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深度報道]
時代鬥士論引爭議：從魯迅到李敖
國際先驅導報
在中小學即將秋季開學前夕，很多人發現，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語文教材中，魯迅的作品明顯減少，《藥》、《為了忘卻的紀念》不見了，保留下來的隻有《拿來主義》等3篇。與此同時，另外一個“鬥士”李敖也陷入話語漩渦。上海一家報紙的標題火藥味十足：《千刀萬剮話李敖：從鬥士到小醜》。
如果說從魯迅到李敖，“鬥士”由一種呐喊的苦痛淪為小醜的姿態，那麽由李敖到今天日趨沉默的知識分子，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疑惑：當知識分子連呐喊的姿態都一並省略時，這個時代是否還需要“鬥士”？
“速朽”的魯迅
事實上，此次教科書風波也許正應了80多年前魯迅的期望。
“他曾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擊的現實都能夠速朽。”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這樣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上世紀二十年代，最早知道自己的作品要被收錄進語文課本的時候，魯迅非常痛苦，他反對說：“我的文章是有毒的，不要放到教材裏。”
很顯然，魯迅願望中的“速朽”有個前提，那就是，這個社會變得足夠美好，美好到不需批判。
如今，魯迅的部分作品被拿出教材，卻並不意味著這個社會已經足夠美好。
錢理群用“悲劇”來形容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教材中的“被淡化”，這位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研究魯迅的人文學者認為，魯迅在中國，應當成為與莎士比亞、歌德享有同等待遇的人物。
“今天的時代，假的虛偽的東西太多，需要魯迅這樣的人來直麵。魯迅就如濕地，在幹燥少雨風沙中讓我們呼吸順暢。”孫鬱如此形容魯迅對於當今時代的巨大精神作用。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被時代迫切需要的人，現在卻正被漸漸放棄。當魯迅成為中小學校園裏的“三怕”之一時（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畫家陳丹青所形容的“好玩”幾乎成了與魯迅距離最遙遠的詞匯。
“小醜”李敖
8月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於台北專訪李敖。記者問起身後之事，李敖玩世不恭：“遺體我會捐給台灣大學醫院，千刀萬剮。”隨後，上海《東方早報》刊出評論，“李敖是舊時代的終結者，卻不是新時代的開創者……他是專製時代最無畏的鬥士，卻是民主時代最普通的小醜。”作者羽戈對李敖個人進行的是“公正”到近乎苛刻的評判。
有人說，魯迅永遠立於任何體製之外，而李敖則永遠立於體製對麵。魯迅的批評對象不止於政治，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和滲入人心的文化傳統。而李敖則屬於另一種情況：他在不大可能遭到當局迫害的情況下而作激烈狀的批評甚至謾罵，近乎嘩眾取寵。而在內地多數研究魯迅的學者眼裏，盡管“鬥士”一詞在魯迅與李敖身上皆有延續，但是，與前者死於所愛的耶穌形象相比，李敖的小醜論並非妄言。
羽戈在文章中還探討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鬥士？“他們（李敖與韓寒）對社會之惡的批判從來都是不遺餘力，同時他們的生活卻極其舒適安樂……”這一觀點引來的是當代知識分子更為激烈的反駁，“為什麽要清貧悲愴？連自己都照顧不好的人，怎麽指望他能兼濟天下？”資深時事評論員熊培雲反問。
沉默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公開場合，錢理群不止一次說到魯迅身上最為珍貴的品質，三個“拒絕收編”——“拒絕被體製收編，拒絕被拿來的文化係統收編，拒絕收編任何人”。而這樣的獨立精神，在如今大多數甚為“活躍”的知識分子身上，早已消失殆盡。
實際上，這個社會並非沒有真正致力於推動進步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們不願被人們稱為“鬥士”。“因為在今天鬥士是一個姿態性超過思想性的詞語，在這個時代，人們習慣於嘲諷英雄和蔑視一切。”《生活》雜誌聯合發行人許知遠認為，如今整個社會都不提倡思想而倡導放縱和享樂，進而導致人們抗拒魯迅與英雄鬥士的存在。
“過去20年是輕飄飄的20年。”許知遠說，蘇聯解體後，意識形態的紛爭終結、烏托邦情結消散，人類再沒有遇到能影響自身存亡的重大事件，沒有能引發人類深刻思考的重大課題，知識分子也越來越沉默，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日趨下降，“這是全球性問題，但我相信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會回潮。”
觸摸時代的聲帶
在豆瓣網上，魯迅小組的成員們以一種頗為嚴肅的態度抗衡輕慢的現代閱讀，他們喜歡就某個詞句進行毫不留情麵地爭辯，但在這句話麵前保持一致，“愛魯迅的，怕多是默然前行的人”。
巧合的是，采訪中找到錢理群教授，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接受媒體采訪並且以此為理由拒絕了記者。後來的交談中，他說，之所以拒絕采訪，是因為有些話說了太多遍，但仍然有同樣的問題在提出。事實上，這是當今知識分子們所麵臨的困境中最為普遍的一種。
正如我們試圖去觸摸一個真實的、可以尊崇也可以辯駁的魯迅，我們在期盼的，同樣是一個具有飽滿時代價值的 “鬥士”。也許，今天的知識分子所應該思考的是，在原本稀缺的思想資源裏，究竟怎樣才能使得富足的鬥士與苦難的英雄攜手並肩，溫和的胡適與犀利的魯迅並行不悖？摒棄曆史語法，回到當下語境，無論鬥士、批判者還是溫和的知識分子，如何能夠在捍衛法治精神、堅持自由原則的基礎上，各興主張？
錢理群曾發表的《當代中學生和魯迅》則帶來某種更為年輕的希望，“如果看了這篇文章，你會很吃驚，因為當代中學生對魯迅的了解，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他們懂得魯迅，這就有希望。”
時代鬥士論引爭議：從魯迅到李敖
國際先驅導報
在中小學即將秋季開學前夕，很多人發現，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語文教材中，魯迅的作品明顯減少，《藥》、《為了忘卻的紀念》不見了，保留下來的隻有《拿來主義》等3篇。與此同時，另外一個“鬥士”李敖也陷入話語漩渦。上海一家報紙的標題火藥味十足：《千刀萬剮話李敖：從鬥士到小醜》。
如果說從魯迅到李敖，“鬥士”由一種呐喊的苦痛淪為小醜的姿態，那麽由李敖到今天日趨沉默的知識分子，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疑惑：當知識分子連呐喊的姿態都一並省略時，這個時代是否還需要“鬥士”？
“速朽”的魯迅
事實上，此次教科書風波也許正應了80多年前魯迅的期望。
“他曾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擊的現實都能夠速朽。”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這樣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上世紀二十年代，最早知道自己的作品要被收錄進語文課本的時候，魯迅非常痛苦，他反對說：“我的文章是有毒的，不要放到教材裏。”
很顯然，魯迅願望中的“速朽”有個前提，那就是，這個社會變得足夠美好，美好到不需批判。
如今，魯迅的部分作品被拿出教材，卻並不意味著這個社會已經足夠美好。
錢理群用“悲劇”來形容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教材中的“被淡化”，這位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研究魯迅的人文學者認為，魯迅在中國，應當成為與莎士比亞、歌德享有同等待遇的人物。
“今天的時代，假的虛偽的東西太多，需要魯迅這樣的人來直麵。魯迅就如濕地，在幹燥少雨風沙中讓我們呼吸順暢。”孫鬱如此形容魯迅對於當今時代的巨大精神作用。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被時代迫切需要的人，現在卻正被漸漸放棄。當魯迅成為中小學校園裏的“三怕”之一時（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畫家陳丹青所形容的“好玩”幾乎成了與魯迅距離最遙遠的詞匯。
“小醜”李敖
8月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於台北專訪李敖。記者問起身後之事，李敖玩世不恭：“遺體我會捐給台灣大學醫院，千刀萬剮。”隨後，上海《東方早報》刊出評論，“李敖是舊時代的終結者，卻不是新時代的開創者……他是專製時代最無畏的鬥士，卻是民主時代最普通的小醜。”作者羽戈對李敖個人進行的是“公正”到近乎苛刻的評判。
有人說，魯迅永遠立於任何體製之外，而李敖則永遠立於體製對麵。魯迅的批評對象不止於政治，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和滲入人心的文化傳統。而李敖則屬於另一種情況：他在不大可能遭到當局迫害的情況下而作激烈狀的批評甚至謾罵，近乎嘩眾取寵。而在內地多數研究魯迅的學者眼裏，盡管“鬥士”一詞在魯迅與李敖身上皆有延續，但是，與前者死於所愛的耶穌形象相比，李敖的小醜論並非妄言。
羽戈在文章中還探討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鬥士？“他們（李敖與韓寒）對社會之惡的批判從來都是不遺餘力，同時他們的生活卻極其舒適安樂……”這一觀點引來的是當代知識分子更為激烈的反駁，“為什麽要清貧悲愴？連自己都照顧不好的人，怎麽指望他能兼濟天下？”資深時事評論員熊培雲反問。
沉默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公開場合，錢理群不止一次說到魯迅身上最為珍貴的品質，三個“拒絕收編”——“拒絕被體製收編，拒絕被拿來的文化係統收編，拒絕收編任何人”。而這樣的獨立精神，在如今大多數甚為“活躍”的知識分子身上，早已消失殆盡。
實際上，這個社會並非沒有真正致力於推動進步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們不願被人們稱為“鬥士”。“因為在今天鬥士是一個姿態性超過思想性的詞語，在這個時代，人們習慣於嘲諷英雄和蔑視一切。”《生活》雜誌聯合發行人許知遠認為，如今整個社會都不提倡思想而倡導放縱和享樂，進而導致人們抗拒魯迅與英雄鬥士的存在。
“過去20年是輕飄飄的20年。”許知遠說，蘇聯解體後，意識形態的紛爭終結、烏托邦情結消散，人類再沒有遇到能影響自身存亡的重大事件，沒有能引發人類深刻思考的重大課題，知識分子也越來越沉默，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日趨下降，“這是全球性問題，但我相信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會回潮。”
觸摸時代的聲帶
在豆瓣網上，魯迅小組的成員們以一種頗為嚴肅的態度抗衡輕慢的現代閱讀，他們喜歡就某個詞句進行毫不留情麵地爭辯，但在這句話麵前保持一致，“愛魯迅的，怕多是默然前行的人”。
巧合的是，采訪中找到錢理群教授，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接受媒體采訪並且以此為理由拒絕了記者。後來的交談中，他說，之所以拒絕采訪，是因為有些話說了太多遍，但仍然有同樣的問題在提出。事實上，這是當今知識分子們所麵臨的困境中最為普遍的一種。
正如我們試圖去觸摸一個真實的、可以尊崇也可以辯駁的魯迅，我們在期盼的，同樣是一個具有飽滿時代價值的 “鬥士”。也許，今天的知識分子所應該思考的是，在原本稀缺的思想資源裏，究竟怎樣才能使得富足的鬥士與苦難的英雄攜手並肩，溫和的胡適與犀利的魯迅並行不悖？摒棄曆史語法，回到當下語境，無論鬥士、批判者還是溫和的知識分子，如何能夠在捍衛法治精神、堅持自由原則的基礎上，各興主張？
錢理群曾發表的《當代中學生和魯迅》則帶來某種更為年輕的希望，“如果看了這篇文章，你會很吃驚，因為當代中學生對魯迅的了解，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他們懂得魯迅，這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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