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裏的特殊大學,七二一大學

1968年7月22日，上海機床廠聲名鵲起。

當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刊登長篇調查報告---《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同時配發了一篇不同尋常的編者按，“其中有一部分是毛澤東親筆加的”。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教育學博士儲朝暉告訴《望東方周刊》，1968年7月21日晚，報紙清樣呈送到毛澤東麵前。閱後，他批示道：“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段批語被稱作“七·二一指示”。是年9月，上海機床廠辦起了以最高指示命名的全國第一所“七·二一大學”，各地旋即效仿。

據《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記載，截至1976年，全國七·二一大學總數為33374所，有學生148.5萬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學生數的近3倍。

“文革”後，曾盛極一時的七·二一大學瞬間消散，對這段曆史的回憶，也多少有些諱莫如深。

讓工人登上講台

1968年春節後，根據上海市的意圖，記者組到上海機床廠調查“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情況，文匯報與新華社記者共同寫就了前述那篇獲得毛澤東批示的調查報告。

當時，上海機床廠的青年技術員來源於兩方麵：大專院校曆屆畢業生（約350人，其中10%是研究生和留學生），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約250人，其中少數曾派往中等專科學校進修）。

調查報告中寫道：“過去走資派竭力把反動‘權威’捧為青年技術人員的學習‘偶像’，要他們‘向專家看齊’，‘為當工程師而奮鬥’。現在，許多青年技術人員思想麵貌發生了顯著變化，認識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資產階級的頭銜不能爭。”

報告的核心結論是：“從工人中選拔技術人員，這是一條培養無產階級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

這份報告還提供了例證：“一個是上海某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又專門學了一年外語，再去外國留學4年，得了一個‘副博士’的學位，1962年開始到磨床研究所實驗室擔任技術員。像這樣一個在學校裏讀了20多年書的人，過去由於理論脫離實際，又沒有很好地同工人結合，所以長時期在科學研究方麵沒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對比一位14歲開始當學徒的工人，“18歲被保送到上海機器製造學校學習4年，1957年開始在磨床研究所擔任技術員。今年4月，由他擔任主任設計師，試製成功了一台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為我國工業技術的發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麵磨床⋯⋯”

報告繼而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向”：“學校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學校要由有經驗的工人去當教師，讓工人登上講台。有些課程就可以在車間裏由工人講授”；“由基層選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兩三年或四五年勞動實踐經驗的初、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專院校學習”等。

事實上，自1950年開始，工人就已進入了該廠技術隊伍。1997年出版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誌（1863~1990）》中記載，截至1965年，該廠636名技術人員中，從工人中培養提拔的有272名。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該廠業餘大學被迫停辦。

這實際是一篇有“水分”的報告，中山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全華認為，報告中那位“失敗”的副博士，經考證是留蘇歸國的曹婉倩，而那個“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平麵磨床，恰恰采用了曹婉倩研發的軸承。

不發畢業證書、不加工資

“七·二一指示”，體現的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教育理念。

1958年，毛澤東即提出，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1960年起，他對教育的批評增多。他信奉“在遊泳中學習遊泳，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文革”開始後，大學停辦裁撤，人才培養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幾乎停滯，導致各行各業人才短缺嚴重。此外學生大串聯和造反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盡管提出“複課鬧革命”的口號，但大學已人去樓空。

上海機床廠的事例，由此脫穎而出。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孫烈認為，“七·二一指示”的內涵是“教育革命”，改造知識分子。

1968年9月，上海機床廠七·二一大學開課，設磨床設計製造專業，學製兩年左右，教材由具備實踐經驗的工人編寫，教師主要也是經驗豐富的工人。

各車間選拔出首批學員共52名，平均工齡在12年以上。

1969年，七·二一大學辦了一所業餘政治大學，次年又附設了業餘技術學校，並不定期舉辦技術短訓班。

雖然是脫產學習，學員們“身上不減油泥味，兩耳不斷機器聲”，生產大忙時，仍回班組參加勞動。

1971年7月21日，首批學員畢業，“一不發畢業證書，二不增加工資待遇，三不要工程師、技術員的稱號”。34人回到原生產崗位，8人支援內陸地區建設，10人從事科研設計工作。

1972年，新華社播發題為“新型的工人技術人員在成長”的通訊，認為上海機床廠七·二一大學的首批學員“遵照了毛主席關於‘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

據《上海成人高等教育誌（1863~1990）》記載，上海機床廠七·二一大學前後共招收了三屆脫產學員，課程包括毛澤東思想、勞動課、學軍課、製圖、數學、外語、磨床設計等。第一、二屆學生均按教學計劃完成授課。第三屆學生入校後，學習“朝陽農學院經驗”，教學不再提專業要求，兩年多時間裏，學員們參加各項政治運動的時間超過了1000小時。

很快，這種新型的“大學”在全國遍地開花。上海江南造船廠也將廠辦學校重新洗牌，辦起了七·二一大學。

“江南廠很早就設立了教育科，辦了技工學校，能上江南技校就意味著工作不愁，所以非常難進，想上學的人都要半夜去排隊等著報名。”江南造船廠原政治部副主任、廠史專家袁正昌告訴《望東方周刊》。

“當時全廠職工都可報名上七·二一大學，但要通過簡單的考試。”袁正昌就在那時順利入學，“白天工作，下班後簡單吃口幹糧，晚上上課，每天連軸轉，卻不覺得疲乏。”

授課教師有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老師，更多的是江南廠的老工人。“他們一身好手藝，老師唐應斌曾參加過我國首台萬噸水壓機設計建造，他的課就講他的老本行---焊接，他本人的學曆是小學肄業，”袁正昌說，“課堂偶爾還會搬到車間裏。”

上七·二一大學無需掏學費，相應地，授課老師也沒報酬，袁正昌回憶，有時會給老師一小包點心作為回報。

對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雙重損害

“文革”結束，七·二一大學風卷殘雲般的關停並轉，倏忽而逝。

1978年，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辦好七·二一大學的幾點意見》。儲朝暉稱，意見明確七·二一大學的任務是為本單位、本係統培養相當於大專水平的技術人才，招收具有相當於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的學員，有實踐經驗的優秀職工，進行脫產或半脫產學習。學完規定的全部課程，經過考試達到與普通大專院校同類專業水平的，使用上同等對待。

經調整後，部分七·二一大學改為業餘大學、業餘中專。各地七·二一工人大學均先後改稱職工大學。

懸而未決的是七·二一大學的學曆問題。

袁正昌是幸運的，畢業時他得到了一紙證明，日後晉升為高級工程師。而很多地方並不認可這種學曆。

“這是對的，”儲朝暉認為，“沒有經過特定的學習過程，就不應該給學曆。七·二一大學在教學方式上強調理論教學與實踐結合有可取之處，但其理論大前提是階級鬥爭理論，是將知識分子當作資產階級，將大學僅僅定位為學點技術，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

對於七·二一大學能否算作真正的大學，孫烈抱有疑問。“如果非要拿七·二一大學的某些長處供今人參考，非但沒有尊重曆史，更缺乏對現代教育的認知。”他認為，培養技工當然很重要，但是普通高校的培養目標不是技工。

孫烈甚至覺得，七·二一大學對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雙重損害。以機械工業為例，全國工程技術人員占全行業總人數的比例從1965年的7.5%下降到了1978年的3.8%；本來身懷巧藝的技工，非要授予“工人工程師”的稱號。

1984年4月，上海機床廠黨委作出決定，否定了那篇曾讓該廠“彪炳史冊”的《調查報告》。

所有跟帖： 

• 文革期間，我父親曾在上機廠軍管。 -醜女的天空- ♀ (0 bytes) () 02/06/2010 postreply 13:49:21

• 那叫軍管會裏的軍代表~~ -(⊙o⊙)yymimmo- ♀ (0 bytes) () 02/06/2010 postreply 15:38:43

• 啥叫“食碗麵，反碗底“，看來你就是個版！ -SIMONYAN- ♂ (68 bytes) () 02/07/2010 postreply 21:4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