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故事（偷聽的談話）
我在前一篇文章裏，談到了我的堂舅（母親的故事（童年三）），我就想起了我偷聽到的他和母親的一段對話。
母親小時候跟他一起長大，沒有分家，他就像母親的親哥哥一樣。記得在文革的後期，他來看母親。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那時候不要談空調，極少人家裏有電扇。這樣我總是在外麵睡覺，屋裏實在熱得叫人受不了。
我反正在外麵睡，母親就讓堂舅留下，睡在我的房裏。我總是睡在我的窗外，結果那天就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他們前麵的話主要談我父親，母親說到父親：仍然在勞動改造，不過現在鬆多了，也開始發生活費了，每個月都能寄一點錢回來，我叫他不寄了，我現在隻要負擔小的一個，哥哥姐姐都回來工作了，我並不缺錢，但他還是寄。
接下來堂舅問：
“小的一個你打算怎麽辦？”
談到了我，自然我就開始豎起耳朵聽，
“我不要他回農村去了，我找了過去學生，現在在做醫生，給他開了病假條，病一段時間，然後就辦病退回城，我打聽清楚了，應該沒有問題，有些人就是這樣做的。”
“回來以後怎麽辦？能有一個好工作嗎？”
“那恐怕難，隻能去一些街道工廠，盡是老太太。不過我並不想要他馬上就去工作，我想要他在家多呆一段時間，看點書，學點東西，我不缺他那點工資。”
“你要是放心，把他戶口轉到我那裏去，跟他安排一個好一點的工作，我這點本事我還是有的。”
“不麻煩你了，以後再慢慢想辦法，總會有辦法的。如果實在是難，我肯定會去找你。”
“你還是舍不得。”
“有什麽舍不舍得，孩子大了由不得娘，他在家的時間不會很長了。我擔心的是你恐怕管不住他，現在他正在那種青春逆反期，實在是難得對付，我不論說什麽，他都是一個“不”，就是要跟大人作對。
就拿今天來說，太陽太大，我不想他去遊泳，我要是直說，那他就一定要去，我隻好反過來說：你不要一天到晚總窩在家裏，今天天氣不錯，你去遊泳吧。
他有點奇怪望著我，但是說：今天太陽大，我想在家看書。
好在現在隻要我頂了真，他還是知道讓步，從小到大，隻有我的話，他還能聽一點，我的孩子裏，隻有他最叫我勞神。”
“我今天跟他談了好一會，那孩子挺有意思，聰明，腦子可好使。”
“那倒是不假，比他哥哥靈。他哥哥就是用功，那學習成績是認真來的，可他從來就是坐不住，打小就隻想把作業趕快做完，跟我交了差，好出去玩。”
“孩子不都是這樣嗎。”
“他哥哥，姐姐就不是這樣。不過他要是感興趣的東西，到是能下功夫，有時候突然一下開了竅，做的事情就極好。
我前兩天把他十歲時寫的一篇作文拿出來看了看，可真正是不錯。有條理，能把事情講得清清楚楚。而且不是自說自話，知道要讀的人跟著自己走，這種感覺難得。我當了一輩子的教師，教了多少孩子，不少因為他是我的兒子，我就說好。 他倒是讀了不少書，比我們那個時候都讀得多。”
“那就鼓勵他將來去做一個作家。”
“饒了我吧，當作家？現在中國還有幾個作家不是反革命？我早就想通了，我根本不指望他能做成什麽大事，隻要他有點本事，甚至有一門手藝，能過個穩當日子，我就心滿意足了，千萬不要像他的父親，把自己弄成個反革命。”
“我看他不至於那麽糊塗。”
“他糊塗著了，總愛跟著他哥哥說一些不該說的話，我一說，他就跟我頂，說：我知道，我不傻，你說了一萬遍了，家裏的事，我不會到外麵去說。
那人要是說習慣了，怎麽就管得自己的嘴呢？多少人不就是這樣亂說把自己說成了反革命，十幾歲的反革命又不是沒有，別人不會因為他小就原諒他。
我幾天前把他的哥哥狠狠地罵了一頓，說：你知道厲害，但弟弟小，不知道有些話不能對人說，要注意說話的對象，他要是到外麵去亂說，我們就都跑不脫。現在一天到晚都在追查政治謠言，數學係葉教授的兒子不就因為這個被抓了嗎，一家人都在接受審查，這是能開玩笑的事情嗎？
近兩天就好了一些，不知能管多久。我不要他回農場，這是很大的一個原因。那個農場不是農村，階級鬥爭也抓得緊，他的一個同學就因為在日記裏瞎寫，就挨了批鬥。
他正是那個年齡，開始事事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唉，腦袋好使，那就是麻煩，那些反革命不都是那些腦袋好使的嗎，認為自己聰明，別人都是蠢，當自己知道，別人都是傻瓜，想一些不該想的問題，說一些不該說的話，
他的父親又是反革命，別人說了不該說的話，那是說錯了，頂多是個認識問題；他要是說了，就是立場問題，是階級報複，他那裏知道那個厲害！
前一段時間迷上了《史記》，坐在那裏一看就是半天，很少他能這樣。後來跟我說：別人都說司馬遷是史聖，我看未見得。他肯定是不喜歡劉邦，把他寫的好像沒有什麽本事，那麽他手下那麽多那個人，像張良，陳平，韓信都是都是奇才，為什麽要聽他的？”
“他說得很有道理嗎。你不是總抱怨從來他就像一個三腳貓，坐不住，學東西不求甚解，現在他認真了，你怎麽又不高興了呢。”
“道理是道理，我不放心的就是那個什麽都想跟別人不一樣，對別人的說法不以為然，還要表現出來，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聰明，從小就是有傲氣。
他一年級的時候，同學笑他臉上有一個不大的痣，他說那毛主席臉上還不是有一個。老師把我找去，要我好好教育他，怎麽能把自己和偉大領袖比呢，這種想法可是危險得很。
我說他，他卻說那毛主席還不是一個人。
這話是能夠說的嗎，想都不應該這樣想。”
“哈哈，那是有些接你的代，你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誰都瞧不起，喜歡跟人抬杠。”
“但我為這個不知吃了多少虧，付了多少代價，我不想他也這樣。”
“是啊，孩子平庸了，父母不願意，跟別人不一樣，父母又得擔心啊。”
“說實話，我現在就是想他跟別人一樣，不要去冒什麽尖，平平穩穩，現在是什麽時候，一句話就能毀了人一生，他爸爸就是跟領導過不去，認為自己正確，好了，這一說都十幾年了。
唉！他現在的確是我的最大的心病。”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接著母親說：
“我沒有別的想法，就是想他學點東西，但現在沒有人學習，靠我一個人逼他，難啊！
他的確是有點小聰明，但毛糙，什麽都是淺淺的。什麽東西隻要知道一點，或則是比別人知道得多一點，可以到外麵吹，就不幹了，一點毅力都沒有。知道一點容易，深入下去靠小聰明就不夠了。
如果他有一個正規係統的學習環境，受到嚴格的訓練，他還是能逼出來的，他是有潛力的，但現在，就不要談了。”
等了一會，母親又說：
“這是怎麽一回事，你是老革命，又是我們黨的高級幹部，比我懂得多。我們年輕的時候，不都是相信教育救國的，認為教育能社會進步，中國要強大，說到底要靠教育。
我不反對年輕人上山下鄉接受教育，年輕人吃一點苦有好處，但不能沒有文化科學的教育。就算是做一個工人，農民，沒有文化，沒有科學技術能做好嗎？”
“什麽老革命，越是老，越跟不上形勢。我現在是靠邊站，話不說，事少幹，反正想幹的人多得很。
這是一個問題，我老二在上大學，我把那個教材一看，跟我幾十年前學的不能比。”
“我還不知道那個教材是怎麽來的。懂一點都是反動學術權威，幾個半懂不懂的幾個月就編一本教材，哄孩子都不能這樣幹。
你說那個科學技術會有什麽反動的，進步的嗎，有什麽階級性？我們掌握它就幹革命的事情，反革命就會用它幹反革命的事情，我們的科學技術要跟資產階級不一樣，那可就不好辦，那個教材怎麽編呢。
說我解放前不對，我承認；但解放後學校是共產黨在領導，我從來都是聽黨的話，跟著黨走的，認真改造自己，還是仍然說我在為資產階級服務，我就怎麽都想不通。
我現在這個年紀，已經不指望什麽了，但孩子不讀書，將來怎麽辦，怎麽在社會上立足呢。”
“不可能永遠這樣，將來總會有所改變，耐心等一等。”
“等？我們能等，孩子行嗎，過了學習的年齡，將來沒有時間，也學不進去了。
最近鄧小平又重新工作，在抓教育，情況看來會好一些。”
“你可千萬要謹慎，那個人不會讓別人否定文革的，中國隻有那個人死了以後，才可能有改變。”
我聽到這裏，心裏咯噔一下，馬上就明白那個人指的是誰，心想，他們在我們麵前裝的一本正經，背後比我們還要反動，大人怎麽都這樣虛偽。
堂舅接著問：
“你現在在上課嗎？”
“不多，現在的學生主要是革命，一天到晚都是是大會小會。”
“你可千萬要小心一點。”
“那你放心，我現在除了報紙，廣播上的話，別的我根本不說。你不知道，我現在一張口，女兒就說：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播音。”
“你能不能不上那個課？”
“那不行，工宣隊專門跟我談話，說這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你要邊工作，邊改造，徹底脫胎換骨，做一個革命的新人。他們根本就不放心我，上課還總有一個工宣隊坐在底下聽。
其實根本用不著，現在的工農兵學員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一句話不對，馬上可以把你轟下台，甚至變成批鬥會，這樣的事我們學校已經有了幾起。
不過學校的確沒有人，大部分不是在牛棚，就是在幹校。我也是剛剛從幹校回來，我是死逮活逮把小的抓到幹校和我在一起，在那裏他還是很聽話的。
主要是他的哥哥，他們那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折騰得太厲害了，現在就愛發牢騷，哥哥一說，那個弟弟就說得更出格了，他從小就是這樣，人來瘋。
他什麽時候能夠成熟一點，我就心裏一塊大石頭落了地。”
接下去他們就不談我了，開始談一些親戚和熟人，我失去了興趣，很快就睡著了。
在那種時候，母親最在乎的不是生活上的貧困，也不是自己麵對的嚴酷的環境，而是我，第一，怕我亂說惹禍上身，第二，我受不到良好的教育。
我認為母親說的不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不重視教育，很快就會被邊緣化，失去價值。
我在前一篇文章裏，談到了我的堂舅（母親的故事（童年三）），我就想起了我偷聽到的他和母親的一段對話。
母親小時候跟他一起長大，沒有分家，他就像母親的親哥哥一樣。記得在文革的後期，他來看母親。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那時候不要談空調，極少人家裏有電扇。這樣我總是在外麵睡覺，屋裏實在熱得叫人受不了。
我反正在外麵睡，母親就讓堂舅留下，睡在我的房裏。我總是睡在我的窗外，結果那天就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他們前麵的話主要談我父親，母親說到父親：仍然在勞動改造，不過現在鬆多了，也開始發生活費了，每個月都能寄一點錢回來，我叫他不寄了，我現在隻要負擔小的一個，哥哥姐姐都回來工作了，我並不缺錢，但他還是寄。
接下來堂舅問：
“小的一個你打算怎麽辦？”
談到了我，自然我就開始豎起耳朵聽，
“我不要他回農村去了，我找了過去學生，現在在做醫生，給他開了病假條，病一段時間，然後就辦病退回城，我打聽清楚了，應該沒有問題，有些人就是這樣做的。”
“回來以後怎麽辦？能有一個好工作嗎？”
“那恐怕難，隻能去一些街道工廠，盡是老太太。不過我並不想要他馬上就去工作，我想要他在家多呆一段時間，看點書，學點東西，我不缺他那點工資。”
“你要是放心，把他戶口轉到我那裏去，跟他安排一個好一點的工作，我這點本事我還是有的。”
“不麻煩你了，以後再慢慢想辦法，總會有辦法的。如果實在是難，我肯定會去找你。”
“你還是舍不得。”
“有什麽舍不舍得，孩子大了由不得娘，他在家的時間不會很長了。我擔心的是你恐怕管不住他，現在他正在那種青春逆反期，實在是難得對付，我不論說什麽，他都是一個“不”，就是要跟大人作對。
就拿今天來說，太陽太大，我不想他去遊泳，我要是直說，那他就一定要去，我隻好反過來說：你不要一天到晚總窩在家裏，今天天氣不錯，你去遊泳吧。
他有點奇怪望著我，但是說：今天太陽大，我想在家看書。
好在現在隻要我頂了真，他還是知道讓步，從小到大，隻有我的話，他還能聽一點，我的孩子裏，隻有他最叫我勞神。”
“我今天跟他談了好一會，那孩子挺有意思，聰明，腦子可好使。”
“那倒是不假，比他哥哥靈。他哥哥就是用功，那學習成績是認真來的，可他從來就是坐不住，打小就隻想把作業趕快做完，跟我交了差，好出去玩。”
“孩子不都是這樣嗎。”
“他哥哥，姐姐就不是這樣。不過他要是感興趣的東西，到是能下功夫，有時候突然一下開了竅，做的事情就極好。
我前兩天把他十歲時寫的一篇作文拿出來看了看，可真正是不錯。有條理，能把事情講得清清楚楚。而且不是自說自話，知道要讀的人跟著自己走，這種感覺難得。我當了一輩子的教師，教了多少孩子，不少因為他是我的兒子，我就說好。 他倒是讀了不少書，比我們那個時候都讀得多。”
“那就鼓勵他將來去做一個作家。”
“饒了我吧，當作家？現在中國還有幾個作家不是反革命？我早就想通了，我根本不指望他能做成什麽大事，隻要他有點本事，甚至有一門手藝，能過個穩當日子，我就心滿意足了，千萬不要像他的父親，把自己弄成個反革命。”
“我看他不至於那麽糊塗。”
“他糊塗著了，總愛跟著他哥哥說一些不該說的話，我一說，他就跟我頂，說：我知道，我不傻，你說了一萬遍了，家裏的事，我不會到外麵去說。
那人要是說習慣了，怎麽就管得自己的嘴呢？多少人不就是這樣亂說把自己說成了反革命，十幾歲的反革命又不是沒有，別人不會因為他小就原諒他。
我幾天前把他的哥哥狠狠地罵了一頓，說：你知道厲害，但弟弟小，不知道有些話不能對人說，要注意說話的對象，他要是到外麵去亂說，我們就都跑不脫。現在一天到晚都在追查政治謠言，數學係葉教授的兒子不就因為這個被抓了嗎，一家人都在接受審查，這是能開玩笑的事情嗎？
近兩天就好了一些，不知能管多久。我不要他回農場，這是很大的一個原因。那個農場不是農村，階級鬥爭也抓得緊，他的一個同學就因為在日記裏瞎寫，就挨了批鬥。
他正是那個年齡，開始事事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唉，腦袋好使，那就是麻煩，那些反革命不都是那些腦袋好使的嗎，認為自己聰明，別人都是蠢，當自己知道，別人都是傻瓜，想一些不該想的問題，說一些不該說的話，
他的父親又是反革命，別人說了不該說的話，那是說錯了，頂多是個認識問題；他要是說了，就是立場問題，是階級報複，他那裏知道那個厲害！
前一段時間迷上了《史記》，坐在那裏一看就是半天，很少他能這樣。後來跟我說：別人都說司馬遷是史聖，我看未見得。他肯定是不喜歡劉邦，把他寫的好像沒有什麽本事，那麽他手下那麽多那個人，像張良，陳平，韓信都是都是奇才，為什麽要聽他的？”
“他說得很有道理嗎。你不是總抱怨從來他就像一個三腳貓，坐不住，學東西不求甚解，現在他認真了，你怎麽又不高興了呢。”
“道理是道理，我不放心的就是那個什麽都想跟別人不一樣，對別人的說法不以為然，還要表現出來，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聰明，從小就是有傲氣。
他一年級的時候，同學笑他臉上有一個不大的痣，他說那毛主席臉上還不是有一個。老師把我找去，要我好好教育他，怎麽能把自己和偉大領袖比呢，這種想法可是危險得很。
我說他，他卻說那毛主席還不是一個人。
這話是能夠說的嗎，想都不應該這樣想。”
“哈哈，那是有些接你的代，你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誰都瞧不起，喜歡跟人抬杠。”
“但我為這個不知吃了多少虧，付了多少代價，我不想他也這樣。”
“是啊，孩子平庸了，父母不願意，跟別人不一樣，父母又得擔心啊。”
“說實話，我現在就是想他跟別人一樣，不要去冒什麽尖，平平穩穩，現在是什麽時候，一句話就能毀了人一生，他爸爸就是跟領導過不去，認為自己正確，好了，這一說都十幾年了。
唉！他現在的確是我的最大的心病。”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接著母親說：
“我沒有別的想法，就是想他學點東西，但現在沒有人學習，靠我一個人逼他，難啊！
他的確是有點小聰明，但毛糙，什麽都是淺淺的。什麽東西隻要知道一點，或則是比別人知道得多一點，可以到外麵吹，就不幹了，一點毅力都沒有。知道一點容易，深入下去靠小聰明就不夠了。
如果他有一個正規係統的學習環境，受到嚴格的訓練，他還是能逼出來的，他是有潛力的，但現在，就不要談了。”
等了一會，母親又說：
“這是怎麽一回事，你是老革命，又是我們黨的高級幹部，比我懂得多。我們年輕的時候，不都是相信教育救國的，認為教育能社會進步，中國要強大，說到底要靠教育。
我不反對年輕人上山下鄉接受教育，年輕人吃一點苦有好處，但不能沒有文化科學的教育。就算是做一個工人，農民，沒有文化，沒有科學技術能做好嗎？”
“什麽老革命，越是老，越跟不上形勢。我現在是靠邊站，話不說，事少幹，反正想幹的人多得很。
這是一個問題，我老二在上大學，我把那個教材一看，跟我幾十年前學的不能比。”
“我還不知道那個教材是怎麽來的。懂一點都是反動學術權威，幾個半懂不懂的幾個月就編一本教材，哄孩子都不能這樣幹。
你說那個科學技術會有什麽反動的，進步的嗎，有什麽階級性？我們掌握它就幹革命的事情，反革命就會用它幹反革命的事情，我們的科學技術要跟資產階級不一樣，那可就不好辦，那個教材怎麽編呢。
說我解放前不對，我承認；但解放後學校是共產黨在領導，我從來都是聽黨的話，跟著黨走的，認真改造自己，還是仍然說我在為資產階級服務，我就怎麽都想不通。
我現在這個年紀，已經不指望什麽了，但孩子不讀書，將來怎麽辦，怎麽在社會上立足呢。”
“不可能永遠這樣，將來總會有所改變，耐心等一等。”
“等？我們能等，孩子行嗎，過了學習的年齡，將來沒有時間，也學不進去了。
最近鄧小平又重新工作，在抓教育，情況看來會好一些。”
“你可千萬要謹慎，那個人不會讓別人否定文革的，中國隻有那個人死了以後，才可能有改變。”
我聽到這裏，心裏咯噔一下，馬上就明白那個人指的是誰，心想，他們在我們麵前裝的一本正經，背後比我們還要反動，大人怎麽都這樣虛偽。
堂舅接著問：
“你現在在上課嗎？”
“不多，現在的學生主要是革命，一天到晚都是是大會小會。”
“你可千萬要小心一點。”
“那你放心，我現在除了報紙，廣播上的話，別的我根本不說。你不知道，我現在一張口，女兒就說：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播音。”
“你能不能不上那個課？”
“那不行，工宣隊專門跟我談話，說這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你要邊工作，邊改造，徹底脫胎換骨，做一個革命的新人。他們根本就不放心我，上課還總有一個工宣隊坐在底下聽。
其實根本用不著，現在的工農兵學員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一句話不對，馬上可以把你轟下台，甚至變成批鬥會，這樣的事我們學校已經有了幾起。
不過學校的確沒有人，大部分不是在牛棚，就是在幹校。我也是剛剛從幹校回來，我是死逮活逮把小的抓到幹校和我在一起，在那裏他還是很聽話的。
主要是他的哥哥，他們那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折騰得太厲害了，現在就愛發牢騷，哥哥一說，那個弟弟就說得更出格了，他從小就是這樣，人來瘋。
他什麽時候能夠成熟一點，我就心裏一塊大石頭落了地。”
接下去他們就不談我了，開始談一些親戚和熟人，我失去了興趣，很快就睡著了。
在那種時候，母親最在乎的不是生活上的貧困，也不是自己麵對的嚴酷的環境，而是我，第一，怕我亂說惹禍上身，第二，我受不到良好的教育。
我認為母親說的不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不重視教育，很快就會被邊緣化，失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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