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登公寓──“張愛玲上海路線”的最後一站

來源: 慧慧 2010-03-30 22:51:05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2524 bytes)


周林

喜歡張愛玲作品的人大都知道,張愛玲在上海常德路的愛丁頓公寓期間寫過一篇饒有生活情趣的散文《公寓生活記趣》,詳盡描述了她在此間的生活情況。確實,張愛玲一生最燦爛的文字大都是在這幢公寓的605房間完成的,因此愛丁頓公寓自然也是“正宗”的張愛玲故居,門口掛著銅牌。


常德公寓,原名愛丁登公寓。常德路195號,建於1936年。張愛玲曾在這幢樓的601室生活了5年左右。上海市第二批公布的優秀曆史建築。


但是,公寓在當時都是租借住的,張愛玲在愛丁頓公寓之後,還居住過上海的其他地方。黃河路上的卡爾登公寓就是一處。


卡爾登公寓(長江公寓)位於上海黃浦區黃河路65號
據《上海掌故辭典》記載,卡爾登公寓在1934年由沙遜洋行業廣地產公司投資興建,由凱司洋行設計並監工,次年竣工。因為臨近卡爾登大戲院,就取名為卡爾登公寓。
  

黃河路是一條垂直相交中華第一街南京路的馬路,國際飯店的半個身軀立在黃河路的地盤裏。如果說南京路是相府千金,黃河路最起碼也是小家碧玉。它曾經有一個非常響亮洋氣的名字叫派克路。想來是因為它緊靠原來叫派克弄的南京路又正對著跑馬廳而得名的吧。解放後改名黃河路,南京、黃河倒也像兄弟般親切,再加上一個長江,簡直占了中國的半壁江山。


 
國際飯店(南京西路170號) ,上海灘1930-1940年代地標建築之一。上海市第一批優秀曆史建築。



上海馬總會大樓現為上海美術館南京西路325號,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上海市第一批優秀曆史建築。

張愛玲曾經於上世紀50年代初在上海黃河路上的卡爾登公寓裏住過短短的一年多。本來黃河路在許多上海人心目中並不算很有“名”的,但就因為張愛玲曾在這兒生活過,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張愛玲作品的再度走紅,黃河路上的卡爾登公寓頓時得到了許多文學“老中青年”的青睞,他們經常把它作為拜訪“張愛玲上海路線”的最後一站,因為張愛玲確實是在卡爾登公寓301室的陽台上蒼涼轉身,隻身一人乘船遠涉香港。此後她就再也沒有回過她一生鍾愛的上海,那一年她才32歲。

套用一句張愛玲本人的話來說,有誰知道呢,也許就為了成全黃河路的今天,一個紅遍上海灘的年輕女作家轉眼之間就悄無聲息地消失了,以至留下許多讓人們有興趣去“考證”的軼事,成為“張迷”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卡爾登公寓如今早已改名叫長江公寓,但是幾十年來,任憑風吹雨打,這幢扇形的公寓始終像一勾新月砌在黃河路和鳳陽路的街口,這幢大型的英國風格的房子又像一座城堡匍伏在那兒,與著名的國際飯店後門遙遙相望。

公寓是老舊了,但是棕灰相間麵磚的外表靜默沉穩,依然有一種“紳士”氣派,半圓型的立麵後方還有矩形的層樓,高低錯落,遠遠望去,像一艘正在駛去的巨輪尾部。公寓裏有四扇搖門,鉸鏈式電梯,套入式的中央花園。每個層麵有二十五個套房。

在卡爾登公寓裏的張愛玲依然勤奮寫作。她平生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十八春》就是在這裏完成的,發表後引起轟動,一些女讀者甚至找上門來向張愛玲傾訴心事;張愛玲在大陸的最後一部中篇小說《小艾》也是在這裏完成的。小說的男主人公是個印刷廠的排字工人,張愛玲為了熟悉排字工人的生活,特地跟姑姑去附近的印刷廠了解工人的生活;

張愛玲還是從這裏出發,到位於虹口的江寧路上的威利大戲院去參加上海解放後第一屆文學藝術家代表大會。張愛玲依然穿著她的旗袍和帶網眼的白絨線外套,在一片“中山裝”和“列寧裝”裏顯得有些落落和寡高處不勝寒,所以很快她就轉身離開了上海,離開了卡爾登公寓。

如今張愛玲已經去逝十多年了,昔人已乘黃鶴去,惟見“長江”天際留。“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隻有這座長江公寓經過修整,還將長期地矗立在黃河路上,無聲地向後人訴說著張愛玲的種種情懷。

《上海采風月刊》2008年第1期
照片來源於網絡,慧慧配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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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告別大陸之迷

張愛玲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灘最紅火的高產作家。新中國成立後,她卻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這究竟是為什麽?

張愛玲注視著1949年後的上海,但她始終徘徊在新中國的門檻外。當時曾與張愛玲幾度合作過的龔之方等人約請張愛玲為他們的《亦報》寫稿。這樣,張愛玲便以“梁京”為筆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報》上連載了小說《十八春》,這部描述城市中上層舊家庭的小說引起巨大轟動。

1950年七八月間,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這兩個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曆程,但也是距離“她自己”最遠的一個時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苦惱的一個時期。

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麽之間困惑不已。

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麽?”

她說:“不會。”她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嚐試。”這就出現了時代要求與自身狀況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矛盾。於是,她去意萌生。

張愛玲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動因,是抗戰時期的報紙上曾登過她去日本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家大會”的消息,她說:“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是一年來常常被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拿過任何津貼。還有人說她曾和漢奸胡蘭成結過婚,和“漢奸無二”;《海派》報紙幹脆說她因為窮困做了美國兵的“吉普女郎”……這些議論使張愛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來自政治方麵的威脅。

夏衍很賞識張愛玲的才華,指名讓她參加了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別人都穿著列寧裝,隻有她穿著旗袍,很不合群。

她感到與新社會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變自己;考慮到寫作和政治上的諸多因素,她惟一的選擇便是“離開”。

夏衍曾委托龔之方去勸她留下來,同時婉轉地撮合她與著名導演桑弧的“親密關係”,但張愛玲隻是搖頭,說:“恐怕這兩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決。

她當時對外公布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離開大陸去了香港。(轉載自網絡)

常德公寓: 張愛玲的家(上海)
淳子:解讀張愛玲(上)
十裏洋場──上海跑馬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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