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閔良臣
自互聯網普及一來，新詞層出不窮，其中一個詞叫“憤青”。憤青，本來有年齡時間限製——往往指“小青年”段。可後來人們發現，這個世界上，“憤青”一詞並非專為年輕人設計的“頭銜”，而隻要符合“憤”的標準，都可送上這樣一頂“桂冠”，也不管其青與不青。於是，僅就我所知道的，像畫家陳丹青、北大教授李零等都獲得過這個“稱號”。而在自己眼裏，“憤青”也並非什麽貶義詞。至於網上稱之為所謂“左憤”們，在本人看來，簡直不值一提，故不在本文所議範圍之內。
其實，可以稱得上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兩個“憤青”，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胡適。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魯迅“憤青之語”多多，別的不說，單說有教授就認為魯迅不該在《狂人日記》這篇小說中說他在燈下翻看中國曆史，居然從字縫裏看到的，滿篇都隻寫著兩個字，這就是：吃人。是啊，一部中國曆史，怎麽可能說隻會是“吃人”二字呢？可這位聰明的教授忘了，魯迅這是在寫小說。這是一種藝術。藝術是允許誇張的，甚至有時誇張到天上去都可以，且不說魯迅這種藝術還恰恰是建立在中國人真實的感受之上。別看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屬於“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可如果有哪個小說家當時也像魯迅這樣，說他翻看美國曆史，從字縫裏看到的也隻有“吃人”兩個字，那就不是藝術，而是胡說了。另外，盡管我們的時代與魯迅所處的社會多少有些隔膜，但隻要看看魯迅當年這篇詛咒中國曆史的小說出來之後人們的歡欣程度就不難明白，魯迅這句“雷人”的話絕非無的放矢，而是建立在真實的無數“吃人”的中國曆史大背景之上。
魯迅不說了，這裏要說的是胡適。如果要說“憤青”的程度，並且還非要作個對比，那麽，在本人看來，無論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如何詛咒，乃至要廢除漢語，都不及胡適的深度。可以說，若是僅就一個中國人而言，依自己的孤陋寡聞，再沒有什麽人比胡適的話更“雷人”的了。難怪從互聯網上看到，當有人讀了胡適的《信心與反省》後，也“驚異於‘憤青’原來這麽有曆史”。
那麽，胡適又說了什麽呢？胡適有這樣兩句語錄，一句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另一句：“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別的一切不說，隻從這兩句話中，即可體會出胡適當年對中國有些傳統文化尤其是對中國政府乃至中國社會是何等失望，而胡適說這兩句話——特別是說頭一句話時，大約仍可看作“憤青”的年齡（不過30歲）。當然，就是在說過這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話後又過了十幾年，已過不惑之年的胡適依然不認為有什麽不該，隻稍作了一點解釋。所以說，按現在“標準”，胡適完全可以稱得上一個“老憤青”了。
閑話少說，下麵就讓我們來看看，像胡適這樣有理性之人，為什麽會說出即使在今天也要被看作是“憤青之言”的“雷人之語”。
先說一九三四年六至七月，胡適一連作了三篇“信心與反省”，即《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在本人看來，中國的統治者乃至中國社會，什麽時候真正讀懂了胡適的這三篇文章，什麽時候才能有大進步。而胡適這三篇文章，一言以蔽之：“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可見，沒有反省，也就談不上什麽民族信心。像摩羅這種二十年前的所謂“民間思想家”，今日忽然搞什麽“轉型”，高喊“中國站起來”，真讓人覺得好笑。
上麵所舉胡適那兩句雷人之語，恰恰在《信心與反省》一文中都可讀到，我們現在即使把它專門挑出來說，也算不得怎樣地“斷章取義”。隻因要堵一堵那些“五毛”、“左憤”們的口，來比較完整地看看在這兩句話的前後胡適是怎麽說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全是光榮呢？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壽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歎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後麵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我說出那句話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發下大弘誓來懺悔；來替祖宗懺悔，替我們自己懺悔；要發願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隻是因為不曾反省。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了，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去，這不算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
胡適雖然並不把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後，還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算作最大的恥辱，可讀胡適日記發現，他之所以能說出像“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這樣的憤青之言雷人之語，與“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這種奇怪的現象又有著很大的關係。
遠的背景不說。且說從2010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初，央視十頻道《探索·發現》欄目播出一部曆史紀錄片，題為《燃燒的黃龍旗》，共十集。可以這樣說，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也不需要什麽特別的知識，隻要是一個智力正常的人，觀看此片，都不難明白堂堂一大國之所以會被彈丸小國打得“滿地找牙”，也不難發出像胡適那樣“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感歎。然而，簽訂一次次喪權辱國條約，甚至戰敗於八國聯軍（慈禧實則向十一國宣戰）後，列強們竟要我們賠償4.5億兩白銀，還說：“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按說，這是怎樣的奇恥大辱啊，隻要稍有一點羞恥之心稍有點正義感的政府，在不得已回電“應準照辦”之後，也應該學習兩千多年前的那位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發奮圖強，報仇雪恨。然而，曆史告訴我們的是：滿清政府毫不知恥。
當然，隻是清政府嗎？民國政府、國民政府，乃至後來的什麽政府，表現得又如何呢？ 我不知道現在的中國人在日本人麵前是如何表現的，可我想得出，日本人打骨子裏一定瞧不起中國人。別看直到今天，中國人嘴一張，還是“小日本”，甚至幹脆說他們就是中國的“種”。然而，人家早已脫胎換骨，甚至還很可能改變了自己的某些基因。人家肯學習肯模仿，真正是“誰說得對就照誰說的辦”。明治維新，人家發現自己不如人，幹脆“脫亞入歐”，尤其在政治製度方麵幾近“全盤西化”。就連書報檢查，也是仿照西方民主國家的新聞製度，於1869年就廢止了預防檢查製。就這一點而言，比我們已經先進了近一個半世紀。而我們呢，幾個當時的“左憤”們卻堅持什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白了，就是要拒絕人家的先進政治製度，隻想學一點科學技術。有蒼天作證，就這八個字，注定了中國必敗！大清必亡！電視片中一再向人們訴說，前方將士流血犧牲，紫禁城的慈禧卻在大辦壽宴，真個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日本的皇妃拿出私房錢捐款買軍艦，中國的西太後卻挪用天文數字的海軍軍費建造她遊玩的禦花園。我不相信宇宙背後還有一個什麽至高無上的神，但我相信，即使有這麽一個神，也一定會站在日本一邊。
可憐就可憐了那些將士們，他們不知道，從自己生下地那一刻起，就沒有人的尊嚴，隻能是“大清國”的奴隸；他們更不知道，他們所看到的“大清國”其實早已腐朽爛透，他們的生命隨時都可能因為腐敗無能的朝廷和落後的政治製度而消失。
可憐就可憐了中國人民！據《燃燒的黃龍旗》第九集片中解說，日本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占了旅順口後，日軍大本營為了給滿清政府足夠的教訓和震懾，旅順占領軍四天之內隻幹了兩件事：屠殺中國男子，淩辱並屠殺中國婦女！就這樣，中國兩萬多和平居民失去生命。不僅如此，在之後的50年內，這一慘相不斷在台灣、濟南、南京以及二戰時中國所有淪陷區內複製、上演、升級。麵對這一次又一次奇恥大辱，一朝又一朝的統治者仍不思改革政治製度。我們在觀看上世紀四十年代拍攝的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時，不僅像劇中主要人物張忠良一樣根本感覺不到後方的“抗戰氣氛”，而且還在劇中人物手中的報紙上不也同樣看到赫然印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大標題嗎！這除了無恥除了腐朽爛透，又能作何解！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的恐日心態依舊很嚴重，從國民到士兵，從士兵到將軍，再從將軍到蔣總統。其中雖也有可歌可泣，然看了之後也隻會讓人感到心酸。別的不說，我們來看看胡適在他的日記中都記下了什麽。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之後的第二天：
“今早知道昨夜十點，日本軍隊襲攻沈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不曾抵抗。 “午刻見《晨報》號外，證實此事。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中日戰後（閔按：指1894年甲午戰爭），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這（樣）一個國家，事事落在人後，怎得不受人侵略！”⑴
1933年3月2日： “……晚上到張學良將軍宅吃飯，他說，南淩已失了。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
“我忍不住對他說：事實的宣傳比什麽都更有力。我們說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是事實，我們如何能發生效力？最後［好］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對他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法收回人心，什麽仗都不能打。
“……
“張將軍隻能歎氣撒謊而已。
“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裏，那得不亡國？
“十幾年前，我曾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今日之事，還有何說！”
再看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時，在後援會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湯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歡迎敵軍。
“自朝陽到承德凡二百英裏，日兵孤軍深入，真如入無人之境。……”
3月5日又記：
“昨日進承德的日本先鋒隊隻有一百廿八人，從平泉衝來，如入無人之境！”
128個日本兵居然有這種“威力”，說白了，正是中國軍隊、中國政府給的。一個國家到了人民居然盼望侵略者來，侵略者又怎能不囂張！這種國家又還能有什麽指望！
3月13日：
“……
“五點，見蔣介石先生，談了兩點鍾。
“他自認實不料日本攻熱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計日本須用六師團人，故國內與台灣均須動員。‘我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所傳攻熱河不過是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的要多的多！’
“這真是可憐的供狀！誤國如此，真不可恕。
“我們問他能抵抗否，他說，須有三個月的準備。
“我又問：三個月之後能打嗎？
“他說：近代式的戰爭是不可能的。隻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人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
“其實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
“我們又說：那末能交涉嗎？能表示在取消‘滿洲國’的條件之下與日本開始交涉嗎？
“他說，我曾對日本人這樣說過，但那是無效的。日本決不肯放棄‘滿洲國’。”
在此時的胡適眼中：湯玉麟、張學良、蔣介石，皆“誤國”。
讀胡適1935年7月5日（胡適誤記為“六，五”）日記，想凡有良知者都會與胡適一樣說出那句“傷心的話”，即“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也沒感到有一點過分——盡管當時已經犧牲了很多抗日將士，而且有不少士兵都還是二十歲以下，還有幾個可憐不過十八歲：
“早晨八點多，白映星、張錫羊諸君來車上，同我們到第三十五軍軍部，傅主席加入，和我們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墓地離車站不遠，在車上可望見墓碑塔。
“墓碑［文］是我做的，錢玄同寫的，這是第一塊白話碑文用全副新式標點符號分段寫刻的，所以拓本流傳全國。我曾說：‘這碑不久會被日本毀滅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還不曾占據綏遠，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那麽是誰這麽毫無心肝呢？接著讀同一則日記，胡適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當上月華北形勢最危險時，小心的何應欽將軍打了幾個電報給傅宜生（閔按：即前麵提到的傅主席，即傅作義），叫他消滅一切‘抗日’的標幟，尤其是這裏的陣亡將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成了‘長城’二字，挖改的痕跡尚可認識。我的碑文也蒙上了一層沙石，另刻上了‘精靈在茲’四個大字。全國送來的匾、聯、銘、讚，凡有刺激性的，都設法遷毀了，隻剩林主席的‘河山壯氣’一個匾。我站在這二百零三個國殤的墓前，真不勝感慨。
“塔與墓之間，建有祠堂，中設陣亡將校兵士的照像，各有履曆，有許多兵士在二十歲以下的，有幾個不過十八歲。
“碑塔是鋼鐵作骨的，深入地中。據傅主席說，這塔是不容易炸毀的。”
曆史又過去了75年。75年後，容我接著傅作義的話說，中國的民心都炸毀了，一個塔“不容易炸毀”又還有多大用呢！既然麵對侵略者的暴行屠殺連有一點 “刺激性的”話都不敢說，委曲求全到如此地步，還有何骨氣，還談什麽“抗日”，這種國家還有何麵目存於世上！讀到我們這種“曆史情形”，豈是胡適“不勝感慨”四個字可以“感慨”得了的。前方將士不畏強暴，英勇殺敵，最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連“抗日”二字也要從墓碑上挖去，恕閔某人孤陋寡聞，這種“現象”在人類史上不知可曾出現過第二次！挖去了“抗日”二字，豈不愧對那躺在地下的二百零三個英靈！他何將軍乃至全軍將士又還有何麵目麵對世人！什麽“河山壯氣”，我說應該叫“河山哭泣”！倘若英靈們地下有知，他們難道不會發出像胡適那樣的詛咒嗎！有何應欽這樣的“將軍”，還不可以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嗎？何將軍的電話是何等長侵略者誌氣，又是何等滅中國政府中國士兵自己的威風啊！
此外，在“九·一八”三周年到來前一天，胡適還作了一則不過500字短文，題為《“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紀念告全國的青年》。他在短文中強調：“我們應該最誠懇的反省”。反省什麽呢？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把東北四省丟了？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太腐敗了？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太不爭氣了？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事事不如我們的敵人？”“我們口頭和筆下的紀念都是廢話，我們的敵人不是口舌紙筆所能打倒的，我們的失地也不是口舌紙筆所能收回的。”“我們的唯一的生路是努力工作，是拚命做工。我們的敵人可以能夠這樣侵犯我們，欺負我們，隻是因為他們曾經兢兢業業的努力了六十年，而我們隻在醉生夢死裏鬼混了這六十年。現在我們懊悔也無用了。隻有咬緊牙根，努力做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胡適在短文結尾處寫道：“奇恥在前，大難在後，我們的唯一生路是努力，努力，努力！”⑵然而，中國是如何努力的，蔣介石又是如何努力的，後來的政府又是如何努力的，後人們都看到了。
說到這裏，本文本該作結。隻是我們知道，胡適一生的憤青之言雷人之語當然不止這些，有些話有些文字的分量甚至並不亞於這兩句。比如，早在1918年，胡適就作過一首白話詩《“你莫忘記”》，很是有名。詩前有一小序：“此詩作於六月二十八日，當時覺得這詩不值得存稿，所以沒有修改他。前日讀《太平洋》中劫餘生的通信，竟與此稿如此一口，故又把已丟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給尹默、獨秀，玄同、半農諸位，請你們指正指正。”
詩是這樣寫的：
我的兒子，/我二十年教你愛國，——/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強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你莫忘記，/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是誰打死你的老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噯喲！……火就要燒到這裏，——/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回來！/你莫忘記：/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總該不至——如此……⑶
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感覺到，這首詩中有些文字比“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更“憤青”更“雷人”，而那句“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可以說，與“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簡直不就是一個“腔調”嗎？
2010-4-3
注釋：
⑴見44卷本《胡適全集》第32卷第14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後麵所引此卷文字，因所引日記皆有日期，極易查對，故不再另注頁碼。
⑵見胡明主編16卷本《胡適精品集》第12卷第313～314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⑶見7卷本《胡適文集》第1卷第219～220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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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可以稱得上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兩個“憤青”，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胡適。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魯迅“憤青之語”多多，別的不說，單說有教授就認為魯迅不該在《狂人日記》這篇小說中說他在燈下翻看中國曆史，居然從字縫裏看到的，滿篇都隻寫著兩個字，這就是：吃人。是啊，一部中國曆史，怎麽可能說隻會是“吃人”二字呢？可這位聰明的教授忘了，魯迅這是在寫小說。這是一種藝術。藝術是允許誇張的，甚至有時誇張到天上去都可以，且不說魯迅這種藝術還恰恰是建立在中國人真實的感受之上。別看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屬於“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可如果有哪個小說家當時也像魯迅這樣，說他翻看美國曆史，從字縫裏看到的也隻有“吃人”兩個字，那就不是藝術，而是胡說了。另外，盡管我們的時代與魯迅所處的社會多少有些隔膜，但隻要看看魯迅當年這篇詛咒中國曆史的小說出來之後人們的歡欣程度就不難明白，魯迅這句“雷人”的話絕非無的放矢，而是建立在真實的無數“吃人”的中國曆史大背景之上。
魯迅不說了，這裏要說的是胡適。如果要說“憤青”的程度，並且還非要作個對比，那麽，在本人看來，無論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如何詛咒，乃至要廢除漢語，都不及胡適的深度。可以說，若是僅就一個中國人而言，依自己的孤陋寡聞，再沒有什麽人比胡適的話更“雷人”的了。難怪從互聯網上看到，當有人讀了胡適的《信心與反省》後，也“驚異於‘憤青’原來這麽有曆史”。
那麽，胡適又說了什麽呢？胡適有這樣兩句語錄，一句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另一句：“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別的一切不說，隻從這兩句話中，即可體會出胡適當年對中國有些傳統文化尤其是對中國政府乃至中國社會是何等失望，而胡適說這兩句話——特別是說頭一句話時，大約仍可看作“憤青”的年齡（不過30歲）。當然，就是在說過這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話後又過了十幾年，已過不惑之年的胡適依然不認為有什麽不該，隻稍作了一點解釋。所以說，按現在“標準”，胡適完全可以稱得上一個“老憤青”了。
閑話少說，下麵就讓我們來看看，像胡適這樣有理性之人，為什麽會說出即使在今天也要被看作是“憤青之言”的“雷人之語”。
先說一九三四年六至七月，胡適一連作了三篇“信心與反省”，即《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在本人看來，中國的統治者乃至中國社會，什麽時候真正讀懂了胡適的這三篇文章，什麽時候才能有大進步。而胡適這三篇文章，一言以蔽之：“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可見，沒有反省，也就談不上什麽民族信心。像摩羅這種二十年前的所謂“民間思想家”，今日忽然搞什麽“轉型”，高喊“中國站起來”，真讓人覺得好笑。
上麵所舉胡適那兩句雷人之語，恰恰在《信心與反省》一文中都可讀到，我們現在即使把它專門挑出來說，也算不得怎樣地“斷章取義”。隻因要堵一堵那些“五毛”、“左憤”們的口，來比較完整地看看在這兩句話的前後胡適是怎麽說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全是光榮呢？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壽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歎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後麵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我說出那句話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發下大弘誓來懺悔；來替祖宗懺悔，替我們自己懺悔；要發願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隻是因為不曾反省。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了，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去，這不算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
胡適雖然並不把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後，還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算作最大的恥辱，可讀胡適日記發現，他之所以能說出像“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這樣的憤青之言雷人之語，與“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這種奇怪的現象又有著很大的關係。
遠的背景不說。且說從2010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初，央視十頻道《探索·發現》欄目播出一部曆史紀錄片，題為《燃燒的黃龍旗》，共十集。可以這樣說，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也不需要什麽特別的知識，隻要是一個智力正常的人，觀看此片，都不難明白堂堂一大國之所以會被彈丸小國打得“滿地找牙”，也不難發出像胡適那樣“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感歎。然而，簽訂一次次喪權辱國條約，甚至戰敗於八國聯軍（慈禧實則向十一國宣戰）後，列強們竟要我們賠償4.5億兩白銀，還說：“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按說，這是怎樣的奇恥大辱啊，隻要稍有一點羞恥之心稍有點正義感的政府，在不得已回電“應準照辦”之後，也應該學習兩千多年前的那位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發奮圖強，報仇雪恨。然而，曆史告訴我們的是：滿清政府毫不知恥。
當然，隻是清政府嗎？民國政府、國民政府，乃至後來的什麽政府，表現得又如何呢？ 我不知道現在的中國人在日本人麵前是如何表現的，可我想得出，日本人打骨子裏一定瞧不起中國人。別看直到今天，中國人嘴一張，還是“小日本”，甚至幹脆說他們就是中國的“種”。然而，人家早已脫胎換骨，甚至還很可能改變了自己的某些基因。人家肯學習肯模仿，真正是“誰說得對就照誰說的辦”。明治維新，人家發現自己不如人，幹脆“脫亞入歐”，尤其在政治製度方麵幾近“全盤西化”。就連書報檢查，也是仿照西方民主國家的新聞製度，於1869年就廢止了預防檢查製。就這一點而言，比我們已經先進了近一個半世紀。而我們呢，幾個當時的“左憤”們卻堅持什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白了，就是要拒絕人家的先進政治製度，隻想學一點科學技術。有蒼天作證，就這八個字，注定了中國必敗！大清必亡！電視片中一再向人們訴說，前方將士流血犧牲，紫禁城的慈禧卻在大辦壽宴，真個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日本的皇妃拿出私房錢捐款買軍艦，中國的西太後卻挪用天文數字的海軍軍費建造她遊玩的禦花園。我不相信宇宙背後還有一個什麽至高無上的神，但我相信，即使有這麽一個神，也一定會站在日本一邊。
可憐就可憐了那些將士們，他們不知道，從自己生下地那一刻起，就沒有人的尊嚴，隻能是“大清國”的奴隸；他們更不知道，他們所看到的“大清國”其實早已腐朽爛透，他們的生命隨時都可能因為腐敗無能的朝廷和落後的政治製度而消失。
可憐就可憐了中國人民！據《燃燒的黃龍旗》第九集片中解說，日本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占了旅順口後，日軍大本營為了給滿清政府足夠的教訓和震懾，旅順占領軍四天之內隻幹了兩件事：屠殺中國男子，淩辱並屠殺中國婦女！就這樣，中國兩萬多和平居民失去生命。不僅如此，在之後的50年內，這一慘相不斷在台灣、濟南、南京以及二戰時中國所有淪陷區內複製、上演、升級。麵對這一次又一次奇恥大辱，一朝又一朝的統治者仍不思改革政治製度。我們在觀看上世紀四十年代拍攝的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時，不僅像劇中主要人物張忠良一樣根本感覺不到後方的“抗戰氣氛”，而且還在劇中人物手中的報紙上不也同樣看到赫然印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大標題嗎！這除了無恥除了腐朽爛透，又能作何解！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的恐日心態依舊很嚴重，從國民到士兵，從士兵到將軍，再從將軍到蔣總統。其中雖也有可歌可泣，然看了之後也隻會讓人感到心酸。別的不說，我們來看看胡適在他的日記中都記下了什麽。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之後的第二天：
“今早知道昨夜十點，日本軍隊襲攻沈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不曾抵抗。 “午刻見《晨報》號外，證實此事。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中日戰後（閔按：指1894年甲午戰爭），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這（樣）一個國家，事事落在人後，怎得不受人侵略！”⑴
1933年3月2日： “……晚上到張學良將軍宅吃飯，他說，南淩已失了。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
“我忍不住對他說：事實的宣傳比什麽都更有力。我們說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是事實，我們如何能發生效力？最後［好］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對他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法收回人心，什麽仗都不能打。
“……
“張將軍隻能歎氣撒謊而已。
“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裏，那得不亡國？
“十幾年前，我曾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今日之事，還有何說！”
再看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時，在後援會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湯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歡迎敵軍。
“自朝陽到承德凡二百英裏，日兵孤軍深入，真如入無人之境。……”
3月5日又記：
“昨日進承德的日本先鋒隊隻有一百廿八人，從平泉衝來，如入無人之境！”
128個日本兵居然有這種“威力”，說白了，正是中國軍隊、中國政府給的。一個國家到了人民居然盼望侵略者來，侵略者又怎能不囂張！這種國家又還能有什麽指望！
3月13日：
“……
“五點，見蔣介石先生，談了兩點鍾。
“他自認實不料日本攻熱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計日本須用六師團人，故國內與台灣均須動員。‘我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所傳攻熱河不過是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的要多的多！’
“這真是可憐的供狀！誤國如此，真不可恕。
“我們問他能抵抗否，他說，須有三個月的準備。
“我又問：三個月之後能打嗎？
“他說：近代式的戰爭是不可能的。隻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人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
“其實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
“我們又說：那末能交涉嗎？能表示在取消‘滿洲國’的條件之下與日本開始交涉嗎？
“他說，我曾對日本人這樣說過，但那是無效的。日本決不肯放棄‘滿洲國’。”
在此時的胡適眼中：湯玉麟、張學良、蔣介石，皆“誤國”。
讀胡適1935年7月5日（胡適誤記為“六，五”）日記，想凡有良知者都會與胡適一樣說出那句“傷心的話”，即“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也沒感到有一點過分——盡管當時已經犧牲了很多抗日將士，而且有不少士兵都還是二十歲以下，還有幾個可憐不過十八歲：
“早晨八點多，白映星、張錫羊諸君來車上，同我們到第三十五軍軍部，傅主席加入，和我們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墓地離車站不遠，在車上可望見墓碑塔。
“墓碑［文］是我做的，錢玄同寫的，這是第一塊白話碑文用全副新式標點符號分段寫刻的，所以拓本流傳全國。我曾說：‘這碑不久會被日本毀滅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還不曾占據綏遠，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那麽是誰這麽毫無心肝呢？接著讀同一則日記，胡適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當上月華北形勢最危險時，小心的何應欽將軍打了幾個電報給傅宜生（閔按：即前麵提到的傅主席，即傅作義），叫他消滅一切‘抗日’的標幟，尤其是這裏的陣亡將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成了‘長城’二字，挖改的痕跡尚可認識。我的碑文也蒙上了一層沙石，另刻上了‘精靈在茲’四個大字。全國送來的匾、聯、銘、讚，凡有刺激性的，都設法遷毀了，隻剩林主席的‘河山壯氣’一個匾。我站在這二百零三個國殤的墓前，真不勝感慨。
“塔與墓之間，建有祠堂，中設陣亡將校兵士的照像，各有履曆，有許多兵士在二十歲以下的，有幾個不過十八歲。
“碑塔是鋼鐵作骨的，深入地中。據傅主席說，這塔是不容易炸毀的。”
曆史又過去了75年。75年後，容我接著傅作義的話說，中國的民心都炸毀了，一個塔“不容易炸毀”又還有多大用呢！既然麵對侵略者的暴行屠殺連有一點 “刺激性的”話都不敢說，委曲求全到如此地步，還有何骨氣，還談什麽“抗日”，這種國家還有何麵目存於世上！讀到我們這種“曆史情形”，豈是胡適“不勝感慨”四個字可以“感慨”得了的。前方將士不畏強暴，英勇殺敵，最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連“抗日”二字也要從墓碑上挖去，恕閔某人孤陋寡聞，這種“現象”在人類史上不知可曾出現過第二次！挖去了“抗日”二字，豈不愧對那躺在地下的二百零三個英靈！他何將軍乃至全軍將士又還有何麵目麵對世人！什麽“河山壯氣”，我說應該叫“河山哭泣”！倘若英靈們地下有知，他們難道不會發出像胡適那樣的詛咒嗎！有何應欽這樣的“將軍”，還不可以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嗎？何將軍的電話是何等長侵略者誌氣，又是何等滅中國政府中國士兵自己的威風啊！
此外，在“九·一八”三周年到來前一天，胡適還作了一則不過500字短文，題為《“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紀念告全國的青年》。他在短文中強調：“我們應該最誠懇的反省”。反省什麽呢？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把東北四省丟了？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太腐敗了？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太不爭氣了？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事事不如我們的敵人？”“我們口頭和筆下的紀念都是廢話，我們的敵人不是口舌紙筆所能打倒的，我們的失地也不是口舌紙筆所能收回的。”“我們的唯一的生路是努力工作，是拚命做工。我們的敵人可以能夠這樣侵犯我們，欺負我們，隻是因為他們曾經兢兢業業的努力了六十年，而我們隻在醉生夢死裏鬼混了這六十年。現在我們懊悔也無用了。隻有咬緊牙根，努力做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胡適在短文結尾處寫道：“奇恥在前，大難在後，我們的唯一生路是努力，努力，努力！”⑵然而，中國是如何努力的，蔣介石又是如何努力的，後來的政府又是如何努力的，後人們都看到了。
說到這裏，本文本該作結。隻是我們知道，胡適一生的憤青之言雷人之語當然不止這些，有些話有些文字的分量甚至並不亞於這兩句。比如，早在1918年，胡適就作過一首白話詩《“你莫忘記”》，很是有名。詩前有一小序：“此詩作於六月二十八日，當時覺得這詩不值得存稿，所以沒有修改他。前日讀《太平洋》中劫餘生的通信，竟與此稿如此一口，故又把已丟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給尹默、獨秀，玄同、半農諸位，請你們指正指正。”
詩是這樣寫的：
我的兒子，/我二十年教你愛國，——/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強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你莫忘記，/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是誰打死你的老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噯喲！……火就要燒到這裏，——/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回來！/你莫忘記：/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總該不至——如此……⑶
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感覺到，這首詩中有些文字比“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更“憤青”更“雷人”，而那句“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可以說，與“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簡直不就是一個“腔調”嗎？
2010-4-3
注釋：
⑴見44卷本《胡適全集》第32卷第14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後麵所引此卷文字，因所引日記皆有日期，極易查對，故不再另注頁碼。
⑵見胡明主編16卷本《胡適精品集》第12卷第313～314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⑶見7卷本《胡適文集》第1卷第219～220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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