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出於孤獨的本性而湊合在一起，這並非愛情。
有人問晚年的毛澤東，周總理這麽好，為什麽不選他為接班人？毛澤東說：周總理好是好，可是缺乏這個（毛比了一個“砍刀”的手勢）。
西方社會很注意研究人，把人性研究得很透，目的是為了人，開發人。中國幾千年社會也很注意研究人，但目的是為了控製人，管理人，約束人。
國外一家醫學院校教學主樓門廳，掛著一幅巨幅圖畫，畫的是一位教授指導一些學生解剖屍體。學校規定解剖課前學生都要到這幅畫麵前默哀兩分鍾思考，這具屍體沒有生命，沒有名字，為培養我們做了什麽？強調的就是這種人文情懷。
美國建築大師貝聿銘說：“去炸美國紐約世貿大廈背後策劃的人，是智商很高的人。”兩次飛機去炸，撞底部和頂部都不會塌，頂多塌一塊，撞底部它就更不會塌了。兩次飛機撞的都是同一部位——1/3部位，從力學觀點來看，是能把大廈撞塌的部位。
在一個國際夏令營，老師要求多國學生回答一個問題：世界糧食匱乏問題。美國學生問：什麽叫世界？非洲學生問：什麽叫糧食？歐洲學生問：什麽叫匱乏？中國學生問：什麽叫問題？
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的。國家應是我們的仆從，而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
中國曆史上有兩個封建王朝簽訂屈辱不平等條約最多：宋朝和清朝。而且這兩個王朝都擅長送錢給入侵者以買來平安。
建國後直到“文革”結束，中國大陸牆報裝飾圖畫多用向日葵。為什麽是葵花呢？因為那時侯領袖被稱為“不落的太陽”，“向日”自然就是永遠跟著領袖走，一顆紅心永遠向著領袖。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彭爾寧在自然科學院牆報上畫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眾跟著黨走。但是，康生等人認為：“向日葵”就是“心向日本帝國主義”，彭又是從淪陷區和國統區來的，必然是日特兼國特。“文革”後，彭得以平反。
中國一些人總是喜歡說：像我們這些問題，美國也有。
中國的城市、農村裏到處都有圍牆，庭院深深是一種權力的象征。中國的建築外麵是封閉的，裏麵卻是透明的，沒有一個父親到女兒房裏要敲門，問我能進來嗎？女兒打完了電話，媽媽都會問你跟誰打電話了？
歐洲的教堂都是在市中心，而中國的廟宇是在深山老林。
中國人最輕視人格權。人格權就是做人的尊嚴的權利，比如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比如“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畫成毒蛇，其實劉少奇仍然有他的民事權利不能剝奪，你把這個人畫成毒蛇，你就侵犯了他的肖像權。
美國的犯罪嫌疑人被警察逮捕時擁有沉默權，而在中國則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保持沉默就是抗拒。
韓愈說：過於淡泊，就會萎靡不振。
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
徐誌摩說，抽煙就是吻火。
優柔寡斷是人們為了維護自尊和表麵上的優越。
《紅樓夢》之後，再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夢》，沒有曹雪芹那樣的家庭，沒有像曹雪芹一樣，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滾，沒有那個經驗，換一個人怎麽也寫不出來。施耐庵的《水滸傳》，沒有跑過江湖，沒有和那些動輒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寫不出來。文學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李後主的詞好，他花的本錢大，也是當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裏丟掉，然後才有那種文學的境界出來。可是拿人生的立場看來，這些人都是不幸。
清代才子袁枚二三十歲名滿天下，出來作縣長，赴任之前，去向老師——乾隆時名臣尹文瑞辭行請訓，老師問他：年紀輕輕地去做縣長，有些什麽準備？他說什麽都沒有，就是準備了一百頂高帽子。老師說：年輕人怎麽搞這一套？袁枚說：現在社會上人人都喜歡戴高帽子，有幾個能像老師您這樣不要戴的？老師聽了之後也覺得他說得有理。當袁枚出來之後，同硯好友問他與老師談得如何，袁枚說：已經送出一頂高帽子了。
畫家石魯經常呆在樹下看鳥，後來從樹下升格為樹上，並且對其夫人說：“我是鳥。”
契柯夫說過，除了告密信之外，他什麽都寫。
大概古今中外的作家們都有點清高，認為吃是很俗的事。其實吃是人生第一需要。
就連寫《蔑視虛榮》之書者，也把自己的名字題在了書皮之上。
死亡也是大自然賜給人的恩惠之一。
一位日本導演的兒子評價他父親：“他每天總是喝得醉醺醺回到家，而且老是帶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回來。琴棋書畫等文人玩的東西，他也從來不沾。”
朱元璋對劉基說：“本來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
香港電影掌門人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一部電影，幾十年來堅持不輟。
悲劇能夠淨化人的心靈。
有一位老婦人的兒子死了，她很傷心，向佛祖哭訴。佛祖對她說：“你去城裏走走，問問有哪一戶人家家裏根本沒有死過人的。”老婦人便挨門逐戶去打聽，結果每戶人家都死過人。於是，她向佛祖說了這一情況，佛祖說：“這便是了。”
據外國心理學家研究統計，很多搞搖滾音樂的人，都是出身於破悴的家庭。
中國搖滾樂隊二手玫瑰主唱梁龍說：我們在生活找的東西很多都是二手的，房子、汽車，甚至你的女朋友，也是二手的。
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遣劉備，桓玄之容劉裕，類如此耳。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也。
順者為孝。
戲子陳道明說：“因為我時日無多，所以不喜歡看小說，而喜歡看曆史，想多了解一些實事。”
作家畢淑敏說：“讀書很多時候其實是和死人打交道，圖書館和書店裏頭堆積的大多數是思索者的木乃伊。”
死亡是一種幸福，一種無比深邃的幸福。
台灣高中曆史教科書將元朝和清朝稱之為“偽元”和“偽清”。
法國莎士比亞書店二樓地中央擺著一張行軍床，以便於讓旅客睡覺。
英國海伊書鎮創始人理查德•布斯說：“我是一個充滿混亂的人。”
磨墨是文人墨客的一種雅趣。
英國的伯裏說：“曆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
日本人將書店稱之為販賣情報的基地。
“武鬥”這個詞，《辭海》和《現代漢語詞典》都不收。
“文革”後期，江青想刪掉著名油畫《開國大典》上的林伯渠，據說江青恨這個人。在延安時，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就有林伯渠，搞“約法三章”的也有林伯渠。
在美國，許多學者認為，做官意味著學術生命的終結，尤其是對自然科學而言。
在機關辦公室，通常聽不到牢騷怪話。比如報紙上登出某地又揪出一個貪官，你隻能選擇腹誹，如大放厥詞、口無遮攔地猛烈抨擊，有人會認為你在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於是，你會成為他人尤其是領導設防的對象。大家都會把握住“說古不說今，說外不說中，說遠不說近”的原則。
季羨林先生說：印度的地獄是真正的博大精深，而“文革”牛棚裏製造的恐怖氣氛，同佛教地獄比較起來，遠遠超過印度的原版。一想起牛棚歲月，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寒而栗、毛發直豎。
中國悠久的曆史，到底是一筆豐富的遺產，還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張定璜說：魯迅先生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
日元最大麵值的鈔票上，印的是一位教育家。
殷海光有一篇文章，《紅衛兵是義和團嗎？》
牛漢說：我平生結識了不少作家和詩人，他們取得了各自的成就，但年齡不過六七十歲的光景，便巴望能平平順順度過晚年，牆上掛起了“難得糊塗”的座右銘，逐漸木化的麵孔上絕對看不到九十一歲的畢加索那雙充滿絕望和憎恨的具有生命感的眼睛。
海瑞是一個嚴刑峻法的讚賞者，他對明初朱元璋“剝皮楦草”的殘酷懲貪措施懷念不已，並建議恢複“毫發侵漁者加慘刑”的祖製。他的建議不但讓官場震恐，連萬曆皇帝也認為太過了。
據說，達爾文之所以能提出進化論，是因為他乘船長途旅行，在各地滯留，遇到各種各樣不同風情的結果。
西方比較早地產生了商品經濟，而中國一直是自然經濟。
最常見的叫床用語是“oh, my God”，哪怕當事人是無神論者。
“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這是國內外許多人都感歎的事情。在海外，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關於“文革”的書籍問世。而在中國，人們已經逐漸淡忘了“文革”。
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人對於異族，曆來隻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了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與名家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