相當嚴明，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產生活開始恢複，大西國開國之初，呈現一片興旺景象。這一段是張獻忠入蜀後軍民相處最融洽的時期。

　　張獻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開科取士。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張獻忠喜歡自稱武夫，舉止粗豪，稱王之後，發布詔書仍然用白話文。但是，張獻忠對讀書人卻非常重視，甚至一年舉行兩次科舉。
　　一年兩次科舉，已經不太嚴肅了，考試題也出得千奇百怪。有一次考試，張獻忠曾自己做了一道白話文的萬言策，評論曆代帝王，而以西楚霸王為第一。做完之後頗為得意，命令廣為頒布，讓廣大讀書人學習。一學之下，秀才們對考試更沒了興趣。而且考試把關不嚴，許多四六不分、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平時被人們稱為“不通先生”的不學無術之輩紛紛中了舉人、進士，無怪乎人們對此不以為然。
　　然而，幾乎四川省內所有的讀書人都來參加考試了。並不是他們積極踴躍，而是後麵有刀槍跟著。原來，張獻忠命令，所有的讀書人都得參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鄰裏也連坐。
　　
　　十一
　　
　　由於讀過幾年書，張獻忠有時以讀書人自居，對這些廣義的同學有時頗表現出好感。
　　昔日學而未成，今日卻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運的“大王”，所以張獻忠起義以來，對開科取士一直興趣濃烈。每攻占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時間時，他就要舉行開科取士，強迫所有的讀書人參加。親自出題閱卷，品評高下，決定名次。不過考取了通常隻是賞幾兩銀子，給個虛職，並不真正任用，似乎快樂隻在於考別人的過程。
　　張獻忠對讀書人的態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範。
　　如前所述，張獻忠其人非常聰明，而且深沉狡詐，人莫測其端。
　　張獻忠行軍打仗，非常善於用計，這一點他比李自成要強許多。他打出過中國戰史上許多經典戰役。史稱“張獻忠用兵最狡”。如崇禎八年(1635)趁元宵節期，以三百人為內應巧取鳳陽；十四年，假扮明軍旗號賺取泌陽；次年，扮裝主考學使和赴考諸生而輕取當時明軍吹噓的“鐵廬州”等。
　　張獻忠也像明太祖朱元璋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英雄洪秀全一樣，非常善於裝神弄鬼。朱元璋自稱會觀天象，洪秀全自稱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據記載，張“即位之初即妖言惑眾，謂親見天上，見有弓、箭、刀、矛等物。並謂奉上天之命，不特為中國之皇，且將為普世之帝。隨令百官仰視天空，百官等一無所見。獻忠謂今日天不清朗，故爾等未能見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顯奇異隻今天子獨見，以便將來代天行之”。
　　但是，不論如何狡猾，張的智慧畢竟都是些雞鳴狗盜的智慧，是來源於《三國》、《水滸》的權謀文化。史稱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從根本上說，他不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終生未能突破好勇鬥狠的綠林藩籬。他的眼光、胸襟與劉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遠，缺乏基本的治國策略、用人能力、學習能力和管理水平。這個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和明王朝的創始者朱元璋在出身、經曆、喜好，特別是殘暴、野蠻、自私等諸多方麵驚人的相似。然而在學習、用人、戰略眼光上，二人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朱元璋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軍打仗的間隙，能夠不間斷地自學，後來不但熟讀經史，甚至可以作出相當漂亮的文章。而張獻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終，一直到死，也沒認住幾個大字。朱元璋起兵之初就懷抱天下之誌，每到一地，必先延攬人才，把一大批有識見的知識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大大提升了自己這個團隊的知識素質和策略水平。而張獻忠在讀書人麵前，卻總是感覺不太自在。他的團隊中唯一的一個舉人汪兆齡卻是一個流氓化的知識分子，唯以琢磨張的心思為務，後期唯知投張所好，不斷勸說張獻忠大開殺戒，最終失盡人心。
　　他張獻忠在刀槍麵前，從來沒有眨過眼睛，可卻永遠弄不明白讀書人腦袋裏那些深奧的東西。在他們麵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這使他對讀書人的態度非常矛盾。他取中了狀元張大受。此人儀表堂堂，張獻忠“一見大悅”，賞賜非常，又賜宴，歡聚一日。大臣們也在旁邊交口稱讚張獻忠取中了人才，將來必然會“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獻忠十分高興，“複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第二天，張大受入朝謝恩，通報人報上名來，張獻忠聽了，忽然皺眉道：“這驢養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老子。”大臣領命，到宮門口把張大受捆起殺了。
　　他和這些文質彬彬的人怎麽也親近不起來。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讀書人最怕的。可他們也僅僅是因此而怕他。這些恪守“三綱五常”的讀書人對他這樣的“叛賊”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們會帶頭起來造他的反。所以，在大西國裏，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書生。在四川科舉取士，對他來講，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把這些讀書人控製起來，防止他們在地方上“造亂”。所以，考過之後，絕大多數人都不予任用，隻令在八大王身邊侍候，寫寫公文。而且，考完之後，不管中與不中，都不許回家。
　　這樣一來，許多讀書人都燒了書本，脫了儒服，不敢再以書生自居。《五馬先生紀年》作者傅迪吉的父親一看讀書容易惹是生非，遂命迪吉棄書從商。“家大人有鑒於此，恐冒讀書之名，貽不測之禍，遂命廢業貿易，以免人口實事也”。
　　
　　十二
　　
　　素質問題，是曆代農民起義軍領袖的阿喀琉斯之踵。
　　無庸諱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們大都在無“餘粟”、“餘力”、“餘智”的條件下長大，沒有條件接受教育，發展智力。因此，大部分農民領袖都習慣於淺層思維，缺乏係統思維和抽象思維能力。他們目光短淺，見解狹隘，缺乏想象力，隻恃一時之勇，缺乏治理一個國家的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識儲備、人格素養和智力基礎。他們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這也就是為什麽數千年間千百次農民起義裏，隻有劉邦和朱元璋兩個人最終從社會最底層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出身社會底層的英雄豪傑，結局不過四種：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無聞地死於槍林彈雨之中，這是絕大多數起義首領的結局，比如明末起義那百數十名外號各異的首領。二是雖一時據地稱王，掀翻了舊王朝，而戰鬥成果終於被貴族們奪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綠林首義，豪傑紛起，結果卻是把宗室劉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崗寨程咬金們雖一時做了皇帝，最終還是被諳於統治術的前貴族唐王李氏收服。三是距一統天下隻差幾步之遙，卻終因素質太差，抵禦不住金錢美女的誘惑，意誌崩潰，沉於酒色，最終亡國，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四則是隻會攻城略地，四處流動，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黃巢。
　　張獻忠也遇到了黃巢的問題：策略缺乏。
　　建國之初，大西政權麵臨的最嚴重問題是治安問題。
　　由於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張獻忠雖號稱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和過去一樣打的“猴子掰包穀”式的“陷不留守”的戰鬥，他隻是在每個州縣任命一兩名軍人做地方官。由於信不過讀書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並沒有到各地去充當吏員，因此在這些地方他的統治隻是名義上的，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隻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製比較穩固的地區。史書的一些記載：“獻忠當時竊據者，川西錦城一區耳。”“獻忠擁兵數十萬，……而其威令所懾服者，不過成都前後十餘縣耳。”這些，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沒有紅軍式的基層政權建設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大部分百姓還是把張獻忠當做“流賊”，隻是懾於張獻忠的威勢，而不是真正心悅誠服。所以，張獻忠的統治極不穩固，麵臨的反對勢力非常強大,在他實際控製地區之外，有無數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武裝與他為敵。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隻是曆代專製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個是警察管製，一個是暴力鎮壓，一個是特務統治。

　　張獻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像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戰鬥力。他們迷信“隻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在他控製的地區嚴厲實行保甲製度。如在廣元，“城中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遺漏一名”。為了保證首都成都城內的安全，張獻忠做了更為嚴苛的規定：
　　首都成都的四個城門，不許擅自出入。凡城裏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馬司遞申請，申請裏得寫明某人到某處，左右鄰居是誰，由某人擔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鄰居及保人斬殺，再不回，則取這家人口，不拘老幼，盡行斬殺。城外入城辦事者，要在左臉部蓋上一個印章。出城時，如果印章被汗水衝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則立刻斬首。
　　與此同時，張獻忠還大行特務統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裝成老百姓，遊串大街小巷，偵聽人們的思想動態。發現在“訕諷新朝”的言論，立刻綁走治罪。以至“雖至親遇於道，不敢相問慰，遙望即各低頭去”（《蜀警錄》）。一天夜裏，一個男人在家裏和老婆絮絮叨叨講鄰裏的瑣事，女人說他：“天這麽晚了早點睡吧，淨說些張家長李家短有什麽用！”
　　第二天，這個男子就被捕了。張獻忠聽了匯報之後，掀髯大笑，說：“這是說我（張）家長，李自成家短。沒事，是良民，放了吧！”
　　我不得不說，與地主階級鬥爭十分堅決的革命者張獻忠，他統治勞動人民手段的野蠻下作實在大大過於曆代反動統治者，甚至最野蠻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樣，暴力對張獻忠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張獻忠有時策略性地拒絕理性，因為他深知對非理性的恐懼深植於人性之中。當一個人有足夠的實力蠻不講理時，他最容易得到無條件的順從。
　　
　　十三
　　
　　張獻忠麵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吃飯問題。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於敵”，“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閑屯種”。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建國，然而，張獻忠在國家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於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國家”之內強搶。 “獻賊每五日十日發人采糧，如一人不回營，領人管隊小剝皮（又自創為小剝皮法，將人兩肩膊皮自背溝分剝，揭至兩肩，反披於肩頭上，不與親戚人等與飯食，趕出郊外，嚴禁民間藏留。多有棲古墓月餘而後氣絕者），同伴俱斬。”
　　所打之糧，首要的目標當然是地主大戶，可是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人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階級敵人。而是見糧就搶，見豬就殺，見人就綁，綁起來用火燒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糧地點。見到路上行人端著一碗米，也“殺而奪之”。
　　正如“文革”結束不久一本頌揚張獻忠英雄事跡的傳記中指出的那樣：“張獻忠在四川的兩年多時期中……據我所見到的材料，張獻忠沒有采取過一項直接的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擺在麵前：糧食何在?過去流動作戰，靠在各地‘打糧’，如今一住兩年，地主和官倉的糧食很快吃光，幾十萬軍隊不能空著肚子，這就必然要從廣大農民身上取得糧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農民戰爭的書說得更清楚一些：“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西政權在四川沒有實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賦稅的政策。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是依賴沒收和打糧。當時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軍出外打糧的情況。明末社會中，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農民的利益。如果說這種做法在流動作戰時期還有它的合理性的話，那麽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繼續這麽辦就必然走到難以為繼的地步。”
　　許多大人物一再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老實厚道的農民們什麽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餓死。張兵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張獻忠入川之後，兵鋒所過，大部分四川農民都逃入山裏，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農民在大西軍打糧隊橫行之時，進行經濟生產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蕪，百姓益發大量逃亡。
　　在這樣的統治之下，“最好的老百姓”們不擁護這個“自己的政權”也是情有可原。
　　
　　十四
　　
　　張獻忠的第三個問題是軍事優勢的喪失。
　　在明末諸雄中，張獻忠部能脫穎而出，橫行天下，據地開國，最重要的因素是張獻忠出神入化的遊擊戰術。
　　在張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付，去來如風，一日夜踔數百裏”。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時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
　　因為擁有強大的騎兵，史稱“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如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雲‘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墜其術中而不覺耳”。
　　速度帶來主動。而“主動”是取勝的關鍵。張獻忠部慣於“以走致敵”。張獻忠一生不打防禦戰，在進入四川之前，他的戰略原則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動作戰。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從不死攻一城，他們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相比之下，明軍則要笨重得多。他們處於明處，每個據點都要駐兵，永遠處於守勢，戰線拉得很長，“我(指明軍)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他們被龐大的後勤所製約，被起義軍拖著走，要圍困不住，要追追不上，經常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正如張獻忠農民軍所唱的：“前有邵巡撫，常來團傳(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然而，據地開國後，形勢完全變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處把守自己的國家。不但是邊境上要列重兵，每個城市都得駐兵來鎮壓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作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賊”，張軍聲勢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處，張獻忠發現他的軍隊就如同一把米撒進大河裏，轉眼不見蹤影。因為無那麽多兵力可分，他隻能在每府每縣，象征性地駐上那麽千把人。甚至有的縣，隻有縣令一個人是指派去的。這是他之所以不能確切占有邊遠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戶部主事張紹彥說：“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這確實是至理明言。張的軍事優勢正在流。一旦靜止下來，由進攻變成防守，張軍的劣勢一下子就顯露出來。過去他主動，敵人被動，現在敵人處處主動，他處處被動。在停止流動之後，他們被迫打自己不擅長的防禦戰。張軍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淩厲銳氣消失了。由於戰線越來越長，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現越來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環節。那些過去不堪一擊的手下敗將現在一個個又變得強大起來。
　　
　　十五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軍事上就出現了敗勢。一六四五年春，明將曾英突破川東防線，進入四川，攻占了重慶。張獻忠忙派劉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個大敗。不久，明朝將領先後占領了四川東部和南部的綦江、宜賓等重鎮，逐步開始向川西平原蠶食。
　　一開始，張獻忠尚不以為然。勝敗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間，他曾經無數次走投無路，不也過來了嗎？他毫不慌張，派出人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發現不對勁了。他麵對的不僅僅是明朝正規軍的進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權的統治下，我們見到了曆史教科書上見不到的現象：對起義者的再起義。看到張獻忠出現敗勢，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戶和原地方官的領導下，紛紛起來，“擁眾據城邑，保村落，駐山穀，拒險寨者不可勝數”。“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在南充，原舉人鄒簡臣“潛與順慶豪傑倡義，建‘中興’赤幟於江滸，數日眾至十餘萬，軍聲大振。賊卷甲遁，恢複順慶十餘城”。“渠縣進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順慶譙、馮二姓，潼川楊先誌、林時泰，詹州陳鐵腳，嶽池劉武舉俱起義兵。”川西原明朝軍官朱化龍也“斂兵自守”，割據一方。黎州土司十六歲的馬京起兵反抗，“得兵萬餘，恢複雅黎”。在張獻忠實際控製區內的百姓也紛紛起義，“起義兵斬偽令者所在皆是”。後來竟弄到這樣的地步：“成都百裏外，櫌鋤白梃，皆與賊為難。”
　　越來越多的人踴躍參加官軍。《蜀警錄》載：
　　“曾英至重慶，駐兵江上。招集難民入伍，舳艫百裏，旌旗蔽江。”明軍的勢力迅速壯大起來。
　　
　　十六
　　
　　張獻忠始而有條不紊，繼而手忙腳亂，終於驚恐絕望。
　　十多年提著頭櫛風沐雨，身先士卒，雖然艱苦，卻也快意。勝也勝得痛快，敗也敗得幹脆。如今住進了皇宮，開辟了帝業，卻陷入了無邊無際的焦慮煩惱之中。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他還沒有學會治理國家這個需要同時處理多種事情的彈鋼琴的藝術。日理萬機，千頭萬緒，百爪撓心，中心如焚，壓力從四麵八方朝他一個人壓來，幾乎要把他壓得粉碎。從各個方麵傳來的消息，都是警報和敗績。按起葫蘆起了瓢，好不容易鎮壓下一處，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圍燃起。
　　最初的新鮮勁過去了，現在他越來越懶得上朝，脾氣也越來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頭上戴的那頂鑲滿了寶石的金冠摘下來，扔到地上，用腳上去一頓亂踏，踩得稀爛。旁人看得麵麵相覷，誰也不敢上去勸。踩完了，把旁邊侍衛的大簷布帽奪過來，戴在頭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還是戴這個舒服。”
　　他越來越懷疑揮兵入川是個錯誤。初以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們是柔而不脆，一時望風而倒，終久卻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評論的那樣：“乃西川人性戇愚，特明順逆，不量勢力，不肯被不義之名，故其所置郡縣賊吏特以兵威迫脅，民勉聽從；兵才他適則群起而殺之。”
　　這個時候，張獻忠軍中擄獲了兩名在四川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分別是意大利的利類思（原名Ludovicus Buglio）和葡萄牙的安文思(原名Gabriel Magalleans)。他們分別於崇禎十年和十三年來華，崇禎十五年進入四川傳教。他們被張獻忠留在身邊，相處一年多。逃出張軍後，他們把所見所聞寫成《聖教入川記》一書，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記載。
　　兩位傳教士回憶，隨著軍事上的失利，張獻忠的酒越喝越厲害，也越來越依賴看著他人流血來尋找一點刺激。他們經常見獻忠發脾氣，誰也不能勸止。某日，張獻忠心情不好，“即殺軍官三員，宣其罪狀，謂伊等在席間高聲談論絕無顧忌”。某日“又殺文官一員，謂其吸煙太多，精神疲憊”。“又殺太監七名，謂有多數軍官在朝私語，該太監等溺職不報，罪當斬決雲雲”。無論是宮內男女還是大小官員，隻要稍不如意，即處以絞刑、斬首，或淩遲碎骨。神父們的好友、禮部尚書吳繼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馬匹給各軍，請示獻忠開列名單，以此細故而觸怒獻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為獻忠所寵，因為冬至節祀天，未遵獻忠令讀條文，以致冒犯獻忠，被鞭打至死。還有位官員，因諫獻忠少殺無辜，而被獻忠重刑處死。
　　因為酒喝得太多，精神也出現不正常的征兆。那一天，獨坐飲食，喝悶酒，忽然見到空中伸出千百隻人手來奪自己案上的食物，嚇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麽都沒有了。
　　舉杯銷愁愁更愁。張獻忠的心情不斷墜向深穀，零星殺戮漸漸變成集體屠殺。他平生極為厭惡官場風習，甚至對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製不住厭惡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將孫可望遠征凱旋，張獻忠部下的文官們按明朝官場舊例，出城遠迎，進獻賀禮，遞“連名狀”。張獻忠聞知，“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有一次，因一點小小過錯，株連殺掉了自己屬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勸他說都殺光了誰還為他服務，他說：“文官怕沒人做耶？”
　　
　　十七
　　
　　瘋子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瘋子。
　　張獻忠就是這樣。眼看徹底平亂無望，張獻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計。
　　雖然他通過科舉，已經把大部分讀書人網羅進城市嚴加看管，但漏網之人畢竟還會有不少。全川大亂，這些不安分的生員秀才顯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張獻忠覺得很有必要對讀書人再進行一次大清洗。
　　一六四五年夏，大西皇帝張獻忠在全川境內發布“選舉考試令”，以國家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讀書人一律赴成都應考。考取者，將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軍人搜查，百姓檢舉，如果不出來應考，本人全家斬首，不報告的鄰居連坐。
　　由於知道張獻忠喜歡搞科舉，所以川人並不以為異。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軍令嚴明，紛紛整理行李，帶上家人仆從，“諸生遠近爭赴”，住進了大慈寺。進去之後，就不許出門，關押起來，一如囚犯。
　　一個月之後，各地報告，生員已經齊聚。於是，張獻忠采取行動了。參加過這次“考試”的一個年幼的考生叫歐陽直，他後來寫了一本《蜀警錄》，記載他在那場大亂中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遭遇。據他記載，“讀書人來齊了那天，自大慈寺門到成都南門，兩旁各站甲士三層。在寺門口設一長繩，離地四尺，張獻忠親自邊上‘驗發’”。如果此人年齡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張獻忠看著順眼，想留下來用，就命令站到一邊。除此之外，即屬檢驗合格，準許出發。“於是，每發一生員通過，前麵有一人，手執高竿，懸白紙旗一付，上書某府某州生員。教官在前，士子各領仆從行李在後，魚貫而行，以為是去赴考場。到城門口，打落行李，剝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牽在南門橋上斫入水中，師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盡赤，屍積流阻，十餘日方飄蕩去盡。”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幾名年齡幼小，張獻忠看著喜歡想留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萬七千人，全消滅了。本來歐陽直也在被屠殺的行列裏，獻忠看到他年幼，留作書記。直到獻忠在鳳凰山犧牲他才乘機逃出。故他的記載應是可信的。
　　其次消滅的是“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沒有人比張獻忠更熟悉農民運動的規律，他知道，農民們是一堆幹透了的柴火，而這些有些知識，見多識廣，愛動腦筋的人就是一個個危險的火種。曆次起事都是由於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廣大愚民才起而響應。所以，此等人亦應作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後快。所以，張獻忠亦采取欺騙手法，“托言齋醮，或考試，或興大工之類，至則皆死”。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殺死和尚二千多。
　　
　　十八
　　
　　然而，殺了這些火種，卻沒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這些四川人，簡直是殺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後繼，與他張獻忠為難。一旦那些從窮山大野裏殺出來的叛亂武裝攻向城市，城裏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裏應外合，群起攻殺守城的張獻忠軍，歡迎那些“再起義”的隊伍。
　　張獻忠征戰十餘年，從未見過這樣的百姓。在其他各處，百姓對他都是俯首帖耳，戰戰兢兢，唯蜀人“忘恩負義”。他不解地問部下：“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屢撫屢叛，將若之何？”他忘了，他以前殘破一地，最長不過數月，而今他在四川據守時間如此之長，措施如此之烈，百姓們除了造反，已經沒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
　　分析各地情報，各地城池失守，城市人民做內應通風報信起了關鍵作用。這樣一想，他覺得成都城內處處都是危險。他從這個城市人民的表情上早已讀出了他們內心的怨恨。他越想越怕，幹脆從成都城裏搬了出來，住到了當初蜀王在城外的別墅“中園”裏。

　　丞相汪兆齡摸透了張獻忠的心事，他說：“ 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則然矣……而蜀人德不知懷，威不知畏，屢撫屢叛，是蜀人負皇上，非皇上負蜀人也……以臣愚意，莫若先將在城人民，盡行屠戮……此製剽悍安反側之善策也。”
　　張獻忠深以為然。恰值一六四五年十一月，大西軍在漢中前線連連失利，清軍節節進川東，川南又逐漸為南明軍隊攻占。張獻忠決定，剿滅各地城市人口，以徹底消除內應。
　　兩名傳教士較為詳細地記載了屠戮成都的過程。以下是他們的敘述：
　　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獻忠打算剿洗全城居民。他事先安排好一個探子大張旗鼓地跑進城來匯報，說一路敵軍大隊將到，須當操練兵馬，以作禦敵之計。第二天，張獻忠動員人馬，做出將赴戰場的姿態。他先召集各營軍官，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開了一個會，傳達了“剿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命令說“成都百姓已暗通敵人，勾引大隊入川，故當剿滅此城居民。爾等各宜秘密準備，不得遺漏軍情”雲雲。眾軍官會後回營，預備明日大屠之事。
　　第二天，兩位傳教士見張部大軍軍隊紛紛出城，聚集在城外的空地上，尚不知他們要做什麽。不久，傳令兵來到，通知各官員並通知兩名傳教士，今天將發生大的變動，各官員應該保護好自己的家人老小，否則出了事後果自己承擔。二位傳教士這才猜出獻忠想做什麽，急忙奔回寓所，想救護自己的幾個傭人。然而傭人們已經被軍人搜出帶走，他們撲了一個空。
　　這時，城內居民除了大西國官員家屬外都已經被挨家挨戶搜出，驅趕到成都南門及東門外。利類思跑到南門城樓，安文思來到東門城樓，希望勸說站在這裏指揮的軍官先不要殺戮。兩個外國人的比比劃劃當然不起什麽作用，兩處已經開始殺人，“無辜百姓男女被殺，呼號之聲，懼絕心目，血流成渠”。
　　開始屠殺不久，張獻忠親自率馬隊來到南門外沙壩橋邊，親自觀看屠殺場景。老百姓一見獻忠到來，“皆跪伏地下，齊聲悲哭求赦雲：‘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我等無軍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雲雲”。張獻忠絲毫不為所動，反而破口大罵四川人忘恩負義，私通敵人，自尋死路。“隨即縱馬躍入人從，任馬亂跳亂踢，並高聲狂吼：‘該殺該死之反叛。’隨令軍士急速動刑。”於是數萬士兵一齊動手，被殺之人越來越多，呼號之聲越來越稀，最後，舉目四望，隻見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屍體覆蓋，“息靜無聲”。“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
　　中國史書還提供了傳教士沒有提及的一個細節：張屠成都時，天陰欲雨，雷聲大作。張獻忠“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又以雷嚇我耶？’用炮還擊之”。
　　
　　十九
　　
　　張獻忠也許是瘋了，問題是為什麽他的數萬部下居然依然對這個瘋子俯首帖耳，一絲不苟地執行這個瘋子的任何瘋狂指令？
　　這就是東方集權體製的威力。這個體製的特點就是沒有對最高權力的製約機製，因而會把一個人的英明放大為全體的勝利，把一個人的瘋狂放大為全體的罪惡。在張獻忠之前，有朱元璋出於一己之私，大肆屠殺功臣，而幾乎所有功臣都老老實實地引頸受戮。
　　至於張獻忠部那些手持刀刃，整日像切瓜砍菜一樣砍殺無辜居民的普通士兵，他們執行這些任務時，內心究竟是什麽心理狀態呢？《隨軍記者回憶錄》裏有對參加屠殺的日軍的采訪，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幾百年前的張軍。“因為經常在戰場上置身於大批的屍體和血腥中，神經都處於麻木狀態了。還不能不承認，每當看見那些大批倒下的日軍戰死者，就會引起一種一心想對敵報複的複仇心，就會閃出嗜虐心理。”
　　那些農民出身的張軍，當然明白他們所殺的人完全無辜。他們不是在報複心的驅使下舉刀的，所以殺人時，他們內心所有的，隻是麻木、司空見慣、“因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中國農民存在於世界上的全部任務是做提供剩餘產品的“順民”。如魯迅所說，曆代統治者隻恨沒有如細腰蜂一樣的毒針，否則他們決不憚於把農民們變成沒有大腦隻會勞動的青蟲。長久地被自然、宗族、政權和意識形態捆縛，使農民們失去了自我意識。農民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都處於沉睡狀態。他們即使團結起來，也隻能成為別人的工具。
　　在後麵，我們將看到，張軍在聽到命令把刀鋒對準自己朝夕相處的戰友時，也一樣的不折不扣。這些因為天翻地覆而從任人宰割的羊一變而成為凶惡無比的狼的農民，骨子裏還是充滿著“順從權威，避免思考，永遠隨大流”的羊性。即使在張獻忠逝世，他的繼承人們改弦易轍，不再濫殺無辜之後，他們依然奉張獻忠為故主，一口一個“老萬歲”。
　　
　　二十
　　
　　在讀有關張獻忠的史料時，我始終懷著高度的警惕性。起初，對於關於張獻忠殘暴的記載，我大多不敢相信，因為那些作為，實在是承平時代的人所無法想象的，不敢相信人類能做出這樣的事。畢竟，史書之中，郢書燕悅、誇大其詞之處太常見了。然而，隨著相互印證的資料越來越多，我不得不改變對人性可能性的看法。
　　在血洗成都前後，各地的洗城工作也在進行。我們還是來看一看簡州的洗城是如何進行的。
　　本來，簡州久已安定，並沒有人起兵反對。地方秩序如此之好，以致棄學經商的傅迪吉甚至受了兩個堂弟的鼓動，在附近鄉村購買了一批綢緞，運到簡州城裏，準備販賣給駐紮在州城的起義軍，賺一筆錢。也該他倒楣，十一月初三日，剛剛入城，就趕上張獻忠從成都發兵，把簡州城四麵圍住，然後進城搜檢人口。他在《五馬先生紀年》中詳細地記載了他驚心動魄的遭遇。
　　看到張軍入城，他和幾個親友急忙藏了幾來。“少頃，賊兵全部湧入城中，無分男女，見人就鎖。諸母姑輩匿於床下，餘一人僅有茅草二捆遮身。”傅迪吉驚恐無措，事後總結經驗教訓，告誡後人不要住在城裏：“可憐城中遇難，與鄉間大不同；若在鄉間，縱逃不出，猶能東奔西走也，有須臾之緩，城中寸步難移，惟束手待斃而已。從來一治一亂，天道之常，後之人當以此為鑒，亂世切莫居住城池。”
　　然而，張軍都是搜查的好手，這些承平已久的百姓如何能躲過張軍的眼睛。“少頃，無數賊兵將我諸母姑輩於床下搜去。
　　所有城內居民都被押解到城門外的河邊空地上，他們在這裏度過了恐怖的一夜：“其時天色已晚，牆上河邊塘火齊起，勝如白日。都督住紮城樓。起更之時，眾人坐下。人擠太緊，果然無容足之地。幸喜我正在人群當中，四麵圍得千層，得免受張軍的苦楚。那些離張軍近的人，張軍將棒亂打,猶不致死。後麵坐在城牆下者,被牆上的張軍推倒城牆垛子打爛而死，眾惡賊遂拍掌大笑，以為取樂。傷哉傷哉，此日之天道安在哉?”
　　“二更時，張軍困倦睡去，慘劇才止。每塘火止有三四人暫守，不見吵鬧，隻聞張軍歌唱之聲。雞鳴時，始唧唧有人語，細聽之，乃吾州中老人與少者言：你們年少，或有人選上，或還有生路。我們年老，天明即死!”
　　第二天一早，起義軍在北門外眾人中選人。“初四日黎明，眾兵果來選人。眾人爭先求售，亦不中用也。”傅迪吉幸運地被選中參加了張獻忠軍。
　　選過人之後，剩下諸人，對起義軍來說沒有用了。於是大開殺戒。“複聞舉號三聲畢，大叫各營傳兵殺人。登時隻聞刀響，大殺逾時，與昨日不同，久之屍滿大壩，無人可殺，住刀。隨拖死人下河，河麵不知堆積幾層。及視牆下，所存甚多，猶難計數。”
　　殺完人後，“起營回州，將前留婦女盡殺，上成都去了，謂之卷塘”。
　　
　　二十一
　　
　　張獻忠控製區內的各地城市人口剿滅淨盡，他又從郊區強迫村民們入城。畢竟，城市裏還需要有人為軍隊服務。

　　雖然花了如許兵力人力來剿城遷人，四川各地也不見平定。在清軍、明軍、各地再起義軍的攻勢下，張獻忠屢戰屢敗，接連幾個月沒有打過一個勝仗。張獻忠挺不住了，他無比懷念起了當日的流寇生涯。放棄四川，到他處重新開始的念頭越來越強烈。
　　然而又不甘心這樣走。因為實在是太恨四川人了。好，你們不是反對我們嗎？把你們都消滅了，變成一片赤土。張獻忠決定屠蜀，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滅之，無使他人得”。在撤離四川前盡量把四川人殺光，留給敵人一個空省。
　　這是古往今來最宏偉的屠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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