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斯大林影響大，我懷疑毛有沒有真正讀過斯大林的書，他老人家書房裏的古籍地球人都是知道的。另外，儒家反對暴力是不讓人民用暴力推翻政府，孔子殺少正卯可以不提，但是你怎麽解釋：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裏仁》）“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左傳•昭公二十年》）“善人為邦百年，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論語•子路》）
比較蘇格拉底，是不是蘇格拉底選擇了死，就是崇尚暴力？請看：
蘇格拉底之“死”與孔子之“樂”
許錫良
有人說西方文明之所以發達，中國文化之所以衰弱且多災多難，重要的區別在於蘇格拉底在關鍵的時候選擇了“死”，而孔子選擇了“樂”。這是頗有些道理的。因為蘇格拉底自己選擇“死”，卻是考慮到要別人與後人的“樂”，而孔子的“樂”隻是他當時自己的“樂”，而且這種“樂”常常是建立在別人的“死”的基礎上。孔子為了自己快樂，常常動殺伐之心之舉，內心裏常常有一股邪火在作怪。有著一個專製獨裁者的全部人格特征。
蘇格拉底本來是可以不死的，但是，他選擇了死，在道義人格、國家法律與他自己的生死發生矛盾的時候，他為捍衛自己的人格與道義毅然選擇了死。他的言與行是完全一致的。孔子雖然也有“殺身成仁”，孟子雖然也有“舍生取義”，但是無論“殺身”，還是“舍生”，都是殺別人的“身”，成自己的“仁”；舍別人的“生”，取自己的“義”。都是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甚至死亡上，而這兩個聖人，一個活了七十三，一個活了八十四，都是平安無事，壽終正寢的。一個人追求自己的快樂生活本也沒有錯，但是，如果自己的樂趣是建立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上，甚至建立在別人必死的基礎上，就可怕了，但是，更可怕的是，這樣的人居然成了“聖人”，並且壓製了中國人二千多年，至今使中國人不能自拔，這實在令人悲觀絕望之至。
重讀《柏拉圖全集》。開篇的《申辯篇》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辯論，大義凜然，智若泉湧，審判者反被蘇格拉底審判，讀之無不為之震撼。他為自己的信念與人格辯護，而不是為自己的生死辯護。他將人生的“死”視為“無夢的睡眠”，而敢於直麵自己的死。但是孔子一直在逃避這個話題，他給學生的答案是“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敬神如神在”，顯示了內心麵臨死亡話題時的怯弱與猥瑣。蘇格拉底在被判為死刑的時候，在法庭上講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們離開這裏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但是無人知道誰的前程更幸福，隻有神才知道。”蘇格拉底明知道法庭判他為死刑是一樁冤案，但是，他為了尊重法律，為尊重民主製度下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與協議出來的法律，也尊重陪審團的投票結果，當時的投票結果是反對判死刑的人與支持判死刑的人數大致相當，支持判蘇格拉底死刑的人僅僅是多了30票，而當時投票的人數大約是500人左右。但是，這個結果他必須服從，法治社會，公民對法律的神聖性是不容輕侮的。因此，他在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不死的情況下還是毅然選擇了死。如果蘇格拉底在法庭上態度謙恭地承認自己的思想是胡說八道，是在毒害青年，並且保證以後不再從事這樣的毒害活動，法庭也許會當庭釋放他。即使他不承認，隻要拿出三十個明那的錢財贖罪，也可以得到法庭的保釋，但是他不像孔子那樣招收大量學生，收取大量的學費，他教學生從來不收一文錢，以致於自己一貧如洗，到法庭要他拿錢贖罪的時候，他隻能夠傾家蕩產拿出一個明那的錢，以致於激怒了法官，判了他的死刑。在判死刑以後坐監牢的一個多月時間裏，他完全有無數個機會逃跑，他的學生與朋友都願意出力幫助他逃跑，但是，他義無反顧地拒絕了。因為，如果他逃跑，他等於承認了法庭對他的控告是正確的。他用自己的死來維護自己一生的榮譽與人格的尊嚴。
我常常想，要是孔子也處於蘇格拉底那樣的位置他會怎樣？當然曆史不好假設，而且古希臘是有法庭有可以辯護的議會民主製度，而中國當時隻是當權者說殺就可以被殺的君主製度，但是，我想孔子一定會選擇逃跑。我們也不能夠隨便冤枉孔子，但是，他的日常態度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有一段話，最能夠洞察孔子遇到類似這種情況時的內心世界。這段話就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動亂的地方不要定居，天下太平就出現做官，天下亂的時候，他就躲起來，別人流血送命，平定天下了，他就出來弄個官當，發點財，過點安穩日子。當然，孔子這樣的生活態度即使在古希臘也不會輪到他站在法庭上。
蘇格拉底的死，不僅僅是為了一種他自己的人格尊嚴與道義，而且也是為了人類的尊嚴與道義。他說，沒有經過審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他要過經過自己審察的生活。但是，如果古希臘的政府不允許他過這樣的生活，他認為就不值得再活下去了，因此他選擇死是自然的。可是，他預言，時間將會把判他為死刑的法官及誣告他的人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事實上也是這樣的。蘇格拉底為人類的思想智慧，提供了一個殉道者的崇高榜樣。也為西方學術發展留了寶貴的思想方式與獨立人格榜樣。蘇格拉底對自己的評價與定位是這樣的：“如果處死了我，你們再要找一個人來繼承我是不容易的。用一個聽起來可笑，但實際含義非常真實的比喻來說，神特意把我指派給這座城市，它就好象一匹良種馬，由於身形巨大而動作遲緩，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來使它活躍起來。在我看來，神把我指派給這座城市，就是讓我起一隻虻子的作用，我整天飛來飛去，到處叮人，喚醒、勸導、指責你們中的每一個人。”《柏拉圖全集》第一卷，之《申辯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9頁。）這實質上是後來西方新聞輿論自由，思想獨立的樣板，也是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最好典範。
但是，這樣的典範在孔子這樣的聖人這裏是從來沒有過的。孔子一心當官，其實也是為了報複自己的看不慣的人。而且報複的理由正好是扼殺新聞輿論自由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凶器。他在殺害自己的私敵少正卯先生的五條理由中，不僅每一條都是莫須有的，而且都是以言定罪，以思想定罪。如果蘇格拉底生在孔子當司寇的魯國，自然也是要死的，而且會死得比少正卯先生更快更慘。至少蘇格拉底就沒有申辯機會。也不會容許他的學生柏拉圖活下來，還把這些審判的細節詳細記錄下來。因此，我突然想起，也許中國的少正卯先生正是中國的蘇格拉底，隻可惜他被殺的時候連個申辯機會都沒有，而且他的那麽多學生也被充軍發配了吧。孔子的樂及成聖，對中國人來說都是一種災難。而且這種災難至今仍然像瘟疫一樣無法擺脫。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裏仁》）“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左傳•昭公二十年》）“善人為邦百年，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論語•子路》）
比較蘇格拉底，是不是蘇格拉底選擇了死，就是崇尚暴力？請看：
蘇格拉底之“死”與孔子之“樂”
許錫良
有人說西方文明之所以發達，中國文化之所以衰弱且多災多難，重要的區別在於蘇格拉底在關鍵的時候選擇了“死”，而孔子選擇了“樂”。這是頗有些道理的。因為蘇格拉底自己選擇“死”，卻是考慮到要別人與後人的“樂”，而孔子的“樂”隻是他當時自己的“樂”，而且這種“樂”常常是建立在別人的“死”的基礎上。孔子為了自己快樂，常常動殺伐之心之舉，內心裏常常有一股邪火在作怪。有著一個專製獨裁者的全部人格特征。
蘇格拉底本來是可以不死的，但是，他選擇了死，在道義人格、國家法律與他自己的生死發生矛盾的時候，他為捍衛自己的人格與道義毅然選擇了死。他的言與行是完全一致的。孔子雖然也有“殺身成仁”，孟子雖然也有“舍生取義”，但是無論“殺身”，還是“舍生”，都是殺別人的“身”，成自己的“仁”；舍別人的“生”，取自己的“義”。都是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甚至死亡上，而這兩個聖人，一個活了七十三，一個活了八十四，都是平安無事，壽終正寢的。一個人追求自己的快樂生活本也沒有錯，但是，如果自己的樂趣是建立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上，甚至建立在別人必死的基礎上，就可怕了，但是，更可怕的是，這樣的人居然成了“聖人”，並且壓製了中國人二千多年，至今使中國人不能自拔，這實在令人悲觀絕望之至。
重讀《柏拉圖全集》。開篇的《申辯篇》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辯論，大義凜然，智若泉湧，審判者反被蘇格拉底審判，讀之無不為之震撼。他為自己的信念與人格辯護，而不是為自己的生死辯護。他將人生的“死”視為“無夢的睡眠”，而敢於直麵自己的死。但是孔子一直在逃避這個話題，他給學生的答案是“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敬神如神在”，顯示了內心麵臨死亡話題時的怯弱與猥瑣。蘇格拉底在被判為死刑的時候，在法庭上講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們離開這裏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但是無人知道誰的前程更幸福，隻有神才知道。”蘇格拉底明知道法庭判他為死刑是一樁冤案，但是，他為了尊重法律，為尊重民主製度下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與協議出來的法律，也尊重陪審團的投票結果，當時的投票結果是反對判死刑的人與支持判死刑的人數大致相當，支持判蘇格拉底死刑的人僅僅是多了30票，而當時投票的人數大約是500人左右。但是，這個結果他必須服從，法治社會，公民對法律的神聖性是不容輕侮的。因此，他在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不死的情況下還是毅然選擇了死。如果蘇格拉底在法庭上態度謙恭地承認自己的思想是胡說八道，是在毒害青年，並且保證以後不再從事這樣的毒害活動，法庭也許會當庭釋放他。即使他不承認，隻要拿出三十個明那的錢財贖罪，也可以得到法庭的保釋，但是他不像孔子那樣招收大量學生，收取大量的學費，他教學生從來不收一文錢，以致於自己一貧如洗，到法庭要他拿錢贖罪的時候，他隻能夠傾家蕩產拿出一個明那的錢，以致於激怒了法官，判了他的死刑。在判死刑以後坐監牢的一個多月時間裏，他完全有無數個機會逃跑，他的學生與朋友都願意出力幫助他逃跑，但是，他義無反顧地拒絕了。因為，如果他逃跑，他等於承認了法庭對他的控告是正確的。他用自己的死來維護自己一生的榮譽與人格的尊嚴。
我常常想，要是孔子也處於蘇格拉底那樣的位置他會怎樣？當然曆史不好假設，而且古希臘是有法庭有可以辯護的議會民主製度，而中國當時隻是當權者說殺就可以被殺的君主製度，但是，我想孔子一定會選擇逃跑。我們也不能夠隨便冤枉孔子，但是，他的日常態度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有一段話，最能夠洞察孔子遇到類似這種情況時的內心世界。這段話就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動亂的地方不要定居，天下太平就出現做官，天下亂的時候，他就躲起來，別人流血送命，平定天下了，他就出來弄個官當，發點財，過點安穩日子。當然，孔子這樣的生活態度即使在古希臘也不會輪到他站在法庭上。
蘇格拉底的死，不僅僅是為了一種他自己的人格尊嚴與道義，而且也是為了人類的尊嚴與道義。他說，沒有經過審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他要過經過自己審察的生活。但是，如果古希臘的政府不允許他過這樣的生活，他認為就不值得再活下去了，因此他選擇死是自然的。可是，他預言，時間將會把判他為死刑的法官及誣告他的人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事實上也是這樣的。蘇格拉底為人類的思想智慧，提供了一個殉道者的崇高榜樣。也為西方學術發展留了寶貴的思想方式與獨立人格榜樣。蘇格拉底對自己的評價與定位是這樣的：“如果處死了我，你們再要找一個人來繼承我是不容易的。用一個聽起來可笑，但實際含義非常真實的比喻來說，神特意把我指派給這座城市，它就好象一匹良種馬，由於身形巨大而動作遲緩，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來使它活躍起來。在我看來，神把我指派給這座城市，就是讓我起一隻虻子的作用，我整天飛來飛去，到處叮人，喚醒、勸導、指責你們中的每一個人。”《柏拉圖全集》第一卷，之《申辯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9頁。）這實質上是後來西方新聞輿論自由，思想獨立的樣板，也是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最好典範。
但是，這樣的典範在孔子這樣的聖人這裏是從來沒有過的。孔子一心當官，其實也是為了報複自己的看不慣的人。而且報複的理由正好是扼殺新聞輿論自由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凶器。他在殺害自己的私敵少正卯先生的五條理由中，不僅每一條都是莫須有的，而且都是以言定罪，以思想定罪。如果蘇格拉底生在孔子當司寇的魯國，自然也是要死的，而且會死得比少正卯先生更快更慘。至少蘇格拉底就沒有申辯機會。也不會容許他的學生柏拉圖活下來，還把這些審判的細節詳細記錄下來。因此，我突然想起，也許中國的少正卯先生正是中國的蘇格拉底，隻可惜他被殺的時候連個申辯機會都沒有，而且他的那麽多學生也被充軍發配了吧。孔子的樂及成聖，對中國人來說都是一種災難。而且這種災難至今仍然像瘟疫一樣無法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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