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城進工廠那年也就17歲左右，屬於“吃不夠，睡不透”的年齡段。 文革期間， 工廠生產並不停滯，相反的，“抓革命，促生產”卻搞得火熱，所以生產班次反還要三班倒，連軸轉。這三班倒是指上班的班次每隔一個禮拜倒一次，依次為早班，中班和夜班。三個班次倒下來您的生物鍾不亂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各地到處跑的飛人們對時差都很發怵，我那會兒卻整年整年地要經曆和對付倒班帶來的“時差反應”。
上過三班倒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中班最好， 夜班湊合， 最難受的是早班。原因是 早班早上5-6點鍾就得上班， 這樣住得離廠遠的真有早上3-4點鍾就得起床的。如果是冬天，窗外漆黑， 北風呼嘯，加上時間太早，一般人很難從溫暖的被窩裏爬出來上班去。 我記得有一回冬天上早班我起晚了，匆忙中起床穿上衣服，再胡亂用冰水洗漱一下，就騎著自行車上了路。由於起得早，腦袋暈暈乎乎，再 加上天黑，我騎著車黑咕隆咚地在一個拐角處撞上了一位遛早的人， 大概自行車正撞在那個人的懷裏， 隻聽見他大叫一聲“哎呦喂”，我也委實不敢停車，緊蹬了幾步便逃之夭夭。後來想起來，覺著不大會把那個人怎麽地，頂多是把他撞得坐在了地上，因為我的車速度並不算快， 嗬嗬。
前邊兒說，上夜班也比上早班強，因為上夜班把定額幹完了可以在車間裏找地方咪上一會兒，這是其他班次不允許的。我下了夜班一定要去廠裏澡堂子洗個熱水澡，在“雞還未叫湯先熱”的池子裏泡一下很解乏。洗完澡後出了澡堂子，隆冬的北京清晨溫度還在零下20來度，讓西北風吹一下，濕漉漉的頭發立馬會結成一根根的冰棍兒，用手撅起來發脆，發響，很有意思。。。。。。。下早班坐公共汽車回家時，我往往用大衣把自己裹起來往椅背上一靠，再數著車窗外馬路邊掠過的昏黃的路燈，一會兒就迷糊了。等醒過來一看，天已大亮，車早就沿著線路的反方向又開了回來，差不多又快回到了廠門口。那時售票員坐在售票台上見我醒了會說，“醒了你？下夜班的吧？見你睡的香，沒忍心叫醒你”。我則會感激地對她點點頭。。。。。。。。
文革的時候青工進廠得進行“革命傳統和階級教育”，廠裏先後組織我們這撥子人去過天津的“三條石”（見我的博客帖子《天津， 狗不理， 南市街， 及鴨油包。。。。。。》鏈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php?blogID=27815）和北京大興縣的大白樓村。大白樓村是原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大白樓生產大隊所在地，由於過去有一座地主住的白樓而得名。這裏又因出現過一位京郊農業合作化時期的風雲人物王國福而出名。王國福係長工出身，農業合作化開始時帶領兩戶貧農用人拉犁，小驢套車，組織起全鄉第一個互助組，王任組長。他後來當了基層幹部後還同社員一起勞動，治堿治硝，治理糧田。王國福所在在的村子31戶中有30戶由他操心蓋上了新房，而他自己仍然住著解放前給地主扛活時住的“長工屋”。王1969年8月因病去逝。70年代初《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大報紙均以顯著位置登載報導了其事跡的長篇通訊，其事跡還被選入北京市的小學生課本。後來作家浩然以他為原型，創作出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不久還被搬上銀幕。除此外，當時大興縣業餘文藝宣傳隊的幾位姑娘在電台和電視台上播唱的單弦聯唱《鐵打的骨頭舉紅旗的人 – 歌唱王國福》開頭一句：“王國福，家住在大白樓， 。。。。。。。。”相信不少人今天還有印象。這個單弦聯唱聽說還受過曲藝名家馬增慧女士的指點，所以其藝術水準也應是不低的。其實王國福也好，後來 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嚴宏昌，以及江蘇江陰華西村的吳仁寶也罷， 在我看來，都是中國農村的好村官，都是在不同曆史階段中國幾億農民在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革時期的好帶頭人，是值得人們永遠尊重的。。。。。。。。。
1976年文革結束了，轉年又恢複了高考，期間不少人到處借材料，找人聽輔導， 有的索性連班也不上了，“躲進小樓成一統”複習功課。我倒沒那麽忙乎，隻回母校借了幾本高中教材在工餘的時候自學了一段時間（我沒有上過高中），然後按日子上了考場。我記得那年考語文，政治，數學，化學，物理和外語六門，其它幾門考些什麽都忘了，隻記得語文是一篇作文，命題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後來有一天我正在機床上幹活，工段長來叫我，讓我到廠教育科去一趟，我到了教育科後見人頭攥動，全是高考看榜的人，大夥都在伸著脖子看教育科門外牆上貼出的一張紅紙，上麵寫著本廠高考錄取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完）。
上過三班倒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中班最好， 夜班湊合， 最難受的是早班。原因是 早班早上5-6點鍾就得上班， 這樣住得離廠遠的真有早上3-4點鍾就得起床的。如果是冬天，窗外漆黑， 北風呼嘯，加上時間太早，一般人很難從溫暖的被窩裏爬出來上班去。 我記得有一回冬天上早班我起晚了，匆忙中起床穿上衣服，再胡亂用冰水洗漱一下，就騎著自行車上了路。由於起得早，腦袋暈暈乎乎，再 加上天黑，我騎著車黑咕隆咚地在一個拐角處撞上了一位遛早的人， 大概自行車正撞在那個人的懷裏， 隻聽見他大叫一聲“哎呦喂”，我也委實不敢停車，緊蹬了幾步便逃之夭夭。後來想起來，覺著不大會把那個人怎麽地，頂多是把他撞得坐在了地上，因為我的車速度並不算快， 嗬嗬。
前邊兒說，上夜班也比上早班強，因為上夜班把定額幹完了可以在車間裏找地方咪上一會兒，這是其他班次不允許的。我下了夜班一定要去廠裏澡堂子洗個熱水澡，在“雞還未叫湯先熱”的池子裏泡一下很解乏。洗完澡後出了澡堂子，隆冬的北京清晨溫度還在零下20來度，讓西北風吹一下，濕漉漉的頭發立馬會結成一根根的冰棍兒，用手撅起來發脆，發響，很有意思。。。。。。。下早班坐公共汽車回家時，我往往用大衣把自己裹起來往椅背上一靠，再數著車窗外馬路邊掠過的昏黃的路燈，一會兒就迷糊了。等醒過來一看，天已大亮，車早就沿著線路的反方向又開了回來，差不多又快回到了廠門口。那時售票員坐在售票台上見我醒了會說，“醒了你？下夜班的吧？見你睡的香，沒忍心叫醒你”。我則會感激地對她點點頭。。。。。。。。
文革的時候青工進廠得進行“革命傳統和階級教育”，廠裏先後組織我們這撥子人去過天津的“三條石”（見我的博客帖子《天津， 狗不理， 南市街， 及鴨油包。。。。。。》鏈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php?blogID=27815）和北京大興縣的大白樓村。大白樓村是原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大白樓生產大隊所在地，由於過去有一座地主住的白樓而得名。這裏又因出現過一位京郊農業合作化時期的風雲人物王國福而出名。王國福係長工出身，農業合作化開始時帶領兩戶貧農用人拉犁，小驢套車，組織起全鄉第一個互助組，王任組長。他後來當了基層幹部後還同社員一起勞動，治堿治硝，治理糧田。王國福所在在的村子31戶中有30戶由他操心蓋上了新房，而他自己仍然住著解放前給地主扛活時住的“長工屋”。王1969年8月因病去逝。70年代初《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大報紙均以顯著位置登載報導了其事跡的長篇通訊，其事跡還被選入北京市的小學生課本。後來作家浩然以他為原型，創作出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不久還被搬上銀幕。除此外，當時大興縣業餘文藝宣傳隊的幾位姑娘在電台和電視台上播唱的單弦聯唱《鐵打的骨頭舉紅旗的人 – 歌唱王國福》開頭一句：“王國福，家住在大白樓， 。。。。。。。。”相信不少人今天還有印象。這個單弦聯唱聽說還受過曲藝名家馬增慧女士的指點，所以其藝術水準也應是不低的。其實王國福也好，後來 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嚴宏昌，以及江蘇江陰華西村的吳仁寶也罷， 在我看來，都是中國農村的好村官，都是在不同曆史階段中國幾億農民在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革時期的好帶頭人，是值得人們永遠尊重的。。。。。。。。。
1976年文革結束了，轉年又恢複了高考，期間不少人到處借材料，找人聽輔導， 有的索性連班也不上了，“躲進小樓成一統”複習功課。我倒沒那麽忙乎，隻回母校借了幾本高中教材在工餘的時候自學了一段時間（我沒有上過高中），然後按日子上了考場。我記得那年考語文，政治，數學，化學，物理和外語六門，其它幾門考些什麽都忘了，隻記得語文是一篇作文，命題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後來有一天我正在機床上幹活，工段長來叫我，讓我到廠教育科去一趟，我到了教育科後見人頭攥動，全是高考看榜的人，大夥都在伸著脖子看教育科門外牆上貼出的一張紅紙，上麵寫著本廠高考錄取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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