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買到白謙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已經是二〇〇六年七月的第二印了，首印是此前三個月出版的。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一本關於中國書法的書，卻講述出了如此深沉的精神困境和如此堅韌的人格追求。讀過一遍。不久，再讀一遍。時隔三年，最近遷進新居書都不在手邊，為了看第三遍，特意又從網上買了一本，發現這已經是二〇〇九年一月的第四次印刷本。捧讀再三，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傅山和他的文友們深深地打動。隔著曆史的長河，還是無比鮮明地看到他們悲絕而又困頓的羞恥心。在此之前，我還沒有被一個人的羞恥心如此強烈地打動過。
十七世紀中葉，中國極富戲劇性地經曆了明清之間的改朝換代。史學家們把那叫做明清鼎革。就在這個曆史現實鼎革的當口上，中國的讀書人，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卻也同時在宣紙上完成了一次審美鼎革，完成了從帖學傳統向碑學傳統的深刻轉向。白謙慎先生在這本書的導言中說：“在十七世紀，隨著一些書法家取法古拙質樸的古代無名氏金石銘文，書法品味發生了重要變化。新的藝術品味在十八世紀發展成碑學傳統，帖學的一統天下不複存在。在過去三百年中，碑學對中國書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對中國書法史的重要性，相當於印象派繪畫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地位。”按說，紙麵上的筆走龍蛇，純屬書法家的個人風格和愛好選擇，可是當這種個人選擇變成為對於什麽叫美的重新定位時，當這種重新定位最終改變了幾百年的審美觀，最終成為人們談論美、成為講究品位的標準時，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所謂明朝、清朝的朝代之爭，所謂改朝換代的山崩地裂，都因為時間變得無足輕重，可人們對美的選擇和品位卻顯得深沉而又悠長。難能可貴的是，白謙慎先生自己就是書法家，當他精細入微、絲絲入扣地為我們講述精妙絕倫的筆墨之美的同時，卻也為我們更清楚地講述了，這美是如何在曆史的困境中步步為營地煎熬出來的，卻也讓我們感慨萬千地看到了，從精神傷口中流淌出來的鮮血，從凡俗生活中萌發出來的渴望，是怎樣一點一滴地滋養了美的讚歎和堅持。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經過多年的征戰、較量之後，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農民軍終於攻陷北京。生死存亡之際，火光衝天、禁軍四散，隻有貼身的太監煌煌不安跟隨在側，在位十七年，所謂天時、命運、機會、人事一切皆錯的崇禎皇帝，終於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抉擇——在煤山自縊而亡以身殉國。隨即，清軍以討伐李自成亂黨為名進軍關內，以疾風暴雨之勢占領北京，摧垮南明，橫掃宇內，改換國號。轉瞬之間山河變色、換了人間。可是，改朝換代之際，掛在煤山槐樹上的那具皇帝屍體，對遺民們，尤其對那些以前朝遺民自居的讀書人，無疑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劇痛和煎熬——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儒家倫理的最高道德，大變之際不能忠軍殉國，活下來就是苟活，活著就是恥辱，何況逼在眼前的是君王以身殉國。殘酷的現實再一次證明，道德不是寫在紙上、掛在嘴邊的巧言，道德從來都是義無反顧的行為。掛在煤山槐樹上的那具屍體對所有遺民都是一個錐心刺骨的質問，那是隻要一息尚存就無法躲避的羞恥。傅山和他同時代的許多讀書人終其一生，都不能從這樣的羞恥感中自拔。
一六四五年六月，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右侍郎袁繼鹹被清軍俘虜，袁是傅山在三立書院時的老師。崇禎年間袁繼鹹曾經被人誣陷下獄，傅山變賣家產率領山西學子赴京請願，使得蒙冤入獄的袁繼鹹無罪獲釋，此事曾經轟動一時。被俘後的袁繼鹹堅決不降，拒不仕清，領刑被殺之前曾經托人帶信給傅山，生離死別之際袁繼鹹念茲在茲的就是生死難忘的羞恥心：“晉士門下知我者甚深，不遠蓋棺，斷不敢負門下之知，使異日羞稱袁繼鹹為友生也。”
一六五五年七月為“朱衣道人案”入獄一年的傅山獲釋出獄，出獄後的傅山在詩作中反複慨歎自己的羞愧：“病還山寺可，生出獄門羞。”“有頭朝老母，無麵對神州。”“死之有遺恨，不死亦羞澀。”
正是意識到了這種內心深處的情感拒絕和精神反抗，出於安撫籠絡漢人知識精英的目的，才有了康熙皇帝著名的博學鴻儒特科考試。各地舉薦了一百八十多位“博學鴻儒”，幾乎把大江南北的漢人精英一網打盡。顧炎武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薦舉後，再三致信相關官員，斷然以死相拒，才得以幸免。傅山無法拒絕地方官的懇請，隻好坐了他們提供的驢車去往北京，但是卻停在城外的一所荒寺中稱病不起，拒絕入城。事後返鄉之際，傅山向前來送行的人釋然道：“此去脫然無累矣！”慶幸之情溢於言表。傅山所慶幸的不是別的，而是從此往後，自己的羞恥心不必再被別人公然踐踏。和傅山同樣被迫參加考試的王弘撰在得知自己落選放歸後，欣喜萬分： “餘今歸去，寧敢言高，庶幾得免‘無恥’二字焉。”
但是，傅山的內心要複雜得多，孤獨和悲涼是遺民們無藥可醫的心病。因為在自己拒絕的同時，他也親眼看到了趨之若鶩的芸芸眾生。出於人情和常識，他知道自己無法阻攔別人，也沒有權力和能力阻攔別人的趨之若鶩。
傅山曾經為一位山西文友的父親寫傳，在盛讚了老先生的高風亮節之後，他無比心痛地感慨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丁醜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來，孝義張公元輔舉義死城頭外，出處之際，為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 這是在說崇禎十年，山西有十九人金榜題名中了進士，可改朝換代之際，十九位進士裏“為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可見，“養廉恥者”所要麵對的趨之若鶩的芸芸眾生多如恒河沙數。
拒不仕清，是明遺民們的政治和道德抉擇。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連拒絕者自己也看清了這種拒絕對時局、對統治者都已經變得無足輕重，於是他們從拒絕出仕，轉而為追求承擔文化正統的代言人。在書法上的回到源頭，讓審美品味追溯古人，師法前朝，就成為他們深邃的精神寄托。傅山的摯友顧炎武對亡國和亡天下的辨析，也正是這樣一種深刻的精神寄托，所謂“保天下者，匹夫之賤 與有責焉耳矣！”這個不可以亡的“天下”，正是安放遺民羞恥心的天堂。
背負著這樣的羞恥，他們走上了自己崎嶇荒蕪的碑學之路。在荒山野嶺、斷壁殘垣之間孜孜尋訪，在斑駁陸離的碑刻銘文中反複印證，在宣紙上千遍萬遍地臨摹書寫，於是，在不可磨滅的亡國之恥，和不可剝奪的文化正統尊嚴的撕扯之下，在為千百年前的無名氏命名的豪邁壯舉中，他們確立了自信，也確立了新的審美尺度。而最終，這種確立讓羞恥心超越了曆史，也超越了儒家的忠孝之道，成為一種良知的身份標記，成為一種不可剝奪的君子之誌。
當年，傅山擲地有聲的新書法宣言：“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如今早已變成了人人皆知的口頭禪，可很少有人知道，這簡潔有力直逼人心的四寧四毋，是從什麽樣的精神困境中一點一滴地煎熬出來的。
我之所以被傅山的羞恥心再三打動，之所以在《傅山的世界》裏流連忘返，實在是覺得傅山和他的文友們就像一麵曆史的鏡子，從這麵鏡子裏我看到我們這個權力和金錢雙重專製的現實世界裏，精神侏儒症早已是普遍的流行病。香港詩人黃燦然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話：中國大陸的知識精英們太善於在嚴酷的環境下讓自己舒服起來。誠哉斯言！搖著尾巴做人已經是今天的聖經。
一切好像是命裏注定的。生遭明清鼎革之變的傅山，在飽嚐了亡國之恨、遺民之辱的曆史折磨後，又經曆了個人命運的一連串的打擊：他二十六歲喪妻，自此孤身一人沒有再婚。傅山的長兄傅庚早逝，留下四歲的孤兒傅仁，傅山代兄撫孤視如親生骨肉，叔侄感情極深，可是傅仁卻在三十六歲英年早逝。最令人不堪的是，就在傅山去世的前一年，兒子傅眉五十七歲早逝，七十七歲風燭殘年的傅山又經曆了喪子之痛，肝腸寸斷的老人悲絕難忍，作《哭子詩》十六首，哭忠，哭孝，哭賦，哭詩，哭文，哭誌，哭字，哭畫，哀哀不已。
一六八五年初，自知不久於人世的傅山在臨終前寫下了《辭世帖》：終年負贅懸疣，今乃決癰潰疽，真返自然。禮不我設，一切俗事謝絕不行，此吾家《莊》、《列》教也，不訃不吊。
這是傅山先生的絕筆。
一個曠世的天才，一個狂放不羈的書法家，一個獨具慧眼的淵博學者，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者，一個滿懷羞恥而又傲視天下的遺民，終於“真返自然”。一個終其一生在對筆墨之美的追求中顛沛流離的生命，終於可以回到永恒的安詳和清靜之中。
“禮不我設”，“不訃不吊”，“一切俗事謝絕不行”。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閏六月十九日，出生於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一個書香世家的傅山，客居人世七十八載，於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正月（或二月）按他的心願返歸自然，把詩文和墨跡留在人間。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於草莽
Bai Qianshen: Fu Shan's world :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一部非常精彩的十七世紀中國藝術史著作，曾做過詳盡的讀書筆記。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白先生對“支離”(deformation or fragmentation)這個詞的獨到運用，既描繪了傅山書法藝術的精髓，又概括了明遺民的精神困頓。甚至可以說，那個特殊時代中國知識分子麵臨的文化困頓。
傅山的文化遺產沒有被湮沒，白先生的藝術鑒賞力也沒有被湮沒。因為，好的東西不會被湮沒。
每每看到文學城裏的寫手們大言不慚地一筆抹煞中國的文化傳統時，我會想起那句話：無知者無畏。
願中國的教育，早日走出製造這種無知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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