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和中國當代藝術
英二
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掛牌成立，感覺是群起而攻之，昨天看了一篇題為《為“招安”的辯解及其空洞的國家主義論》的文章，覺得不得不說幾句。
關於國家意誌和當代藝術
文中說：“對於‘國家’的定義以及對於哪一種性質的‘中國’的指認”“ 國家概念與具體的中國，實際上有三種意義的‘國家’，即這個‘國家’是指民主共和的中國、‘黨國’ 集權意義的中國，還是指祖國母親意義的中國？
這種充滿殖民心態說法有點荒謬。多少年前的八股句子了，想不到還有人在用。
如何定義國家這個概念？對於這個問題的常識性回答，社會主義者托洛茨基說：“一切國家皆以暴力為基礎。”而自由主義大師馬克斯·韋伯說：“國家是這樣一個人類團體，它在一定疆域之內（成功地）宣布了對正當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因此說，‘政治’就是指發生在國家之間，或是發生在一國之內的爭取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分配的努力。”
這種“合法”暴力的作用就在於維護國家機製的運轉。國家概念的內容無非是一種人支配人的關係的總和，（被視為正當的）暴力則成為支持這種關係的力量。
如果說在二戰之後，美國以國家意誌（或暴力）推動了美國藝術左右了世界潮流。那麽在中國的經濟總量突飛猛進的今天，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掛牌，如果理解為國家決心推動中國當代藝術向前發展，也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
關於 “招安”
“招安” 一說的前提，首先是承認了當代藝術中的政治立場之分。所謂的體製內外，主流和非主流，無非是觸及意識形態中的右翼和左翼。在當代國際政治中，不外乎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新左派及相應的後現代思潮。“招安” 之說如同 “招降納叛” ，同樣的可以相互用於相對立場的對方。曾幾何時，在中國社會處於邊 緣的中國當代藝術，一些傻笑的大頭像和看似無以解脫的憂鬱心理暗中契合了西方主流的心願而得以扶植和捧起，在中國的主流，或者西方的非主流藝術眼中，不就 是西方主流的 “招降納叛” 。同樣的，如果說現時的當代藝術進入了中國主流體製是被 “招安”了。西方的主流藝術可能會有些傷心。不過他們也許也會感到更大欣慰，因為這些持反對立場，群起而攻的中國藝術群體，不就是已經站在了被西方意識形 態 “招降納叛” 的立場了嗎？
人類的生活可能需要兩種精神支柱：諾言和背叛。人們需要別人來描繪並許諾某種理想。極端的諾言形式是宗教化的社會理想，較弱的形式是時尚。背叛意味著懷疑、反抗、提問或重構。如果背叛的是權力或諾言，那麽有革命。如果背叛的對象是思想或感覺。那麽就是哲學和藝術。
當一種藝術語言由極至而走向貧乏之後，另一種藝術語言必然會以反叛者的姿態取而代之。當一個傳統開始形式化而成為準則，它就開始喪失了生命力。藝術就是從不斷地自我否定和變構中才能獲得新的活力。說複歸是一種形式，反叛才是藝術的本質。藝術的“招安”或者“背叛”真是體現了藝術對現實文化的敏感，以及它與現實能夠緊密相連的社會性。
關於“核心價值觀”
“藝術院成立開幕之際，羅中立強調了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這是在重申國家的核心價值觀。” 在朱其的文 章中對羅中立這幾句話的百般鞭韃也完全沒有道理。如果說對社會的批判是當代藝術家的責任，那麽藝術家本身的左右立場，一定會影響對於社會的判斷。在西方資 本主義社會，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主流和非主流，左右之分立時明確。後現代的藝術群體自然的聚集於左翼陣營。但在現時的社會主義中國，體製內的自由資本主 義成分很難說是不是已經超過了半壁江山。因此對於以反體製為己任的中國的當代藝術家來說，對於中國社會種種現象的判斷和認識就顯得非常重要。如果中國當代 藝術群體仍然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維水平，醉心於後殖民文化。現身為新自由主義全球文化一體化旗幟之下的“極右翼中國當代藝術”，豈不是被現世人，和 全球藝術同行看成笑話。
一個社會的基礎是價值體係，價值體係是經過長期選擇和修補的結果。相對於思想界的活
躍。中國當代藝術的氣氛更像是在自由主義的後花園。對於當代藝術來說，不需要遮蔽，也不可能回避社會主義價值觀和新自由主義者的思想論爭。
“普世價值”作為自由主義者手中的聖經已經露出了越來越多的馬腳。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的今天，就是最右翼的媒體也羞於拿“普世價值”說事。為什麽在號稱社會
主義的中國不能重申當代藝術的社會主義價值觀？
關於“中國問題”
現代社會主義的興起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內在危機的理解和克服這種危機的曆史願望，但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不但未能完成這個曆史任務，而最終將自己匯入了全球資本主義之中。正是因為傳統形式的社會主義無法解決現代性的內在危機。所以需要“重新思考中國問題”。
有人說到了“飯碗”，中國人曾經在一片歡呼聲中打掉了鐵飯碗。豈不知道是砸掉了世界上最好的東西。砸掉了就找不回來了。“為了端飯碗，不得不彎腰”，中國人總算嚐到了資本主義的滋味。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叫好聲中，瓜分了國有資產，孽生了驚人的社會貧富差距，嫁接了市場化的教育和醫療體製。套在人頭上的教育醫療和住房枷鎖，中國人也終於感覺到了壓在美國人頭上的三座大山。
由市場滋生的利益集團乘勢崛起，由金錢掌控的政治杠杆，正試圖或越來越接近各級國家權利中心。官商連體，金權主義，權貴主義在中國的種種態勢，倒更像是美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投影。在一個市場社會，資本的控製者一定也會是政治權力的控製者，這就是中國麵臨的最大問題。
在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陰影中，如果中國的金融係統不幸的被全球經濟一體化，那麽中國肯定已經不會是現在的中國。逃過了一劫的國人，和當代中國藝術是不是應該讚美中國新自由主義精英們的寬宏大量和手下留情？
“中國問題”終於越來越像“美國問題”。當今的中國已經是世界資本主義最富活力的市場。市場化過程中的國有、民間和外來資本的關係，新生的階層關係，官商關係，農民與城市關係，所有這些社會關係都應該置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特別是市場關係中來觀察。
自 由主義的理論大師馬克斯·韋 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將導致人對人的統治製度，甚至斷言沒有任何方式可以消除人民的社會主義的信念和社會主義的希望。而“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 由於在民間仍然存在的，境外和體製中代言的強大的資本主義自由化勢力，中國的社會主義同樣采取了國家的壓製政策，中國人處於雙重壓製之中，所以會時時的覺 得喘不過氣來。
關於“邊緣”和“主流”
如果說當代藝術應以邊緣的角色，作為與中心衝突的形式而存在。個體與體製的對抗是當代藝術所具有的自覺責任。那麽就讓當代藝術在全球化的今天進入全球視野。事實是跨國壟斷資本扶植的新自由主義一統了天下，社會主義思潮作為被壓製的對象全部都存在於社會的邊緣。聯係到1989年到1992年間中國和東歐發生的一係列政治事件，不難想像，在全球化的語境中，處於邊緣的，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中國無疑是新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敵人和對手，是東西對抗的最後一道屏障。作為 160;“後 冷戰” 時代的意識形態對抗，經濟領域，文化、藝術領域自然成為了最重要的陣地。正是在這種鏡內外新自由主義的巨大壓力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領域，文化、 藝 術領域全麵退守，幾乎潰不成軍。中國的社會主義體製存在於體製內外的資本利益集團，新自由主義精英和思潮的層層包圍之中。從中國當代藝術院掛牌成立的一片 討伐聲中，就已經很難想像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在中國，或者在中國的當代藝術中還處於“主流”地位。 這就是所謂“世界向左，中國向右”，“社會主義左翼不敢在社會主義中國發聲”的奇怪現象。
如 果說一個自由主義精英反社會主義體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一個被資本家壓迫的憤怒的被雇傭者，不明所以的，跟著自由主義精英反社會主義，會不會是反錯了 對象？有一點必須明確和不能否認的是，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新自由主義代表著資本主義，尤其是壟斷資本主義利益。而市場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是要維持社會的 公平公正，是代表下層社會的力量。
盡 管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很好的解釋我們麵對的這些如此複雜而又相互矛盾的問題，但重要的是應將中國的問題置於全球視野中去考量。 社會主義曆史中的一些實踐已經成為過去，但曆史沒有終結。現在可以看到的是，曾經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義在大洋彼岸的火光正在逐漸的暗淡下去，曆史的潮流正 在向左側移動，中國的現代時期仍在延續。這些都是社會批判思想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的動力。
關於“中國當代藝術”
思想的土地，並非一係列原理，而是一些不需要答案的問題，一些永遠“成問題”的問題。哲學問題是無解的，所以才有魅力，所以能夠把思想喚醒，能夠使一切事情“變熟為生” (defamilarization)。正如哲學把問題變熟為生而防止思想麻木，藝術把事物變熟為生是要防止感覺遲鈍。
藝術不是為了給出答案，而是試圖改變問題。拒絕答案可以防止思想變成僵化的知識，這樣的思想才是活的。隻有當思想是活的，社會的生活才是活的。
思想必定是 “還在路上”，人類的生活不能完全的被理性和邏輯化，因此思想必定不能失去對自身的反省，但是它的傳播和社會化過程恰恰就是思想失去反思性的過程。喪失反思品格的思想容易墮落為一種抽象原則。而其無限製的傳布會對社會產生危害。
當代中國思想界放棄對資本活動過程的分析，放棄對市場、社會和國家的相互滲透又相互衝突的關係的研究。而僅僅將人的視野引導，束縛在抽象的虛偽的道德層麵，這是一種值得可疑的現象。
中 國當代藝術是否有必要強調政治性？答案是肯定的。唯有在政治基礎上形成的藝術觀念與實踐，藝術才被賦予當代的色彩與知識性。它表明了藝術家個體的獨立思 考，以及對所有事物的個人判斷。當代藝術必須以某種方式介入社會，在觀念的層麵上對社會公共領域各式各樣的問題展開討論。相對的個體經驗，自覺的意識與開 放性思維，認識自身的位置，從而形成個體的當代文化藝術政治觀。從這一觀點來看， 當代藝術的前衛性的重心不再是藝術語言的不斷革命，當代藝術的特征，一是以藝術手段表現自己的獨特性，不受任何思潮的控製；從不斷地自我否定和變構中獲得 活力。另一方麵是與既成規範和趣味的對立，以富於想像力的藝術思維和行動表達對於現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所以，中國當代藝術是一種具公民意識的當代藝 術。
關於“中國當代藝術”的話語權
如果說近二十年來，國際當代藝壇出現了兩股新生勢力，一是九十年代英國YBA（Young British Artists）的崛起，另一個就是2003年以後中國當代藝術的高歌猛進。達明·赫斯特（1989年大學畢業，YBA的代表人物）一個人一年多時間做的作品就賣了2億美金，大致相當於同等時間內中國當代一線藝術家作品銷售額的總和，再乘上三倍。同樣可以比較的是從 2005年開始，中國的經濟總量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如果單純以市場評估，難道說達明·赫斯特比中國所有藝術家加起來還高明。
當 代藝術的估值體係不僅關乎藝術，也關乎世界政治，更和國家的整體實力相關，和中國消費品地位亦有關聯。若中國藝術品無地位，其他中國商品亦難獲承認。一個 國家的文化藝術不得到真正的承認，由此而附生的品牌價值也很難得到體現。當代藝術是一國一族價值觀在物質層麵的指向，是當代中國的臉麵。中國當代藝術以 “中國的姿態”進入國際舞台應該是中國當代藝術院掛牌的宗旨所在。
中國當代藝術是反映當代社會的中國藝術，問題是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牢牢掌控著話語權，中國的當代藝術始終隻有被選擇，被利用的權利。在這種不平等的對話中，如何從文化意義上使“中國話題轉化成國際話題”。中國藝術家如何建構、擁有自身的文化身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由此，中國的當代文化藝術若想追趕和超越其他文化，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價值體係， 如 “價值觀”這樣根本性的問題，就必須格外謹慎，清楚明白地加以界定和討論。為中國的前衛藝術找到一種新的價值尺度，並賦予其本土文化的當代內涵是重要的。
當代藝術所要麵對無疑是整個後資本主義時代，而這個急需改造對象顯得越來越模糊，它不再具有明確的國族界限。因此當代藝術不僅要拋棄舊的思維，更需要一種突破性的創造力。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有其曆史意義，但在人類發展不可避免的文化思想的爭鬥中，中國當代藝術的崛起真正需要和依靠的，還是在於民間力量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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